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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燕:重写文学史如何可能

更新时间:2021-07-05 13:30:41
作者: 戴燕  

   一

   春节前收到王德威主编的《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A New Liter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以下简称《新编》)中文本,以前多次听他讲过这部文学史的编纂,终于一饱眼福。

  

   这部文学史其实是哈佛大学出版社策划的“文学史系列”之一,几年前因此先有了英文版,听说简体字中文版也正在编辑中,不久面世。让我稍感意外的是,大约二十年前,常听人说到“文学史”在美欧、日本以及我们的港台地区都已经没落,孰料它会卷土重来,而且还沿用了文学史在一开始出现时就采取的按照国别书写的形式,即以现代“国家”为单位,讲述文学的源流变化,这不能不叫人三思。不过,哈佛大学出版社的这一套新编文學史,据王德威先生说,已经出版的法国、德国、美国这几种,对于过去的文学史都有所颠覆(《导论》),这让我对他主编的这部《新编》,也充满了期待。

  

   二

   我对现代文学史并没有多少了解,然而翻开上下两大卷《新编》,还是能够看到它与过去的文学史有一个很大不同,就是如王德威先生强调的,它是采用了“编年模式”,为一部编年体的文学史。

  

   《新编》是从十七世纪写起,到二十一世纪初结束,依照我们熟悉的文学史时间概念,可以说是跨越了明末、清代、中华民国,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而这样一段文学史,通常也都被划分为明代文学、清代文学、近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过去的文学史,多半都是要顾及历史上的王朝更迭或政权转移,要跟着政治史的时间叙述。但是《新编》没有采用这种方式,它用的是英语读者更熟悉的公元纪年(一六三五至二0一九),它的叙述始终是在这一时间线上,一以贯之。这就带来一个特别大的变化:在这个时间序列里,过去文学史依傍政治史所做的种种时代划分,便不再突出;同样,在政治史上极其重要的如改朝换代等大事件,到了《新编》中,有的也化为无形。

  

  

  

   这当然符合文学史要以其独立形式讲述文学源流变化的追求,而除了政治史上的大事件,我们读过去的文学史,也知道它们往往会载入一批固定的作家作品,视之为文学史的经典和文学正统。可是由于《新编》采用了编年模式,它是以年度为纲目,有的作家甚至被载入不同的年代,这也就导致在过去的文学史叙述中如同坐标一般存在的作家作品,有的就失去了他(它)们原来标志性的作用。

  

   这不能不说是对过去文学史的一种解构。王德威说《新编》采取编年的写法,也是要向中国传统的“编年史”致意。我们做古代文学研究的人都知道,中国的确早就有两种书写历史的方法,一种为纪传,一种为编年,后来还有纪事本末。纪传大体上是以人为中心,编年则是依照时间线索。这两种写法各有长处,纪传便于记述完整的人物、事件,而编年更能呈现在一个时间点上错综复杂的剖面。如果说过去的文学史多少有些仿佛纪传体,是以作家作品为中心,哪些作家作品入选,又是由以往文学史的书写者根据过去的标准和经验决定,那么,《新编》这一次采用编年体,的确能让我们“回归时间/ 事件的素朴流动”(《导论》),再一次在时间的河流里,重新观察、重做选择,以描绘与过去不一样的文学史图景。

  

  

  

   让我举一两个例子。一七九二年,是乾隆五十七年,英国的马戛尔尼率使团来中国,他们的目的是要扩大在华贸易。而乾隆以为这些人只是来祝贺他八十三岁寿辰并“观光上国”,因此对使团提出的通商、减税、传教等要求一概拒绝,宣布天朝“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同是在这一年,继萃文书屋以活字排印了传抄于世的八十回《红楼梦》加四十回高鹗续书(程甲本)后,“因急欲公诸同好”,又有经过校订的《红楼梦》程乙本问世。这两件事情,在过去的对外关系史和文学史上都非常有名,不过很少会去想它们之间有什么联系,而《新编》因为是以编年纪事,自然就将它们归在一起,并且从中看到它们潜在的对话关系。

  

   另外一例是一九0八年,光绪三十四年,还在东京的鲁迅,在开封大河书社出版的《河南》杂志上发表了《摩罗诗力说》,而同年,王国维也在上海出版的《国粹学报》上发表了《人间词话》。这两位都意识到晚清的政治危机,也都接受了西哲的影响,都在寻找诗词文学界的革新之路,可鲁迅是把希望寄托在捣毁现状的“摩罗之力”上,王国维却寄望于“境界”的提升。《新编》指出,这两篇著名诗论的同期出版,也构成潜在的对话,而“使一九0八年成为塑造中国现代文学主体性历程中至为重要的一年”。

  

  

  

   以编年的方式,《新编》不仅容纳了更多的历史线索,也让我们重新看到哪些时间点更蕴含丰富,也更显重要,这就提供了文学史叙述的新的可能。不过《新编》的编年,也并不是一无取舍地逐年编写,它在十七世纪选了一六三五、一六五0年,十八世纪选了一七五五、一七九二年,十九世纪也只选了一八0七、一八一0等十九年,到二十世纪才渐渐变成逐年纪事。这说明它虽然溯源自十七世纪明末,但二十世纪才是它要讲述的主体。

  

   三

   讲中国现代文学而溯源至明代,当然不是破天荒的事。以前周作人讲《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九三二年),就是将“新文学”的精神上接到十六世纪明代文学。然而《新编》并不是要重弹这个老调,它之所以将“现代”的起点推到明末,似乎是因为在大家越来越熟悉的全球史(Global History)视野中,明代后期恰好被看成是中国的早期现代,从那时起,中国逐步融入全球性的现代化潮流。《新编》大概是在这个意义上,将明末当成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而这就涉及“何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问题。

  

   在过去的中国文学史叙述中,现代文学多是以“五四”前后的“新文学”(一九一六至一九一九年)为主体,这个“新文学”,如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九二三年)中所说,既是与十九世纪晚清的古文学对立,却又是从古文学中蜕变出来,因而无论强调对立抑或是蜕变,它的起始时间,一般都被放在晚清。王德威先生在二十世纪曾说“没有晚清,何来五四”,而这一次,他又把“现代”这个时间拉得更长,向上伸展至明末,向下延续到当代,所以这个“现代”,是带有“现代性”意味的,不完全是过去文学史主要根据对社会性质的判断而讲的那个“现代”。

  

   “现代性”是一个全球性的概念,既用了这个“现代”,文学史的讲述,势必也就要关注中国文学与世界联系的这一面。我想也正是因为如此,王德威先生才赋予他深思熟虑结撰的《导论》以“‘世界中的中国文学”这个标题,而《新编》一个非常与众不同之处,就在于它是努力讲述世界中的中国文学。

  

  

  

   我们来看它的第一篇,是以一六三五年(崇祯八年),杨廷筠《代疑续编》的刊刻作为切入口。通过周作人,人们知道讲现代文学可以上溯晚明“性灵派”,这是既有的一种文学史叙述;可是《新编》虽也从明末讲起,它提供的却完完全全是另外一种叙述。它告诉我们,意大利天主教会士艾儒略在一六二三年(天启三年)发表的《西学凡》,为当时中国知识人打开了欧罗巴西学的窗口,因《西学凡》里面也讲到“文艺之学”,这就影响了杨廷筠对文学的看法,见于他的《代疑续编》。这也说明中国现代的“文学”观念,实际上是有“多重缘起”,就包括像这样的“世界语境”中的文学。

  

   这是世界中的中国文学之一例。在第二篇一六五0年还可以看到另外一种类型,就是当一六四四年崇祯皇帝在北京煤山自缢、明朝覆亡,消息一经传出,很快便成为“全球性的书写题材”。在中国,不到两个月就有一部相当实录的《剿闯小说》不胫而走;在荷兰,不仅有东印度公司的船员带回传闻,还有耶稣会士卫匡国在一六五四年用荷兰文出版的《鞑靼战记》记叙明清易代,又有长诗《咏Y 河》和戏剧《崇祯皇帝》。有趣的是,在《崇祯皇帝》这部戏中,崇祯孤家寡人的形象,与他在《剿闯小说》中十分一致,而据《新编》分析,这恰是此类中国文学文本传播的结果。

  

   还可以举出一九四0至一九四二年的延安。一九四二年,当然最重要的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新编》为此写有专门的一篇;不过,它也有另外一篇讲到“延安的西洋文学课”,这就是周立波在“鲁艺”开设的“名著选读”课程。在这门课上,周立波不仅介绍高尔基、法捷耶夫和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托爾斯泰,他也介绍蒙田、歌德、巴尔扎克、司汤达、莫泊桑、梅里美、纪德。而到了一九五二年,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和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又一同获得“斯大林奖”,成为“社会主义的世界文学”典范,在五十年代被分别翻译成了八九种语言的译本。与此同时,根据一份一九五五年的统计,有超过一千五百种苏联文学作品也在当时的中国发行,其中一九三六年出版的奥斯特洛夫斯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经过一九四二年梅益的翻译,在五六十年代销售达百万册。这些作品交相辉映,共同构成了《新编》所说社会主义的世界文化。尽管后来有人将周立波、丁玲的小说与周立波翻译过的肖洛霍夫《被开垦的处女地》拿来对照,指出其中有所雷同,但在《新编》看来,这样的移植,也正是推动“超越国界”的“社会主义新文学”形成的一种方式,就像《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也启发过许多中国作家,提示他们如何去写战争以及为社会主义建设奋斗的主题,也为英雄的成长提供了一种写作公式。

  

   四

   这样看待世界中的中国文学,尤其是像王德威说的文学之间的“互缘共构”“交错互动”,自然就会注意到文学的“旅行”。

  

   翻译、移植是一种文学旅行,还有一种旅行,可以举邱菽园为例。他是一八九四年的福建乡试举人,次年赴北京会试不第后移居新加坡。一八九八戊戌年在新马创办了响应康梁变法主张的《天南新报》,此后数十年依靠华文报刊及社团,在南洋建立起华人的文学网络,他自己也“以能诗好客名天下”(康有为语),而同康有为、陈君葆、丘逢甲等酬唱往来,并于上海、广州、香港等地发表作品。按照《新编》的说法,就是为写于境外的汉诗,保留了一支“南方的文学系谱”。在《新编》看来,像邱菽园这样回不了故乡的移民,用华语在异地写出的“离散文学”,也应该归于中国现代文学。

  

  

  

   与邱菽园人生之旅的路线刚好相反的,是二十世纪的作家李永平。他是生在马来西亚的华人,自幼读华文学校,因此最熟悉的,还是《红楼梦》这样的中国古典文学,以后他又读中国台湾大学,到美国留学,然后留在中国台湾。在他的创作如二00八年出版的自传体小说《大河尽头》中,可以看到有“多重的家园与故乡”,而中国文学,则是“他的精神原乡”。《新编》认为,像这样的马华文学,也是“伴随着现代中国文学全球性的发展而来”,所以也应该归入中国现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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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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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读书 2021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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