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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文郁:本性重建如何可能?——从康德对路德宗恩典概念的批评谈起

更新时间:2021-07-08 16:49:04
作者: 谢文郁 (进入专栏)  
直接指导我们进行判断选择,要求我们的判断选择遵循已经采纳的行为准则,因而对我们的实践生活有直接性。一种是隐藏在这些行为准则背后的道德法则,要求我们在采纳行为准则时必须无条件地遵守绝对命令,因而是一种间接的但却是具有终极性的要求。正常的道德生活便是遵守这个道德次序的。

  

   在康德看来,这个道德次序虽然是道德生活所要求的,但却在现实生活中不断地被破坏。这个破坏起于这两种动机的优先性次序混乱:“把出自道德法则的动机置于其他(非道德)动机之后。”出自道德的动机要求人在绝对命令中采纳与之相符的行为准则。这是道德秩序。但是,人在主观基础之上的自由运作可能没有坚持这个道德动机的优先性,反而突出了“非道德动机”的优先性。一旦没有把道德动机(服从绝对命令)放在优先地位,道德次序就被颠倒了。

  

   在该篇的“总附释”中,康德谈到了“自爱”这个概念,并认为:“自爱一旦被纳入我们所有准则的原则,就不折不扣地是一切恶的泉源。”[1](34-35)在康德那里,“自爱”在这个道德秩序颠倒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我们可以从“自欺”的角度来理解这个“自爱”,即,这个“颠倒”其实是一种“自欺”。在道德次序中,人在自由运作中采纳了一个行为准则;这个准则不过是一个人为的结果,是许多可能性中的一个。这个人为的结果对于当事人来说一旦成为喜爱对象,这便是“自爱”。但是,什么时候会出现自欺呢?当人钟爱于自己在许多可能性中所采纳的其中之一时,人就在自爱中高举它的优先性,从而陷入自欺。换句话说,当人执着于自己的现有行为准则时,人就陷入自欺。

  

   “自爱”“自欺”是一切恶的源泉。或者可以问,人在自欺中实践自己所采纳的行为准则为什么是恶呢?人在实践中是要进行判断选择的,因而必须设立一个行为准则作为判断选择的根据;行为准则是人在“人心”中通过自由运作而采纳的;因此,从实践的角度看,行为准则在规范人的行为时必须具有优先性。反过来说,如果行为准则不起作用,则理性的实践是无法进行的。在这个秩序中,遵守行为准则是理性实践活动必不可少的。

  

   康德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说:“虽然行为在律法上是善的(即合法的),但心灵所给出的却是在根上(就道德意念而言)败坏了的,人也就因此而被称作是恶的。”[1](15)“在律法上是善的”意思是,只要人采纳了一种行为准则,这个准则就有合法性,而遵守它就是善的。从实践活动的角度看,行为准则是拥有规范人的行为的作用的。人的行为越是符合所设立的行为准则,就越被认为是一个善举。在处理前两种恶时,这些被采纳的行为准则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问题在于,康德指出,当我们在“道德意念败坏”中运用这些行为准则时,即使所作所为都是合法的(接受准则的规范),但绝不能是善的。原因很简单,那是因为“道德意念”败坏了。这里的“道德意念”中的“意念”(Gesinnung,英译:disposition),可能译为或理解为“意向”为好;而所谓的败坏就是前面所分析的“颠倒”问题,即在实践上放弃了对道德法则的追求。因此,在道德次序颠倒的状态下,行为准则的优先性只能带来恶的行为。

  

   在略后的文字中,康德把这种状态(心灵败坏)和基督教的“罪”联系在一起来分析。他说:“以上所说,与《圣经》所使用的表象方式是完全一致的。……照《圣经》的说法,恶并不是从作为基础的趋恶倾向开始的。因为若不然,恶的开端就不是从自由产生的了,而是从罪(罪被理解为对作为上帝的诫命的道德法则的逾越)开始的。”[1](29)基督教的罪概念区分了人的两个生存出发点:上帝的旨意或诫命和人的败坏本性或人心。康德认为,在《圣经》中,正常的次序是:遵循上帝的旨意。逾越则是一种次序颠倒,即人把自己的心思置于上帝的旨意之上。对比“根本恶”概念,康德也区分了两个生存出发点:道德法则的优先性被颠倒了,让位于现有行为准则的优先性。因此,康德认为,罪所涉及的逾越问题和根本恶所涉及的颠倒问题,可以说是同一件事。

  

   关键是如何走出逾越问题和颠倒问题所带来的实践困境。简单而言,康德认为,我们这里遇到的问题可以称为“心灵改变”问题。在道德生活中,人心败坏就是人心把道德法则置于次要地位,搁置绝对命令,并在实践中仅仅执着于现有行为准则。因此,重建人心中的道德意向就是关键所在。

  

   对此,康德谈道:“在我们身上重建向善的原始禀赋,并不是获得一种丧失了的向善的动机;因为这种存在对于道德法则的敬重之中的动机,我们永远也不会丧失,要是会丧失的话,我们就永远不能重新获得它了。”[1](35)可以看到,重建人心的道德意向,在康德看来,是要回归到意志自身的自由运作中。原始禀赋指的是人的生存的全部可能性,包括三种类型:动物人性、一般人性和品格人性。这些可能性在意志活动中呈现为各种倾向而与人的实践活动发生关联。一般而言,就它们独立地进入实践活动而言,它们都是善的。但是,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它们通常不是独立地进入实践活动中的。人的实践活动是在理性判断中进行的,因而是有根有据的。这个根据就是人的本性(人心、主观根据)。因此,当人心败坏时,我们就不得不考察人心建构前的生存状态,以便找到一条改变人心的途径。

  

   我们知道,本性(人心、主观根据)的建构是意志在原始禀赋的基础上通过自由运作而毫无根据地进行的⑨。作为一种结构性存在,本性在一定结构中把所有的禀赋倾向结合为一个整体,于是,禀赋倾向只能在这个结构中起作用。显然,本性在结构上是多样的。有些结构突出了禀赋中的“敬重道德法则”倾向;有些结构则把优先性归于动物人性或一般人性中的各种倾向。所有的禀赋倾向都通过本性发挥作用。人心的败坏,表明道德敬畏感在人心中被其他倾向压制了。不过,康德指出,这个敬畏感作为原始禀赋是内在于人心的,不会丧失的。然而,在某些本性中,它在结构上被轻视了,其优先性被置于其他倾向之后。重建道德敬畏感的优先性就是走出道德次序颠倒困境的关键环节。康德称这个环节是“革命”,即对本性进行结构性的变革⑩。

  

   这场革命能否发生呢?我们或者可以追问:当人执着于自己的败坏本性时为何要回归到人心的重构状态?康德认为:“义务命令我们做这件事,而义务也仅仅命令我们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1](36)康德的义务概念中包含了一条:人有义务使自己过更好的生活(11)[1](33)。问题在于,当人执着于自己的败坏本性时,人往往会执着地认为,自己处于一种最好的状态。而且,即使回到本性重建状态,我们也可以追问:意志的自由运作能否建构一种使道德敬畏感具有优先性的本性?有没有可能重建后的本性把道德敬畏感置于更低的位置?为了推进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我想结合康德对基督教恩典概念的批评展开分析。

  

   二、信心与恩典的理论建构

  

   我们总结一下康德关于根本恶以及心灵改善的说法。人在实践中要过一种善的生活,因而道德生活是人的根本追求。人在实践中是在选择中进入未来的。选择这个动作也就是Willkur(任性、意志的执行者、选择者)的自由运作(在两个选项中选择其一)。选择是在判断的基础上进行的,即对面临的各种选项进行善恶判断,因此,人在实践中出现的善和恶都是由Willkur的自由运作造成的。判断是有根有据的、遵循准则的,而其最高根据是本性(人心、主观根据)。在人心败坏的情况下,人做出了错误的判断,导致错误的选择,从而造成恶的行为。这样的人生不符合道德生活。既然本性是判断的主观根据,要改变错误判断,就必须改变主观根据。本性是对禀赋倾向进行结构上的安排,因此,人心改变就是要改变本性的内在结构。考虑到本性是意志自身在原始禀赋基础上的自由运作所构成的,对本性进行革命就要回归到意志自身的自由运作中。简略来说,这个革命要做的事是:通过自由自身(Wille)的自由运作,重构本性,使得其中的道德敬畏感在新本性中占据优先地位,并通过意志执行者在新本性基础上的自由运作而采纳新的行为准则。

  

   在康德看来,把意志划分为Wille(意志自身)和Willkur(意志执行)乃是他的得意之作。正是这个划分使他拥有了分析人的道德生活的工具:一方面,这个划分使我们能够深入了解意志活动的实际运作(自由的运作机制);另一方面,它揭示了人作恶(作为事实)的内在机制,同时还展示了心灵改变的可能性和发展方向。在这个划分中,康德呈现了两个自由运作:在主观根据(人心和本性)上的自由运作导致了善和恶;在禀赋基础上的自由运作提供了心灵改变的可能性。这是一种在理性分析中的理论说明。他总结说: “他必须能够希望,凭借运用自己的力量来达到一条通向那里的、由在根本上改善了的意念[意向]为他指明了的道路。”[1](41)

  

   在这个说法中,康德强调,追求道德生活的人,“只有根据作为他自己所做出来的而能被归诸于他的东西,他才能被判定为道德上善的”[1](41)。在这个理论框架中,康德批评当时在德国的居主流地位的基督教恩典概念(即路德宗神学),认为基督教恩典概念排除了人为努力,无法说明恩典在人的道德生活中的作用,因而在理论上无法解释恩典和道德之间的关系。同时,在实践上,恩典概念和人的本性之完善过程是无关的,从而无法和人的道德生活结合起来,因此,恩典和人的实践生活是自相矛盾的。我们将展开对康德的这两点批判的分析。不过,在分析之前,我们需要对基督教的恩典概念简略地阐述一下。

  

   基督教的恩典概念最早出现在《约翰福音》。作为新约经典,《约翰福音》从真理的角度提出恩典问题,阐述了一种“恩典真理论”,认为希腊哲学的真理困境可以在恩典概念中找到出路(12)。奥古斯丁也是在真理问题上进入恩典概念的,并在恩典概念的基础上建立了恩典神学。在他看来,恩典就是耶稣基督;他来自神,并完全在众人面前彰显了神的荣耀。他分析,如果我们在自己的本性中有任何通向真理的渠道,那么,恩典就不是必需的,因为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渠道,而不是恩典,直接进入真理。换句话说,如果我们的本性已经完全败坏,从而完全堵塞了通过真理之路,那么,恩典就是我们和真理发生关系的唯一通道。在这里,“本性完全败坏”的意思是原罪。从一出生,我们的本性就是败坏的,因而是原罪。奥古斯丁是在恩典概念的基础上阐述原罪概念的。也就是说,就概念关系而言,并不是因为有原罪,所以需要恩典拯救;而是反过来,因为恩典在真理上的优先性,所以人的原罪是与生俱来的。在思想史上,奥古斯丁的神学被称为恩典神学。

  

   不过,恩典神学在人如何领受恩典这个问题上未能展开全面分析和讨论。奥古斯丁之后,思想史发展出两种思路来处理恩典的领受问题。一种是自然神学,认为我们可以通过理性来认识并领受恩典,比如,人可以通过理性来认识大自然及获得关于神的恩典的认识(13)。另一种是路德提出来的,认为恩典只能在信心中领受。路德为此把“唯独信心”和“唯独恩典”并列起来,认为恩典赐予信心,而有信心才能领受恩典㈣。我这里用“信心—恩典”的说法来指称路德的恩典概念,并以此为基础来分析康德的相关文字。

  

   康德对恩典概念的第一个批评是,恩典概念对于心灵改变这件事缺乏理论说明(15)。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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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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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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