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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大元:论“一国两制”的文明观及其当代意义

更新时间:2021-07-05 21:55:24
作者: 韩大元 (进入专栏)  
从对港澳台政策的演变来看,在国家统一的框架内,台湾与港澳问题具有关联性,是作为统一国家战略的整体目标来推动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把国家统一作为优先的国家战略目标,逐步形成完整的“一国两制”的思想体系。

   1978年12月16日,中美发表了《中美建交公报》,从1979年1月1日起正式建交。在中美建交的背景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将国家统一、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提上议事日程,列为党的重大工作之一。由于当时美国承认“一个中国”原则,中国有条件加快祖国统一的步伐,妥善解决台湾问题,为稳定国际和平秩序做出中国的贡献。《中美建交公报》将过去长期使用的“解放台湾”的表述改为“回到祖国怀抱”,明确了和平统一的方针。可以说,这是国家统一政策的重大转变,也是“一国两制”思想形成的重要起点。国家统一与国际秩序的建构是同步进行的,体现了中国维护国际和平秩序的意志,将和平既作为国家利益保护的目标,同时也作为国家统一的手段,并把和平价值积极拓展到国际关系的各个领域。

   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提出:“我们的国家领导人已经表示决心,一定要考虑现实情况,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在解决统一问题时尊重台湾现状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办法,不使台湾人民蒙受损失。”虽然《告台湾同胞书》尚未正式提出“和平统一”和“一国两制”的概念,但明确表达了这样一种理念,即和平和安全是采取合理对台政策以实现统一大业的前提。同年12月6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谈到台湾问题时指出:“对台湾,我们的条件是很简单的,那就是,台湾的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台湾与外国的民间关系不变……台湾作为一个地方政府,可以拥有自己的自卫的军事力量。条件只有一条,那就是,台湾要作为中国不可分的一部分。它作为中国的一个地方政府,拥有充分的自治权。”[xxi]

   1981年9月30日,叶剑英委员长向新华社记者发表“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的谈话,其中第三条明确提出:“国家实现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并可保留军队。中央政府不干预台湾地方事务。”[xxii]但由于台湾当局拒绝接受“一国两制”,中国政府把“针对台湾的政策转移到香港问题上,把香港问题作为解决台湾问题的示范”。

   1982年1月11日,邓小平在接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华人协会主席李耀滋时说:“九条方针是以叶副主席的名义提出来的,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两种制度是可以允许的。他们不要破坏大陆的制度,我们也不破坏他们那个制度。国家的统一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愿望。”[xxiii]在这里,邓小平第一次明确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概念,“一国两制”的构想基本形成。

   1982年9月24日,邓小平在会见撒切尔夫人时提出了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一九九七年以后继续保持香港繁荣;中国和英国政府要妥善商谈如何使香港从现在到一九九七年的十五年中不出现大的波动。[xxiv]从10月开始,两国政府进行了副外长级磋商。

   1983年6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新泽西州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时,又进一步阐述了实现台湾和祖国大陆和平统一的六条具体构想(简称“邓六条”):(一)问题的核心是祖国统一。和平统一已成为国共两党的共同语言。(二)制度可以不同,但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不赞成台湾“完全自治”的提法,“完全自治”就是“两个中国”,而不是一个中国。自治不能没有限度,既有限度就不能“完全”。(四)祖国统一后,台湾特别行政区可以有自己的独立性,可以实行同大陆不同的制度。司法独立,终审权不须到北京。(五)和平统一不是大陆把台湾吃掉,当然也不能是台湾把大陆吃掉,所谓“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不现实。(六)要实现统一,就要有个适当方式,所以我们建议举行两党平等会谈,实行第三次合作。[xxv]“邓六条”的提出标志着“一国两制”的构想更加具体、充实,同时清晰地阐明了“一国两制”方针是实现“和平统一”的重要方式。

   1983年春,在邓小平的指导下,国务院港澳办等有关部门制定了体现“一国两制”方针的关于香港问题的十二条方针政策,其中核心是三条:香港问题必须和平解决;一定要在1997年收回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在恢复行使主权的前提下,要尽可能保持香港的稳定和繁荣,保持它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同年4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审议并原则批准了国务院港澳办公室关于解决香港问题的修改方案(十二条方针)。邓小平在会上做了重要讲话,他说:“这个‘十二条’,是我们下个月开始同英国谈判的基本方针。谈判首先要确定前提,就是一九九七年中国收回香港,这个问题是不容讨论的。第二是一九九七年中国收回香港之后,香港怎么办?怎么样保持香港的繁荣?保持繁荣的办法就是若干不变。第三是从现在起到一九九七这十四年过渡时期中,怎么保证香港不出乱子,双方都不做损害香港繁荣的事情”[xxvi]。对于谈判的结果,邓小平从正反两方面做了预判。他认为,谈判可能谈好,因为我们的政策是够宽大的了,但也可能谈不好。谈判如果破裂,那我们怎么办?他坚定地主张:谈不好的话,明年9月我们也要单方面宣布1997年收回香港,并宣布收回后的一系列政策,就是这“十二条”。他特别指出:“‘十二条’里面有个‘五十年不变’,这样规定可以使香港人放心,减少他们的顾虑;可以使人们更感到我们政策的连续性、可靠性,有利于我们和英国谈判,有利于顺利收回香港和保持香港的繁荣。所以,‘五十年不变’是个大问题。”[xxvii]

   1984年5月,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正式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并获得通过,从此“一国两制”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解决台港澳问题、实现国家统一的基本方针。6月22日、23日,邓小平分别在会见香港工商界访京团以及与知名人士钟士元等的谈话中完整地提出“一国两制”的概念:“我们的政策是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具体说,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十亿人口的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xxviii]

   1987年10月25日,党的十三大在北京召开。十三大报告提出:“按照‘一国两制’的原则,中英、中葡已就解决香港和澳门问题达成协议。我们还要按照这个原则努力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历史将证明,按‘一国两制’实现国家统一的构想和实践,是中华民族政治智慧的伟大创造。”[xxix]据此,中央再次明确“一国两制”是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途径。

   1992年10月12日,党的十四大在北京召开。十四大报告对和平与国家统一做出新表述:“我们坚定不移地按照‘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积极促进祖国统一。”[xxx]在这里,中央首次将对台方针表述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1993年8月,国务院新闻办发布的《台湾问题与中国的统一》(白皮书)再次明确,中国政府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是“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一个中国,是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前提”。

   可以看出,在“和平统一”与“一国两制”的历史演变中,中国政府积极探索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统一的途经与方式,两者形成有机的历史和政治逻辑。邓小平“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历史逻辑包括两个核心,即坚持一个中国、国家主体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台港澳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并把“一国两制”作为长期的国策,绝非权宜之计。

   总之,“一国两制”理论体系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但其历史起点始于50年代,是中国共产党基于和平理念,挖掘中国历史元素,构建开放而多元的历史逻辑。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提出的“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对港政策到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构想,虽然针对不同时期的不同任务表述有所不同,但其思想脉络是一致的,即科学地研判国内国际形势,维护和平秩序,科学制定对台港澳政策,遵循历史观,尊重文明的延续性。

   三、“一国两制”与和平秩序

   高举和平旗帜,反对战争是新中国的“立国”理念之一,具有浓厚的历史基因。现行宪法序言明确指出: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作为文明古国,和平秩序的维护是中国历史上的主流价值取向。如前所述,香港基本法虽然制定于30多年前,但“一国两制”所体现的文明观和和平理念却始于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建设的宏观战略思维中,将和平理念融入国家治理体系,提出了以和平方式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一系列思想与制度理念,逐步形成“一国两制”的和平观,为世界贡献了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的理念。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人类在解决历史遗留的国际争端时,通常采用和平与非和平两种方式。其中和平的解决方法,一般是以武力以外的手段或方法解决国际争端,如采用政治的方法和法律的方法来解决国际争端,主要方式有谈判、协商、司法解决等。非和平解决的方式,是指一个国家为了使另一个国家同意它所要求的对争端的解决和处理,而采用某些带有强制性的解决措施。当国家间发生争端时,传统国际法通常把战争也列为解决争端的合法手段之一。

   邓小平在多个场合谈到他思考“一国两制”构想的出发点。1984年2月22日,他指出:“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我多年来一直在想,找个什么办法,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我们提出的大陆与台湾统一的方式是合情合理的。统一后,台湾仍搞它的资本主义,大陆搞社会主义,但是是一个统一的中国。一个中国,两种制度。香港问题也是这样,一个中国,两种制度。”[xxxi]这是最初的表述,即“一个中国,两种制度”。同年6月22日,在接见香港工商界访京团和香港知名人士的谈话中,他又强调了这一看法,并完整地表述了“一国两制”的内涵:中国政府为解决香港问题所采取的立场、方针、政策是坚定不移的。我们的政策是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具体说来,“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十亿人口的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xxxii]他接着说:“‘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是我们根据中国自己的情况提出来的,而现在已经成为国际上注意的问题了。……世界上一系列争端都面临着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还是用非和平方式来解决的问题。总得找出个办法来,新问题就得用新办法来解决。香港问题的成功解决,这个事例可能为国际上许多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些有益的线索。”[xxxiii]

   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一国两制”拓展了和平共处原则的适用范围。邓小平创造性地把适用于国家间的和平共处原则应用到一国内部不同社会制度之间。他说:“和平共处的原则用之于解决一个国家内部的某些问题,恐怕也是一个好办法。根据中国自己的实践,我们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来解决中国的统一问题,这也是一种和平共处。”“和平共处的原则不仅在处理国际关系问题上,而且在一个国家处理自己内政问题上,也是一个好办法。”[xxxiv]在邓小平的“一国两制”理论体系中,国家统一与和平秩序的维护是辩证统一的,体现了他的总体和平观。2014年9月26日,习近平主席在接见台湾和平统一团体联合参访团时表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这也是实现国家统一的最佳方式。2019年1月2日,习近平主席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的纪念大会上,再次强调“探索‘两制’台湾方案,丰富和平统一实践”。这些论述为我们正确理解和平与国家统一的关系指明了方向。

“一国两制”的提出,“首先是为了实现和维护国家统一”[xxxv],同时“一国两制”本身也是以和平发展为目的的。因此,和平方式与“一国两制”构成实现国家统一的最佳方式。在这里,和平与国家统一在价值与规范体系上是相统一的。“一国两制”所体现的和平理念是一种价值目标与追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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