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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大元:论“一国两制”的文明观及其当代意义

更新时间:2021-07-05 21:55:24
作者: 韩大元 (进入专栏)  

  

   摘要:  香港回归二十多年的实践证明,“一国两制”是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浓厚中国政治文化底蕴,同时又体现了主权、和平、包容与开放精神的国家制度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重要制度。它不仅是中国人民伟大的制度创新,而且对人类文明的进步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赋予人类文明的当代价值体系以中国经验与智慧,丰富了人类文明的内涵。尽管“一国两制”在实践中面临着新的问题与挑战,但作为一项史无前例的制度创新,“一国两制”将继续保持强大的生命力,为人类的和平与发展做出贡献。

   关键词:  “一国两制”;人类文明;制度创新;特别行政区

  

   文明是不同国家、不同制度之间共享的成果,也是全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当今世界,尽管各国实行不同的制度,但有一个基本的文明共识,即如何通过科技、思想与制度营造和平,让全人类在和平的环境中过着有尊严的生活。制度文明是对人类社会发展影响最深远的文明形态。制度文明的内在动力与最高的善就是以和平方式解决各种争端,避免流血、冲突与战争。“一国两制”的提出与实践回应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期待,体现了中国人的智慧,丰富了人类文明的内涵,推进了人类文明方式的多元化,为国际和平与文明秩序提供了新的思想来源。

   2007年7月1日,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1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一国两制’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政治文明的独特贡献。”[i]2017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一国两制’是中国的一个伟大创举,是中国为国际社会解决类似问题提供的一个新思路新方案,是中华民族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的新贡献,凝结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中国智慧。”[ii]在21世纪,和平与发展是国际关系与秩序的主流,和平乃是世界人民共同的愿望,致力于公平、正义的和平秩序是国际社会共同努力的方向。

   一、“一国两制”的文明意义

   对于文明的概念,学界有不同的理解,但大部分学者认为文明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较高文化的结晶”[iii]。一国实行的制度要具有国际性意义,必须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产生影响,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人类文明不仅包括人类的物质文明与生活方式,也包括人类的政治文明。在人类文明史上,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以不同的形式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过贡献。如英国人引以为豪的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就包括:1215年的《大宪章》开辟了人类法治文明,1689年的《权利法案》、洛克的《政府论》对世界宪法思想的普及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几千年的人类文明的发展中,特别是近三百年的人类文明史中,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工业革命与科技革命的发展,各种矛盾、冲突与战争剧烈升级,尤其是围绕领土纠纷、意识形态、民族主义以及各种国家利益而发生的冲突导致人类的生命、财产与安全遭受空前的侵害,人类文明面临重大考验。

   文明是一个不断变迁的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内涵,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明观,如存在单一文明和多元文明、作为文化实体的文明概念,也存在对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之间的关系的不同认识。[iv]当然,基于不同宗教、历史与传统,人们对文明内涵的理解是不尽相同的。比如,就宗教与文明的关系而言,在西方文明看来,宗教是决定文明内涵的重要因素,但在非西方国家看来,宗教的多样性与文明本身并不具有必然的联系。在国际秩序中,当人们共享普适性的文明成果时,不能以特定宗教冲击文明的共识性价值。那么,如何寻求文明的共识性价值?如何在人类文明的变迁中寻求具有互动性的价值纽带?如果我们跳出文明的概念之争,基于文明的共同价值,或许可以在寻求文明多样性的过程中推动人类文明的共同进步。对文明的历史叙述,不同学科的理论范式与学术脉络是有所不同的,如在政治哲学、社会学与伦理学等知识体系中,文明的发展脉络具有其特殊性,体现多元化与差异化,形成各具特色的文明观。而在法学知识体系中,特别是公法范畴框架下的文明观,虽然体现价值世界的普遍共识,但基于规范科学的属性,其文明观的表述侧重于文本、规范与解释过程的分析,以完成“文明价值规范化”的学术使命。

   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在深刻的反思中,人类不断寻找跳出单一文明的途径,走向多元的文明价值,即告别“丛林文明”走向“规则文明”,建构基于规则的文明形态。但建构和平的世界秩序并不容易,需要国际社会的共识,即“必然涉及该世界秩序普遍原则的实质”[v]。对此,西方和非西方国家采取的立场是有所不同的,但基于和平理念而建构普遍性的规则,不同文化之间也存在着基本共识。因此,人类文明史就是不断探索和追求和平理念的过程,记载了人类文明发展的轨迹,而宪法作为“人类最伟大的发明”,将和平生活作为宪法存在的基础与使命。

   在现代文明秩序的构建中,社会主义宪法的诞生赋予人类文明新的内涵。1918年7月10日通过的《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宪法》(史称《苏俄宪法》),标志着人类历史上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的诞生。基于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反思,《苏俄宪法》第4条规定:“废除秘密条约,组织目前交战双方军队中的工农进行最广泛的联欢,无论如何都应当用革命措施取得劳动人民之间以民族自由自决为基础的,不兼并不赔款的民主和平。”[vi]受社会主义宪法的影响,1919年7月31日通过的《德意志国宪法》(史称《魏玛宪法》)序言也规定:“德意志人民同宗同心,为重建与巩固自由、公正之德国,追求国内、国际之和平,促进社会之进步,兹制定此宪法。”[vii]对于战争的反思是当时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1920年1月10日,《国际联盟盟约》生效,国际联盟成立。国际联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组织,其宗旨是促进国际合作,实现国际和平,推进各国接受不诉诸战争的义务,建立开放、公正、相互尊重的国家关系,将国际法作为各国政府之间实际行为的规则,维护正义,等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签署、于1945年10月24日生效的《联合国宪章》,明确规定“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禁止以武力相威胁”,要求所有会员国应该用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

   20世纪50年代,在中、印等国家的共同倡导下,“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被载入1955年《亚非会议最后公报》“十项原则”,成为“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基石”[viii]。从此,所有国际争端必须且以和平方式解决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这也是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方针,为“一国两制”构想的形成提供了思想基础,丰富了人类文明史的内涵。

   二、“一国两制”与历史逻辑

   “一国两制”的文明观既体现了人类文明的普遍价值,也承载了中国共产党人追求和平的价值理念。这一制度创新虽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但其历史逻辑起点则至少始于新中国成立初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新中国采取了敌视、封锁与打压的政策,其他国家则观望新中国对国际秩序的总体政策与走向。对此,毛泽东给予了明确的答案: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一支不容忽视的新兴力量。[ix]在1949年9月21日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就向世界宣示:“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x]

   1949年9月29日通过的《共同纲领》总纲指出,新中国要与世界人民一道,“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以保障世界的持久和平”。1954年宪法规定:“在国际事务中,我国坚定不移的方针是为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的崇高目的而努力。”从此,维护国家主权、维护世界和平、从战争走向和平、从武力转向谈判成为中国核心国家利益的基点。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国政府对外交政策做了必要的调整,但以维护和平为主轴的价值理念并没有改变,始终以和平秩序的构建作为制定政策的基本出发点,包括对台湾、香港等历史遗留问题。

   1949年初,斯大林派政治局委员米高扬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交流新中国政权建设问题,其中涉及香港问题。毛泽东提出:中国还有一半的领土尚未解放。大陆上的事情比较好办,把军队开去就行了,海岛上的事情就比较复杂,需要采取另一种较灵活的方式去解决,或者采用和平过渡的方式,这就要花较多的时间了。在这种情况下,急于解决香港、澳门的问题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相反,恐怕利用这两地的原来地位,特别是香港,对我们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更为有利些。总之,要看形势的发展再做最后决定。[xi]这里,毛泽东提出了新中国政权对香港问题的基本思考,对待历史遗留问题采取“和平过渡”的方式体现了追求和平的精神。

   1956年6月11日,毛泽东在听取广东省委汇报香港问题时,谈了中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会收回香港的考虑。他说:香港暂时还是不收回来好,我们不急,目前对我还有用处。[xii] 6月28日,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所做的报告中进一步重申以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的主张,他提出:“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毫无疑问,如果台湾能够和平解放,那么,对于我们国家,对于我们全体中国人民,对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都将是最为有利的。”[xiii]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在对香港、台湾问题上,中共领导人一直寻求和平的方式,从地区与世界和平的高度思考问题,形成了“和平解决争端”的基本思路。

   1957年4月28日,周恩来在上海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对香港的政策同对内地是不一样的,如果照抄,结果一定搞不好。因为香港现在还在英国统治下,不能社会主义化,也不应该社会主义化。”“香港要完全按资本主义制度办事,才能存在和发展,这对我们是有利的。香港的主权总有一天我们是要收回的,连英国也可能这样想。”[xiv]他还确定了“使香港为我所用”的具体措施。[xv]当时中央对香港问题的基本主张是:“香港可作为我们同国外进行经济联系的基地,可以通过它吸收外资,争取外汇”。[xvi]尽管当时的内地陷入政治运动的漩涡之中,但中国政府仍反复强调“香港的企业家是我们的朋友,他们搞的是资本主义,不是帝国主义”。[xvii]

   到了20世纪60年代,国际局势更加呈现出不确定性,但毛泽东在香港问题上仍然保持着灵活的政策。他说:“至于香港,英国没有多少军事力量,我们要占领是可以的。但过去有条约关系,小部分是割让的,大部分是租借的,租期是九十九年,还有三十四年才满期。这是特殊情况,我们暂时不准备动它。香港是通商要道,如果我们现在就控制它,对世界贸易、对我们同世界的贸易关系都不利,我们暂时不准备动它。”[xviii]到了1960年,中共中央总结了过去10年的经验,对港澳工作明确提出了“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即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收回香港,也就是周恩来所说的“要按英国继续统治香港的情况布置工作”。[xix]1963年3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集中阐述了中央政府对香港问题的方针政策。文章指出:“香港澳门这类问题属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问题”,“我们一贯主张,在条件成熟的时候,经过谈判和平解决,在未解决以前维持现状”。[xx]这里明确提出“条件成熟”与“经过谈判和平解决”,虽没有提出具体的时间表,但“和平解决”成为对港政策的基本方针。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60年代,中共领导人对历史遗留的香港问题,始终采取灵活而富有弹性的政策,遵循历史逻辑,从未考虑采取非和平方式解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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