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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毓方:黑夜的黑,和白天的白

更新时间:2021-07-05 15:09:48
作者: 卞毓方 (进入专栏)  

  

   我说不出黑夜有多黑。最黑的记忆,是儿时走夜路,跟在父亲身后,穿越村庄与村庄之间的野地,四望,黑灯瞎火,我胆小,不敢朝那黑糊糊的庄稼地里看,尤其是那黑魆魆的树影。现在回忆,儿时的夜晚其实也没有多黑,因为天上有月亮。月亮隐了的时候,有星星。月亮、星星都隐了的时候,有一闪一闪的萤火虫,有飘忽不定的磷火。二姐告诉我磷火就是鬼火,常常跟在人身后跑,你到哪,它就随你到哪。我怕,父亲不怕,他敢伸手去抓,手指刚发动,磷火倏地就逃掉了,可见它骨子里还是怕人。

   父亲晚上常出门,手里拿着手电筒,遇到沟呀坎呀的,拿出来照一照。父亲爱抽烟,烟头在暗夜中一亮一亮。父亲说,有一天夜里蹲在自家地头坟顶抽烟,迎面过来一人,老远站着不动,瞧了一会,猛地掉头往回跑。那家伙胆小,他把烟头的火星当成了鬼火。

   认真说来,我经历的最黑的夜晚,是儿时熄灯睡觉。灯乍熄的那一会,房间里什么也看不见,就像无底的深渊。不过,如果不急于入睡,稍微定一歇,眼睛就会适应黑暗,你会慢慢分辨出墙壁、房梁、柜子的形象,朦胧是朦胧,总算不是一抹黑。尽管拉了窗帘,月光星光还是会渗透进来。再说,芦笆墙、茅草顶也不会那么严实。所以,我小的时候,想像世界上最黑最黑的地方,就是一间没有窗户的铁屋子。中学,读到鲁迅类似的比喻,我怀疑,我是走进了他的噩梦。——这么想时,是在南京,是在玄武湖,是在一九六七年夏天的某个晚上,我仰卧在公园水榭的栏杆旁,遥对明明暗暗的半城灯火。

   我同样说不出白天有多白。最明亮的感觉,当然是头上顶着大太阳,而且万里无云,而且是在阔大的水泥广场。但这感觉被一场史无前例的雷霆霹雳击溃,我明白了明亮其实来自内心。白天白不白,有多白,太阳说了不算,心说了才算。自打文革兴起,我看到平素敬重的师长被剃成阴阳头,拉出示众,光天化日,他们不会感到明亮。我看到出身地主富农的市民被赶出京城,在列车上,遭到从这车厢撵到那一车厢的残暴殴打,他们不会感到明亮。我看到很多开国将领在工人体育场遭受野蛮批判,他们不会感到明亮——我为我这种幽暗的体会感到悲哀。五年前的一九六二年,暑假,我来南京,在玄武湖露宿三晚,跟一帮讨饭花子混在一起,为的是省下住客栈的钱,买书。他们没饭吃,我也是没饭吃,我缺的是精神食粮。今晚,我旧地重游,旧梦重温,我感到更加饥饿,对光线的饥饿,我的眼前看不到多少明亮。

   我得重新考虑:怎样度过这一生。

   季羡林的路,是走不通了。我是因为在《人民文学》杂志看到他的一篇海外游记,才动念报考他当主任的东语系。而现在,他已成了落汤鸡。冯至的路,也曾经是我向往的,他是德国文学研究者,又是诗人,如果我中学不是学俄语,而是英语,我想,我会报考他当主任的西语系。唉,现在,不提诗人还好,提起来,就令人胆寒。我中学就梦想当诗人,大学入学教育,我暴露了这想法,结果怎么样,诗人,变成了成名成家的代名词,而成名成家,就是想当精神贵族,就是和无产阶级背道而驰。

   我学的是日文,我已闹不清究竟是认真学习好,还是马马虎虎好。我已发现,凡积极分子,党员,多是成绩不怎么好的。你要真把学习当一回事,第一顶帽子,就是白专;其次是骄傲,这帽子拎在人家手上,随时随地可以当空扣下;再其次,也是最危险的,将来学成,和日本人打交道,弄得不好就是里通外国。世界上有很多国家,并不是只有一个中国,就好像村子里有好多人家,并不是只有你一户。但我们杜绝串门,闭关自守,你只要和外国有联系,就有特务、间谍的嫌疑。这道理,实在扯不明白。这路子,绝对高风险。

   那么,就作一个普通人吧,像我的大哥那样。大哥念了一肚子书,长相好,口才好,书法好,政府有意让他教书,他不去,继承祖业,当了一个逆潮流而动的地理先生。公开场合,身份低,私下里,却是人人敬,家家请。大哥跟我说过,我坐在家里,别人自动上门,我不求人,人求我,我不看谁的脸色,不拍任何人的马屁,风水里有大学问,一旦入门,就放不下。又说,这行当,自由自在,给个县长,也不换——如果时光倒流,回到祖父的年代,我或许可以考虑。现在不行,我眼界已宽,心路已大,不会再低身混迹江湖。

   像我的二哥那样,当一个工人呢?二哥念书少,十几岁就去兴化,跟了搞机械的二叔,当学徒。他尝过百种苦,学得浑身艺,什么活都能干,本门行当,技术一流,跨行的事,他只要站在旁边看一看,立刻就能上手——这也不行,我学不了他。我从小就埋在书堆里,读书之外,手不能提,肩不能挑,如果务工,只能是父亲从前批评我的,郎不郎,秀不秀。

   朝后看,所有值得追求的职业,都蒙上了阴影。朝前看,未来凭啥立身立职立业,心里完全没有底,成了一个无解的题。

   一个看不到前途,看不到希望的人,太阳再亮,他也感受不到白天的白。

   我是春天从北大回家,因为肝炎,校医开了三个月的病假。如今三月即将期满,临动身之际,接到了同班好友齐桑的来信,他说,校内两派正在武斗,你一个逍遥派,回来干什么。

   我很犹豫。继续留在家里,会被认为消极对待文革,势必影响毕业分配。回校,介入两派内斗,又觉得不合我意。我这个人,从小就不合群,不赶时髦,不随大流,脑袋搁在自己的肩上,很早就形成独立的思想。最明显的界线,是一九五八年——我在本辑引言中已说了的——前一年反右,我读小学,与我没有直接关系。过了年,初一上,反右补课,老师强制大家给党和政府提宝贵意见,限定指标,每日提多少多少条。事后总结,说你们很多人都有右派思想,只是看你们年纪小,不给戴帽子。吓得我从此不敢长大。我隐约觉得,思想只能长小,不能长大。再一事,大跃进后过苦日子,农村里流行饿饭,有些人饿着饿着,一跤跌倒,或一觉睡死,再也爬不起来。暑假与寒假前,老师警告家在农村的学生,说凡是涉及饥荒的事,回校都不准讲,谁讲就扣谁的操行(分甲乙丙丁四等)。我家在镇上,吃商品粮,农村的饥荒,只是隐隐约约,听老师这一警告,反而觉得此地无银三百两。看到真相,不准说,唯一能说的就是假话——我一下子又觉得长大了,长老了,老得不能再老。我真希望我能重新长小,长回童年。或许我应该过几十年再出生,上帝误我,早早把我打发到人世。

   上大学后,思绪更杂。一方面,对毛主席无限崇拜,这是绝对的。对听党话,跟党走,也是丝毫不打折扣。另一方面,又总有自己的怪想法,我也不知道是从哪儿来的,是否我用的是别人的眼睛,别人的脑瓜。我看毛选《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明白,革命与否,主要是看占有资源的多寡,土地是最主要的资源,在农村,无地者,是赤贫,少地者,是贫农,多地者,是富农,更多者,是地主。革命,是无地者起来打倒有地者,然后,瓜分富农、地主的土地。瓜分之后怎么办?守住自己资源,梦想得到更多的资源——这就是人性。同理,美色也是资源,占得少的,是丑女,占得多的,是美女。丑女要想革命,一,拼命打扮,是以,俗话说“丑女多作怪”,以吸引别人的视线;二,把美女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文革以来,某些造反派的做法,就给我这样的联想。这大概也是人性。尤其是,那些出身无地贫农的革命家,找起对象来,偏偏要找美女,即美色领域的富农、地主。可见这也是人性。泛想开去,知识也是资源,文盲就是知识领域的贫农,最革命;学者,专家,则是知识领域的富农、地主,统统在扫荡之列,这出大戏,目前就正在上演。你别以为文盲就不让自己的后代读书,不会的,他们一样想让自己的子孙成为知识领域的富农、地主。说来说去,这都是人性。

   而报上一直在批判人性论、人道主义,强调的是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强调的是阶级性。

   我很郁闷,我看不出革命家爱美女,包括出身于富农、地主、资产阶级家庭的美女,有什么阶级性。

   同时很恐惧。这种胡思乱想,若不小心泄露,天——我生命的天空,就会塌下来。

   也许是像我初二生病时,那位道士说的,是别的什么魂灵附上了我的体。我是在新社会长大的,我接受的是无神论,不相信那些神啊鬼啊的玩艺。此刻,我又宁愿其有,并且渴望再有一位道士,帮我把那暗中作祟的魂灵请走。

   现在哪儿还有这样的高士呢?

   思绪如此庞杂,如此光怪陆离,而生性又耿直,不擅表演,因此,我注定在这场文化革命中很难找到自己的位置。

   我在犹豫不决中来到了南京,打算乘火车返校。到了南京和几位外系的同学碰头,觉得还是不回校的好。继续待在家里,最多说我没有积极投身文化革命。我有托词,就说肝炎未愈。回校,根据南京地区的武斗发展,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我又何必为了一团扯不清的乱麻献身。

   决心既下,返家之前,我又来到了玄武湖。五年前在此过夜,前面说过,陪我的是帮讨饭花子。今晚,公园里到处是打着串联旗号的红卫兵,或各种闲杂人等。彼此不识,互不干扰,我找到一座僻静的水榭,在靠近栏杆的一角,垫一件衣服,盖一件衣服,枕两本书。去年串联到杭州,我也是这般对付过夜的,那是在浙江大学,在一座高楼的平顶。

   仰头,想起郭小川的《望星空》,我仔细辨认,希望弄清是哪一颗星正耀在我的头顶。

   我是徒然,从前我认识满天星,现在呢,一天的星斗仿佛都换了一茬,变得一颗也不认识。

   时代蜕变了,天上的星星也更新换代了。回去吧,我对自己说。随它将来如何结论,这和平年代血淋淋的武斗,反正我不介入。

   ——选自《北大与时间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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