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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湄:中国史学的“隐逸”书写——读《史记·伯夷列传》

更新时间:2021-07-07 12:48:47
作者: 江湄  
宋明的儒者史家赋予这样的人以非常重要的政治文化意义,称他们是“天地元气所钟”,在黑暗的时代为历史转向光明蕴蓄力量,发挥着“默运乾坤”之力。王夫之说,在汉末乱世真正掌握历史命脉的人,甚至不是诸葛亮,而是那位与华歆割席的管宁,而管宁之隐的价值,并非他的洁身自好,而是他远居辽东却讲习不辍,接见学者,这是使“道”存之在我,从而存之于人心风俗,这是“潜而有龙德”(《读通鉴论》卷九)。章太炎曾告诉那些不太理解中国文化的日本知识分子说:“汉土自嬴政以来,藩侯绝迹,阶级既平,民俗亦因之大异,所以为国民作潜势力者,不在朝市,不在庠序,而在蓬艾之间,故陋巷亡而王迹熄。”(《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答梦庵》)在草莽陋巷,在过着平凡生活的普通人民中间,在艰难度日的社会底层,如果没有了伯夷、叔齐、严光、梁鸿其人,历史就没有光明前途可言了,中国文化也就算完了。 明末清初诸大儒堪称这种隐逸君子的人格典范,他们生活在“天崩地解”的时代,但却对历史前途葆有坚定的宗教性的信心,对自己所做的“默运乾坤”的学术教育事业葆有坚定的宗教性的信心,他们旺盛蓬勃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不可能与这一信心没有关系。《国史大纲》里有这样一段话: 明末遗民,含荼茹蘖,赍恨没世,坚贞之志节,笃实之学风,隐然支配风气。刻苦、坚贞、强毅、笃实、博综,遂为晚明诸遗老治学为人共有之风气。诸老大抵皆少历艰苦,晚臻耋寿。如夏峰年九十二,梨州八十六,二曲七十九,船山七十四,亭林、习斋皆七十。此皆民族之元气,岿然独存于凶丧耗散之余。彼辈莫不有体有用,形成多方面圆满完整之人生。其为人立身与成学著书,皆卓然有以起后世之敬慕。 我们不妨把这一段话看作钱穆的夫子自道,是他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中自勉自励,身为中国读书人,即使在极无望、极败坏的时代里,也能创造出历史上一段极充实而光辉的岁月。

二○一七年,我客座上海师大,在尚晓岚的力荐下讲授《史记》,本文便是脱胎于第一讲。其时,晓岚还在修订剧本《中书令司马迁》,她听了讲座录音后立即告诉我很受感动。伯夷、叔齐,几乎不能算是历史人物,而中国史书自《史记》以来却给这样的避世者和失败者以崇高的历史地位,且形成一个叙事和精神传统,这些隐逸之士因其不沾染不介入,而益显其志之皎洁;因其不成功不得志,而益显其志之精诚。匹夫不可夺志。钱穆说:写下来的“中国史像似一首诗,但诗中有志,看似柔软无力,却已表现出无限力量”(《中国历史研究法》)。我知道,正是这表彰匹夫之志的中国史的“诗意”,与晓岚的精神底色相通,使得她感动。

作者:江湄,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本文原刊《读书》2020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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