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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清平:如何把能说的东西说清楚?——维特根斯坦前期哲学中的事实与价值悖论

更新时间:2021-07-06 10:59:33
作者: 刘清平 (进入专栏)  

  

   [摘  要] 作为分析哲学的创始人之一,维特根斯坦受到不少学者的推崇,努力从字里行间挖掘他的微言大义。然而,超凡脱俗的天才神童也会陷入凡俗性的内在悖论。以他的早期代表作《逻辑哲学论》为例,维特根斯坦特别强调了事实、思维和语言在逻辑结构中的内在同一,主张只有指向事实的逻辑思维才能通过命题清楚明晰地表述出来。不过,由于忽视了认知需要和非认知需要把事实与价值联结起来的枢纽作用,他却将两者截然割裂开来,结果在种种自相矛盾中陷入了内在悖论。

   首先,在有关事实、思维和语言关系的概念阐释中,维特根斯坦很少给出精准的界定,结果造成了一些彼此歧异的理解和译读,他也经常抱怨自己的见解被误解或歪曲了,却没有意识到,即便他的经典结论“对于不能言说的东西必须保持沉默”,也经不起严格的语义分析,因为对于人们“不能”言说的东西,原本就没有必要命令人们“必须”保持沉默。实际上,这个结论只是以用词不当的方式,表述了学术研究的一条原则:对于那些能够言说、自己却说不清楚的东西,身为学者必须保持沉默。

   其次,维特根斯坦不加论证地恪守事实与价值的二元对立架构,武断地主张善和美这些非认知的神秘意义位于世界之外,也无法通过命题清晰地表述出来,却没有意识到,如果像他自己强调的那样,“世界和生活是一回事”,人生在世的价值意义也永远是位于世界之中的,不仅能够通过“需要-想要-意志”的中介从人生在世的各种事实那里间接地推出来,而且还能通过“有意思”的命题清晰地表述出来。

   最后,维特根斯坦虽然承认了正确的认知具有位于世界之中的“真值”,却没有意识到,这种认知性价值同样来源于求知欲这种特定的认知需要,因而人们只要能够单纯基于好奇心,把善和美这样的非认知价值当成了事实来描述,就完全可以通过命题把它们的本来面目清晰地表述出来,并且让伦理学、美学以及逻辑哲学也成为严格意思上的“科学”分支。

   因此,倘若我们依据维特根斯坦提出的“思维和语言同一”理念,批判他自己前期哲学有关事实与价值关系的见解,或许可以说,虽然他要求人们对于说不清楚的东西必须保持沉默,但他主要是因为自己没想清楚的缘故,才说不清楚这个本来能够说清楚的问题。

  

   [关键词]  维特根斯坦 事实 思维 逻辑 语言 价值

  

   尽管也有一些西方学者指出维特根斯坦(L. J. J. Wittgenstein,1989-1951)的实际影响和学术声誉被夸大了,[1] 国内外不少论者还是把他当成了难以企及的天才来景仰,努力从字里行间挖掘他的微言大义,却较少深入揭示其中的缺陷漏洞和逻辑矛盾。其实,这位早熟的神童尽管的确做出了超凡脱俗的贡献,却像许多大器晚成的思想家一样,也免不了会陷入凡俗性的悖论。本文试图依据维特根斯坦的标志性理念,针对《逻辑哲学论》有关事实与价值关系的见解进行一些批判性的分析,指出他的前期哲学为什么没把这个问题说清楚的内在原因。

  

一、事实、思维和语言


   在《逻辑哲学论》里,维特根斯坦开门见山地阐释了“世界”“事实”“物”“事态”“存在”“对象”“事物”之间的关系,然后将它们与“逻辑”“思维(思想、思考)”“知道”“感觉”直接关联起来,显然是从“认知”视角理解“事实”概念的,体现了西方哲学认知理性精神对他的深刻影响。在这个基础上,他又进一步讨论了有关“命题”“含意(Sinn,sense)”“图像”“真假”“描述”“记号”“意思(Bedeutung,meaning,又译指称)”的问题,确立了前期哲学的基本理念:人们能够凭借思维和语言在逻辑结构上的内在同一,如实而清晰地描述世界中那些具有同样逻辑结构的事实;所以,只要正确理解了“语言逻辑”,我们就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各种“无意思”的哲学问题。这些见解为他早年的声名鹊起奠定了基础,同时也对西方语言哲学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这里就不再赘述了,着重考察其中某些含混不清、自相矛盾的问题。

   其实,对于这本小册子的艰深晦涩、不合逻辑,前人早有论及。中译者在“译者后记”里引用了1959年《泰晤士报》的一篇书评,一方面赞扬维特根斯坦是“我们时代的最伟大哲学家之一”,另一方面又批评说:“《逻辑哲学论》是一大堆短小精悍的格言式句子,按顺序排列起来,论断的内在关系和终极目的是相当清楚的,但是怎样去理解,使人简直掌握不住。一大堆相当熟悉的名词——对象、事实、图画、命题、无意义、胡说……都不是按照它们原来的意义使用的,然而既不用定义,也不用具体例子说明。”[2]

   这个批评可以说一针见血,从维特根斯坦有关“事实”系列的概念阐释中就能找到证据:如果说“世界是发生(Fall, being the case)的一切东西”(1)[3],“发生的东西即事实”(2),怎样算是“发生”或“处于某种状态”呢?如果说“世界是事实的总和,不是物的总和”(1.1),“事实(Tatsache,fact)”与“物(Ding,thing)”以及“事物(Sache,entities)”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异同之处?尽管各种语言在这方面的近义词相当丰富,给他以及译者们留下了广阔的空间,但用这种既不肯顾及术语原意,也没有给出清晰界定,还不愿举例说明的非逻辑方式将它们和盘托出,岂不是只会让读者们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吗?尤其那个其“存在”构成了“事实”,同时又是各种“对象”结合的产物的“Sachverhalt”,虽然德文原意是指“事态”,却被一些英译者和中译者译成了“atomic fact”和“原子事实”,[4] 尽管沿用已久,但好像也没有妨碍论者们将自己的理解阐发得头头是道,甚至连维特根斯坦都默认了“atomic fact”的译读。[5] 这个现象似乎能从一个侧面表明,《逻辑哲学论》的概念阐释本身就存在不严密的理论缺陷,否则不会在不适当的译读后,居然没有产生什么严重的后果。

   推崇者们或许会辩解说,我们凡俗之人的理性有限,难以理解哲学天才的深奥洞见,因此对看不懂的地方与其妄加评议,不如心生敬畏,努力领会才是。维特根斯坦好像也有类似的看法,所以在“序”里开宗明义地宣布:“也许只有那些已经思考过本书表述的思想或类似思想的人们才能理解本书”;[6] 后来在《哲学研究》的“前言”里,他也抱怨自己的见解被“误解”或“歪曲”了。[7] 不过,倘若我们依据《逻辑哲学论》结尾处的那个经典结论来评判,这些抱怨似乎很难站得住脚:“对于不能(nicht…kann,cannot)言说的东西必须(muss,must)保持沉默。”(7)

   这个结论当之无愧地构成了维特根斯坦前期哲学的最重要标志性理念(一看就知道是他的,不是别人的),目前更成了普通人也喜欢品味把玩的一句名言。不过,部分地由于这个缘故,人们又很少对它进行批判性的审视,没能察觉到它隐含着逻辑上的硬伤,经不起严格的语义分析。

   首先,在中文语境里,这个结论往往被译读成“对于不可言说的东西必须保持沉默”。但麻烦在于,维特根斯坦和英译者在此以否定形式运用的第一个助动词不是主要指“可以、许可、请允许、应当、有理由”的“darf”或“may”,而是尽管也有“可以”语义,却偏重于“能够、有能力、会、知道如何做”的“kann”或“can”——德语的“Können”主要指“能力、技能、知识”,“Könner”主要指“行家、能手、多能者”,就表明了这一点。不错,维特根斯坦在《论确定性》(又译《论确实性》)里主张“人们在某些情况下不能(nicht…kann,cannot)出错”后,紧接着解释说:“这里的‘能’字是在逻辑上运用的;这个命题不是说人们在这些情况下不能说出任何虚假的东西。” [8] 可是,如果我们也在这种“逻辑”的意思上将上述结论中的“nicht…kann”或“cannot”译读成“不可”的话,这个结论却会在同样的“逻辑”意思上变成维特根斯坦认为是“什么都没说” 或“无意思”的同义反复,类似于“金山是金子堆成的山”的废话一句:“不可”言说的东西原本就是“被禁止”“不允许”言说的,完全用不着画蛇添足地命令人们“必须”对它们保持沉默。

   其次,倘若我们按照字面意思将这个结论译读成“对于不能言说的东西必须保持沉默”,它尽管不再是同义反复了,却又在逻辑上说不通:既然“不能”言说的东西超出了言说的“能力”之外,为什么还要多此一举,告诫人们“必须”沉默,“不可”言说呢?简言之,倘若原本“不能”,哪里来的“不可”?再联想到维特根斯坦那句阐发了“思维与语言的逻辑同一”理念的著名推论——“对于我们不能思维的东西我们不能思维,因此我们不能言说我们不能思维的东西”(5.61),这个失误就更有点低级了:既然我们“不能”思维我们“不能”思维的东西,我们何以“能够”言说我们“不能”言说的东西?

   有鉴于此,能够帮助这个经典结论走出窘境的唯一办法,或许就是依据人们言说的实际状况,并结合《逻辑哲学论》的宗旨,在纠正了其中的用词不当后,把它首先当成学术研究的一条原则来解读了:虽然人们(包括学者)对于几乎任何东西都“能(有能力)”言说,学者们却“不可(不应当)”言说那些自己说不清楚的东西,“必须”对它们保持沉默(当然最好是坦率承认自己说不清楚),不然就会造成模糊笼统、含混不清、莫名其妙、不知所云的后果。我们在此把这个结论当成一条学术原则来看待,并非对维特根斯坦原意的过度诠释,因为他在“序”里重复这个结论的时候,也把矛头直接指向了以往哲学研究“对于我们语言逻辑的误解”。[9] 问题仅仅在于,他在正文里没把这一点说清楚:他本来想说“对于能够言说却说不清楚的东西必须保持沉默”,一不留神却变成了“对于不能言说的东西必须保持沉默”,未能意识到这样在逻辑上根本说不通。

   本文正是试图将维特根斯坦提出的这条学术原则反身性地运用到他自己的见解上:如果他原本能把这些见解的意思说清楚,却有意以隐微写作的方式将它们弄得高深莫测、晦涩难懂,一心想着给我们打哑谜,那他与其说是一位严肃认真的学者,不如说是一位文字游戏的玩主,也不值得我们认真对待。但如果他原本说不清楚某些见解是个什么意思,按照他提出的这条原则,他就应当只言说那些自己能说清楚的东西(比方说“世界是事实的总和”(1.1)),却不应当言说那些自己说不清楚的东西(比方说“空间的对象必定位于无限的空间中”(2.0131)),然后反过来抱怨别人误解或歪曲了自己。不错,在现实中,无意误解或有意歪曲原本说清楚了的东西的现象并非罕见,但维特根斯坦的这部论著应该说不在此列:在既不肯顾及原意,也没有给出界定,还不愿举例说明常用术语的情况下,你怎么有理由振振有词地宣布,你编号排列的那些格言警句,已经把你想说的意思说清楚了呢?尤其在指责别人误解或歪曲之前,你为什么没有想到运用你的天才能力,遵循凡俗的逻辑法则,稍微付出点努力,把你想说的意思说得清楚一点儿呢?就此而言,本文针对维特根斯坦的批判,也是从内部攻破堡垒的“自我批判”:运用他自己的理念,批判他自己的见解。

其实,要是我们诉诸维特根斯坦也认同的“奥卡姆剃刀”,首先去除那些节外生枝的多余术语,然后再以兼顾原初语义、给出清晰界定、适当举例说明的质朴方式,合乎逻辑地理解运用剩下来的基本概念,或许要比《逻辑哲学论》故弄玄虚的烦琐论证更有效地达到它设定的那个目的:一方面,“世界”是所有“事实”的总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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