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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宇烈:漫谈儒释道“三教的融合”

更新时间:2021-07-05 12:05:29
作者: 楼宇烈 (进入专栏)  
又谓,大颠“颇总明,识道理”,“实难外形骸以理自胜”云云(《与孟尚书书》,《全集》卷十八)。欧阳修对当时名僧契嵩的《辅教编》甚为激赏,晚年又自号“六一居士”,可见其也未尝不留意于佛理。曾巩则亦有“佛之法固方重于天下,而其学者又善植如此。至于世儒,习圣人之道,……则未尝有勤行之意,……由是观之,反不及佛之学者远矣”之叹(《菜园院佛殿记》,见《元丰类稿》卷十七)。[2]

   从哲学思想方面看,儒佛道思想的冲突斗争是最激烈的,然而它们之间的相互渗透和融合也是很明显的。唐代各佛教宗派,除唯识法相宗外,其它各宗派没有不吸收和融合儒家思想的。禅宗是中国特创的佛教,它舍弃了佛教理论中大量的繁琐论证,而以佛教中一些最基本精神,来讨论和解决儒家最关心的心性问题,在沟通儒佛方面,大开方便法门。之后,华严宗大师澄观,博习儒典,在其著作中,以儒释佛,随处可见。至其弟子宗密,融通儒佛的工作更为深入。他所著的《华严原人论》,把儒家、道家、佛教合在一起判别其优劣高下,这是以前佛教各宗派的判教中所没有的。而尤为重要的是,他在此书中考察了历来儒佛诸家论心性的理论,并加以会通后提出自己的看法。其说对宋明理学有重要的影响。又如,天台宗中兴大师湛然,出家前即有深厚的儒学根柢。他提出的“无情有性”说,可说是综合儒佛思想的创见。而反过来,又分别给予佛教的“佛性”论和宋明理学家“天地万物一体”的理论以极大的影响。此外,如宋代名僧契嵩(著有《辅教编》等)、智圆(自号“中庸子”,著有《闲居编》)、明代高僧德清(著有《大学中庸直指》、《观老庄影响论》等)、智旭(著有《四书藕益解》、《周易禅解》等,在提倡融合儒释道三教思想方面,都有较大影响。

   下面我们将看重分析一下宋明理学与佛道,特别是佛学的关系问题。[3]宋明理学的萌发,可推求于唐人的韩愈、李翱。韩愈虽严厉辟佛,然他那推尊儒家,标举道统,实有契于佛教判教之法。而李翱则暗引佛教之“性”义,著《复性书》三篇,以诠释孔孟之性论,[4]从而开启了宋明理学的天事性命之学。同样,宋明理学家虽然也竭力排斥佛老,而在其思想中无不渗透着佛老之说。[5]

   被奉为理学开山祖的周敦颐,他的主要著作《太极图》,实源自道教练气化神的“太极先天图”。而他的著名散文《爱莲说》,盛赞莲花出污泥而不染的本洁之性,以及他在《通书》中大力提倡的“主静”说等,都十分明显地是受佛教影响的结果。程颐作《明道先生行状》中说,程颢“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其实,程颐自己也同样如此。程朱理学所着重发挥的“体用一源,显微无间”和“理一分殊”等思想,就与佛教理论有着密切的关系。前者语本唐澄观的《华严经疏》。关于后者,程颐在归纳佛教华严“四法界”理论时说:“只为释氏要周遮,一言以蔽之,不过回万理归于一理。”并且明确表示,释氏此说“亦未得道他不是”。(《二程集》第195页)朱熹则最喜欢用佛教“月印万川”的譬喻来说明“理一分殊”的道理。他说:“这是那释氏也窥见得这些道理。”(《朱子语类》卷十八)从《朱子语类》中,我们可以看到朱熹对佛学是有广泛了解的。

   自唐宋以来,文人学士几乎没有不读佛典的。诸如《法华经》、《维摩诘经》以及《愣严经》、《圆觉经》、《大乘起信论》等,这样一些佛典通常都是一般文人和思想家必须具备的基础文化素养中的一个方面。即使不能读这些大部的佛典,那至少也会读过如《金刚经》、《心经》、《阿弥陀佛经》之类的佛典精本。

   本来在文化、思想、学术领域中,各派之间互相影响、渗透、取长补短,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和规律。然而,那些正统的理学家,为了争正统,非得否认这一点不可,这是很不高明的作法。当然,也有不少理学家和思想家是不否认对佛老的吸收的,有的还公开提倡对佛老进行研究。比如元真德秀作《心经注》,明王夫之作《相宗络索》等,对佛学都有相当的研究。又如清代中期的汪缙、罗有高、彭绍升等人,也毫不隐晦地一面讲儒、一面讲佛。其影响且沿及龚自珍、魏源,以至近代的谭嗣同、梁启超、章太炎等人。

   即使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融合儒释道“三教”思想,作为构筑新哲学思想体系的基础,也还是不乏其人,是一股不可忽视的思潮。当然,由于时代环境的不同,这时的“三教”融合,往往还渗入了某此西文哲学流派的思想因素。在五四以后的思想家中,诸如梁漱溟(著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等),马一浮(著有《复性书院讲录》、《宜山会语》等)。熊十力(著有《新唯识论》、《原儒》、《十力语要》等),都是这一思潮的代表人物。其中尤以熊十力最为典型。他那以“体用不二”为主干的哲学体系,就是在揉合《易传》、陆王、王夫之,以及佛教华严、禅宗等各家理论,采用法相的分析法,构筑起来的。他的体系可以说是,以儒释佛道,以佛道补充儒。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取精用弘”,“入乎众家,出乎众家,圆融无碍。”(《十力语要初续》)在近现代的一些哲学体系中,熊十力是具有较丰富特色的,也产生了相当的社会影响。

   从以上的简要介绍中,我们可以看到,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要组成部分的儒释道三家,是在一种相互矛盾斗争,而又不断相互渗透,相互融合中发展的。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渗透和融合,既没有发生某一家把某一家吃掉的现象,更没有造成三家归一家的结局。而是通过相互的渗透、融合,从生硬的捏合到有机的化合,使各家的思想都得到不同程度的丰富和提高。而与此同时,也就促使整个中华传统文化得到了丰富和提高。

   注释:

   [1] 据东晋的恒玄说:“囊者晋人略无奉佛,沙门徒众皆是诸胡。”(《难王中令》见《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卷一第106页)

   [2] 宋代张商英的《护法论》、元代刘谧的《三教平心论》、明代姚广孝(道衍)的《道余录》等著作中,都从佛教信仰者的立场出发,批驳了韩、欧及宋明理学家排斥佛老的理论,揭发他们思想中溶入佛老思想的实情,并竭力鼓吹三教在世,缺一不可,提倡三教调和。

   [3] 这里主要分析程朱派理学。关于陆王心学,其中吸收有大量的庄、禅内容,众所周知。明代陈建著《学蔀通辨》以辨朱、陆之异,专门揭示陆王心学中的佛老思想因素,也非为无见。可供参考。

   [4] 清阮元在《塔性辨》一文中说,唐李习之“曰:‘吾儒家自有性道,不可入于二氏’。于是作《复性书》。其下笔之字,明是《召诰》、《卷阿》、《论语》、《孟子》内从心从生之性字,其悟于心而著于书者,仍是浮屠家无得而称之物”。又,阮元在《复性辨》一文中指出,“复性”概念出自《庄子·缮性》:“缮性于俗,学以求复其初”,其义与佛言近。李翱以庄语代孔颜,又由庄而入禅,则失矣。(均见《揅经室续集》卷三),此说可供参考。

   [5] 梁启超在《儒家哲学》一文中说:“欲知宋学渊源,可以看这两篇文章,一篇是《原人论》,佛徒宗密所作,一篇是《复性书》,儒家李翱所作。”又说:“自唐末起,历宋金元明,在全国思想界最占势力,为这一派调和儒佛论。佛教方面的澄观、湛然,莫不皆然,而宗密最得菁华。儒家方面的梁肃、柳宗元,莫不皆然,而李翱最集大成。诚然,以宋代学术同他们比较,觉得幼稚肤浅,但宋学根源完全在此,不懂他们的论调,就不知宋学的来源。”

  

   原载于《文史知识》1986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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