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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庆杰 唐琦 刘翔洲:中国大一统的历史密码破译——基于政治经济制度的阐释

更新时间:2021-07-05 07:10:48
作者: 夏庆杰 (进入专栏)   唐琦   刘翔洲  

  

   摘 要中国 “大一统”国家形态的形成源于治理水患与抵御外敌所需要的国家管理能力,而其维持则需要适应性的政治经济制度设计以维持中央政权的全面掌控能力。在农业社会,国家的控制能力取决于有效的组织体系与稳定的土地税收。为此,中国历代政权经过长期调整形成了以科举制为选拔机制的核心政治密码及建立有效土地制度和税收制度的经济密码。科举制能够更多地促进社会阶层的有序流动,延缓了侵占国家权力与土地税收的大地主的崛起,而土地制度虽然为适应人口及生产状况最终走向了私有制为主的道路,但在科举制确立以后的土地兼并再未形成影响国家行政能力的门阀地主阶层,从而有效地维持了国家的统一。因此,有序社会流动与土地税收制度设计正是保持历史上中国大一统的核心政治、经济密码。

   关键词:大一统;治水文明;科举制度;土地制度;税收制度

  

一、引  言

   福山和阿西莫格鲁分别在各自的著作《政治秩序的起源》和《国败论》中,把世界上的国家划分为民主和专制两种类型。阿西莫格鲁更是公式化了结论:民主带来繁荣先进,专制导致腐败落后。按照阿西莫格鲁的逻辑,若中国是专制国家,早应崩溃多次而巴尔干化(碎片化)。然而,自夏商周以来、特别是自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中国在大部分历史时期都保持了统一国家的状态;并且“(中国)一直就是世界上最大的政治实体…(领先地位)一直延续至15世纪。在技术水平上,在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上,以及在对辽阔疆域的管理能力上,中国都超过了欧洲。在此后的3个世纪中,欧洲才在人均收入、技术和科学能力上逐渐超过了中国”[1];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快速升级为是世界第一制造国和第二大经济体。

   几千年来,中国社会形态的转变和管理制度的变更从未改变“大一统”的实现和认同在政治、经济与思想史上的主流地位。甚至于在统一国家产生之前,中国就有黄帝和尧舜禹的传说,执政首领能够有效地管理社会并提供治水、历法、征战等公共品服务。在统一国家逐渐成型的夏商周时代,方国、部落的“共主”更是持续进行了拓展权力边界的努力,在史籍中所留下的“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汤居亳,武王居镐…天下为一,诸侯为臣”“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的记载。所以,从“大一统”的源流来看,夏商之前的“史前中国”无疑塑造了其基本形态。而夏商周以来、特别是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以来,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中国在大部分历史时期都保持了统一国家的状态。那么究竟是哪些因素促使中国能够保持统一国家状态呢?相比之下,自公元476年罗马帝国解体以来,欧洲不少有识之士也渴望统一,但也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实现了欧洲主权国家的联盟(欧盟)。历史上,幅员辽阔的帝国大多数一旦陷入分裂状态更是很难再度完成统一,但中国的政权总能依靠有效的制度调整完成这一事业。

   中国“大一统”的形成是历史发展的自然产物,是由经济基础所决定并衍生出的政治文化综合制度体系。这一制度体系的产生并非统治者强行推动而确立的,是在基本的自然条件下结合当时的生产力状况所产生的,其形成过程是由上及下的微观个体们相互博弈的结果。而结合社会经济基本状况所进行的制度建设正是维持社会基本形态的密码。中国所具有的几千年“大一统”的历史也是如此,能够在每次分裂中都以统一而结束,并在统一后逐步实现鼎盛,其背后不仅有先天因素的影响,更有能够适应国家中不同的阶层、群体的制度设计,这便是中国大一统的历史密码。基于这样的认识,本文试图探讨中国的“大一统”是如何产生和发展的?中国是否拥有保持统一状态的密码?如果有,这套密码什么?本文试图从对中国历史朝代兴衰和政治经济制度变迁的探究中破译这一密码[2]。


二、关于古代中国人国家统一意识产生和来源的猜想

   霍布斯认为,在无政府状态下,人与人之间暴力争斗造成了大量的生命财产损失,这使得人们愿意让渡权力和税赋给一个强大的巨灵——利维坦,从而换取和平与安宁。这是霍布斯关于国家产生根源的假说。那么年复一年的足以造成大量生命财产损失的自然灾害和经常性的外敌入侵是否会导致人们把权利和税赋交给一个共主,从而共同有效战胜自然灾害和外敌入侵呢?

   夏商之前的史前中国就面临周期性水患和经常性外敌入侵的致命威胁。尽管无法确认史前中国什么时间进入农耕文明,但是夏商之前中国黄河两岸的居民已经从事农业耕作。农耕是定居型文明,不像游牧部落那样逐水草而居。黄河中下游两岸气候温暖,有河流形成的冲积型平原,如西亚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两河流域、古埃及的尼罗河三角洲、印度恒河流域一样,适于农业耕种和定居。然而,每隔几年黄河就会出现洪水泛滥,每次洪水泛滥都会夺取很多人的生命和财产。因而,黄河周期性洪水泛滥成为黄河中下游两岸农耕部落的首要安全威胁和隐患。另外,黄河自西向东流入大海,即使某部落的河堤修得很好,但是临近部落所属河堤决口依然会给该部落及其他附近部落带来水灾。换句话说,居住在黄河中下游两岸的任何部落都无法单独抗洪。木桶原理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水会从木桶板最矮的地方流出;同样,洪水会从河堤最薄弱处泛滥。年复一年的洪水泛滥以及由此造成的大批生命和财产损失,使各部落头领和成员被迫放弃自己的部落利益、逐渐联合起来共同抗击洪水灾害。更为重要的是,抗洪和从整个河流角度治理水患还要求有一个大家认同的共主及其领导的权力机构统一指挥和部署。因而,抗洪和治理水患进一步要求各部落头领及其成员把抗洪和治理水患的权力让渡给各部落共主及其领导的各部落联合权力机构。这正如恩格斯所言,“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是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3]。

   历史和社会的发展也必定不是齐头并进的。黄河中游两岸各部落的规模、力量可能有很大差异。少数部落在向国家形态演化的进程中可能更为先进,其部落领导人的领导力更强,经济更为发达,军队更为强大,在抗洪和治理黄河水患上有更为丰富的经验和手段。因此,在水患来临之际,这个强大部落能够较快地组织起来抗洪,也有力量救助那些弱小部落。各部落把权力让渡给共主的过程可能与治水过程相统一。而且在权力集中过程和治理水患过程中,各部落精英和成员的融合程度也不断提高,共主及各部落联合权力机构乃至国家形态的权力机构(军队、税赋、司法)建设也慢慢得到完善。在抗洪和治理水患的过程中,也会带来建筑工具、建筑技术、建筑材料、食物供应和其他后勤等方面的技术进步和组织能力进步。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也会锤炼出熟悉情况且有较高组织领导能力的领袖人物和干部队伍。所有这一切对部落联盟向统一国家迈进将有巨大帮助。总之,抗洪和治理水患的过程可能催生了史前中国的统一国家逐渐形成。

   在黄河、长江、淮河及其他河流的周期性泛滥之外,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周期性入侵也是史前中国黄河中游地区定居农耕居民面临的另一个重大安全威胁。如共同抗洪一样,抵抗游牧部落入侵需要统一领导、有后勤供给的常备性军事组织。因而,周期性的水患和北方游牧部落的经常性入侵,不断强化每个部落及其成员的集体意识:任何一个部落都无法独善其身,只有联合起来在部落共主的强有力领导下,才能有效抗洪和治理好水患,才能有效抗击和威慑北方游牧部落的入侵。在治理水患和抗击北方游牧部落入侵的历史过程中,史前中国的黄河中游两岸各部落精英和成员也不断意识到:各部落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向共主、中央政权、同一国家演化的过程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在这个过程中,肯定会出现统一和分裂的不断斗争,也会出现部落联合机构的不断垮塌和不断被迫重建。每一次的垮塌和每一次的重建可能会不断强化各部落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理念。

   一旦有了共主和各部落联合权力机构及其军队、税赋、司法体制,这个中央政权也会按照自己的逻辑发展变化,如统一调用军力、民力治水和抵抗入侵,促进农业、畜牧业、手工业、贸易、乃至货币发行,建设中心城市,维护社会治安,用强力手段平息反抗中央政权的任何企图和行动。此外,中央政权还可以用官职、爵位、分封机制安排各部落精英和领导人,使中央政权得到各部落精英的拥护,从而强化中央政权。最后,史前中国和夏、商中国中央政权的形成和强大会吸引周边部落不断融入古代中国、或者和古代中国建立良好的关系,从而继续加强中央政权的发展和稳定。


三、究竟是什么密码使中国保持国家统一?

   鉴于史前中国和夏、商中国关于当时政治社会经济制度状况的历史记载不是很清晰,因此对于中国保持国家统一密码的探究只能从西周开始。周文王、周武王开启的西周靠分封制治理天下。分封制是一劳永逸地分封,即封国是可以由国君的子孙世袭继承的。各诸侯国有义务定期朝拜周天子和进贡、在有边患时必须率领各自的军队来勤王。分封天下之后,周天子有自己的天子领地、属民和军队[4],随着周天子不断分封更多的属国,周天子自己控制的土地和人口越来越少。另外,周天子几乎没有控制各诸侯国的工具如官员任命、军队、税收等。数代之后,周天子和各诸侯国国君之间的血亲关系淡化,各诸侯国便不再尊重周天子、不再勤王。西周建国一百多年后便开始出现了分裂的迹象;之后不断加剧。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定都洛阳,史称东周。从此,周天子只是象征性的国家元首,各个诸侯国成为事实上的国家、并进入诸侯国之间争霸兼并、制度竞择的春秋战国时代。

   公元前四世纪中叶秦孝公任用商鞅实施变法,“废井田,开阡陌,奖励军功”,改革世袭贵族担任政府官员和高级军事将领的传统做法,所有政府官员统一由中央任命、根据军功提拔军事将领;允许私人拥有土地,由中央任命的官员收税。秦国依靠其先进的政治、军事、经济制度建设统一了中国。大一统的秦国依然采用中央集权郡县制。自秦朝以后的中国各朝代基本沿用中央集权郡县制。因而毛泽东说“百代都行秦政法”。由此可见,秦汉的中央集权郡县制在保持中国强盛统一方面远优于西周的分封制。也许有人会说,西周的分封制比较适用于私有制农业(小农自然经济)出现以前的经济状态。然而,欧洲的封建制一直到工业革命才开始解体。

   西汉在全面继承秦朝政治、军事、经济制度外,建立了察举制和太学以选拔和培训官员,也建立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官方意识形态。两汉的土地私有制,导致“富者拥地千里、贫者无立锥之地”。察举制导致官员的选拔和任用也逐渐被官宦世家所形成的门阀所控制。门阀同时也是大地主。东汉末年,门阀绑架和控制了中央政权,东汉在三世纪初灭亡,一直到六世纪末隋朝才重新实现了国家统一。隋唐基本沿用了北魏的授田制和西魏的府兵制,形成了稳定的兵源和税源。鉴于察举制导致官员的选拔和任用被门阀所控制,隋朝废除了察举制、创立了通过举行全国范围内考试选拔官员的制度。

一个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一定会产生国家,国家是靠“硬核”制度来维持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员任命制度,官员来源制度及升降制度,生产制度和税收制度,兵源和兵役制度。从秦汉到隋唐,中国历史上鼎盛王朝的制度建设基本完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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