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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庆杰 唐琦 刘翔洲:中国大一统的历史密码破译——基于政治经济制度的阐释

更新时间:2021-07-05 07:10:48
作者: 夏庆杰 (进入专栏)   唐琦   刘翔洲  
或者说中国保持统一的密码基本显现,其核心是中央政府统一任命军政官员的郡县制、北魏隋唐的授田制、以府兵制为主的兵源制度、奖励军功制、选拔官员的科举制、尊重儒学的意识形态制度。这是历史上中国维持国家统一的表层政治经济制度密码。然而,任何王朝也不可能长期靠高压和苛政保持国家统一和强盛,或者说任何王朝或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安排都需要得到该王朝芸芸众生的不抵触;为此,这些制度安排在保障国家国防安全、人身安全,法律、秩序之外,也需要让广大民众能够生存下去和看到希望。俗话说,民以食为天。马克思说:“刺刀尖碰上了尖锐的‘经济’问题会变得像软绵绵的灯芯一样”[5]。从秦汉到明清,中国基本处于农业社会,农业生产的核心要素是土地,因而土地制度和税收制度既关系到广大民众的吃饭问题、也关系到国家的兴盛和衰败。所谓让民众看到希望,就是该王朝的制度安排允许较为合理的社会阶层流动,两汉的察举制和隋唐至明清的科举制带来了广泛的社会流动,很多出身卑微但是有才能的栋梁之才可以通过科举出任朝廷重要官职。保障民生和有序社会阶层流动是历史中国保持国家统一的政治密码。


四、科举制是国家统一的核心政治密码

   在谈论科举制时,很多中国人可能会不屑一顾,认为科举制下的文人士大夫为了高中举人进士、入朝为官,只读四书五经等中国古代经典,对数理化等现代自然科学、现代科技及国际政治经济变化一无所知。正是由于科举制的这些弊端,清朝政府于1905年取消科举制,代之以现代大学制度,以培养懂自然科学技术和国际经济政治理论的现代化人才。彼时,清王朝已经开启现代化进程,科举制产生于小农自然经济状态,而无法适应工业化经济发展的要求,如工业经济社会需求海量的科学家、医生、工程技术人员、律师、高级经理人员、销售人员、记者、懂自然科学技术的政府官员等,也需要受过教育的产业工人队伍。显然,只瞄准四书五经等儒学经典的科举制无法适应十八世纪以来的工业化要求。虽然科举制必然地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其为中国大一统王朝的持续带来了巨大的贡献。

   在十七世纪工业革命开启前,世界各国基本处于农业社会。明清以前,中国一直处于农业社会,以一家一户的小农自然经济为主。小农经济下,家庭农业经营不需要什么新技术,靠祖传的耕种技术就可以维持了。因而对于大多数民众而言,如果不为考取功名,上学读书得不偿失。耕读之家培养家里男孩读书,主要为考取功名,入朝为官,光宗耀祖、封妻荫子。从政府角度看,农业社会的国家治理也不要什么自然科学知识;相反,以仁义礼智信、忠君爱国为主要内容的四书五经等中国古代儒家经典则更为重要。小农自然经济的性质决定了科举制的考试范围。

   科举制从隋唐开启,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年,长达一千三百多年。如果把两汉时的察举制也算进来,那么这种通过考试从民间选拔官员的制度延续了两千多年。对于在中国历史上延续长达两千年的官员选拔制度,我们有必要分析它为什么能够延续这么长时间,分析它的合理性和可取之处、核心机理、以及它的作用和贡献。在科举制下,“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为了高中举人、进士,光宗耀祖,官宦之家、富商之家、特别是耕读之家把主要资源投入家中男子的教育,根据科举制的考试要求,学习中国典籍(四书五经)和书法,希冀家中男孩将来高中举人、进士,实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梦想。与商鞅变法前的贵族世袭(军政官员)制相比,隋唐以后的政府官员主要通过科举制选拔,而且不能世袭(皇帝职位依然是世袭的)。换句话说,在科举制下,家境贫寒的才学之士可以通过科举考试入朝为官。因而,从隋唐到明清的一千三百多年里,科举制下,中国实现和维持了社会阶层的持续有序向上流动过程。

   中国人自古以来有宗族意识,“光宗耀祖”是一代代中国人的崇高理想。很多有名的家族姓氏(如孔姓、钱姓等)几千年来绵延不绝。很多家族有自己的家谱,其祖先甚至可以追踪到三皇五帝。从夏商到明清,中国一直是定居型的农业社会,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耕作是整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同姓家族居住在同一个村落或几个村落,祭拜共同的祖先;由于农业靠天吃饭,收成不稳定,宗族乃至邻里间的困难时期救助构成了小农经济状况下人们生存的一种社会机制;中国人有崇拜祖先、孝敬长辈的传统,家庭内部的土地财产的继承制也在物质基础上导致孝敬长辈。两汉时期“举孝廉”顾名思义就是选取那些孝敬长辈的有德有才之人去朝廷的太学去学习和做官。隋唐创立的科举制也把孝敬长辈作为参加科举考试的前提。换句话说,中国人把个人成就看成为家族的成就。把个人的向上层社会流动看成整个家族的荣耀。科举制恰好为有志于治国平天下的普通人提供了向上流动的渠道,使得个人可以不用依赖家族的社会地位和财富,而仅仅靠个人品德和学术能力实现向上流动。因而,科举制把中国人的“家和国”、“个人和集体”有机地结合为一体,维系了中国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家国情怀。相对于印度的阻碍社会流动的种姓制度、十七世纪前的欧洲封建制、俄国十月革命前的农奴制、二十世纪前埃及和奥斯曼帝国的令骨肉分离的奴隶官员制和兵役制而言,中国的不问出身、只问人品和才学的科举制更具有人性化,因而更为持久。

   科举制选择儒家学说作为考核标准,将儒学中向善、为公的方面加以发扬。人的本性是多面的,有吃苦耐劳、向上、向善、同情、仁爱、为天下苍生着想等好的方面,当然也有自私和其他恶的方面。儒家学说崇尚人的向善和向上的一面,鄙视自私和其他恶的方面。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儒家信条,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仁义礼智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君子和而不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天下为公”等等,宣扬的基本是遵守社会秩序、向善弃恶方面的理念。自汉武帝以来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儒家学术奉为国家意识形态,儒家的个人家庭伦理理论也成为整个社会的行为准则。两汉的“举孝廉”和隋唐以后的科举制都把儒家学说奉为选拔和提拔官员的标准。换句话说,科举制、儒学意识形态和行为守则、郡县制下的中央任命官员制度等,相对而言,较好地拓展了人性中的向上、向善的方面。

   从朝廷角度看,科举制使得政府通过公平学术考试把各个阶层的社会精英纳入体制之内。由社会精英而不是世袭贵族主导的政府治理必然效率更高,另外也提高了皇权的合法性,也大大提高了社会稳定程度。如果没有科举制,还是贵族世袭制,那么社会中最有活力、创造力、领导力、破坏力的精英阶层大多会游离在政府体制之外,这必然会带来社会的不稳定。科举制下的殿试选拔进士过程中,既考虑考生的学术水平,也考虑到地域或省份的代表性;因而,进士的选拔也是政治考量的,其目的在维护科举制的地域公平性和代表性,其目的是维护社会稳定和领土完整。

   从两汉至明清,中国历史上主要朝代大都尊奉儒家学说为主要意识形态。科举制考试的主要命题多为如何践行儒家学说。由于科举考试的巨大威力,使得自两汉至明清的一代代科举士子苦读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著作。可以说,科举制所制造的绵延不绝的士大夫精英阶层成为传承儒家学说的核心力量。

   科举制从低到高分为童生(通过乡试)、秀才(县试)、举人(省试)、进士(中央)等级别。由于通过政府组织的正式科举考试的士人被授予以上功名及相应的待遇,如免劳役、见官不跪等特权,也由于中国古代皇权不下县的制度,使得具有功名的乡村士绅阶层成为天然的乡村领导力量。这些具有功名、且忠君爱国的士绅阶层的存在增强了社会组织性和稳定性。以科举制作为官僚、士绅的选拔方式历经了多个朝代而形成,夏商周的贵族分封制基本解体后,秦、汉、魏晋分别进行了军功爵、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的尝试,其本意都是促进社会阶层的有效流动。军功爵因为战争带来的资源过度消耗而崩溃,察举制则因为其所培养出的门阀大族垄断权力而最后形同虚设,九品中正制也很快落入偏向官宦世家的窠臼。然而儒家学说所尊崇的社会秩序观并没有失败,直至科举制的出现并成为选官的主流,实现了有序的阶层流动,打造了国家统一的核心政治密码。


五、土地制度和税收制度是国家统一的核心经济密码

   从夏商到明清,中国处于农业社会。黎民百姓依靠在田地上从事农业而生存,而国家政权更是依靠对土地和民众征税而维持运作。农业社会政权所依赖的土地税收能够有效进入中央政府财库是维持统一和稳定的前提,不仅需要藉此以应对庞大的军事、行政开支,更要保证与同样占有农业人口的贵族、门阀、地主们此消彼长的实力对比的优势。对于中国历史上鼎盛统一王朝而言,大一统的核心经济密码就是能够保证中央政权控制力的合理土地制度及相应税收制度的设计。

   初步形成的中央政权为保证土地的控制,实行田地的“公有制”或者“王有制”是最自然的制度安排,正如恩格斯所言“一切文明民族都是从土地公有制开始的”[6]。先秦社会特别是西周时期基本以“井田制”为主,井田的中心部分为“公田”,四周部分为各家的“私田”,贵族领地内的各户首先要耕作好公田,然后才能耕作自家的私田。《诗经•大田》篇有“雨我公田,遂及我私”的说法。公田的全部收成上交给封建领主,私田收成的一部分也要上交给领主;“公田”和“私田”都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7]。周朝实行分封制,各诸侯国也是层层分封,分封后的封建领主和其封地以及该封地上属民的关系比较固定[8]。 “国人”居于城市,平时务农,战时为兵;“野人”居住在城市周围,服劳役(耕种“公田”,或者成为劳役地租),不服兵役[9]。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状态下,“众人协田”“同养公田”的制度设计保证了周天子对社会资源的有效控制。

   西周末年或者说最迟在春秋时期铁质农具和牛耕的出现使得单个家庭依靠自己的劳动力就可以进行农业生产,而不像在青铜制农具和没有牛耕时需要多个家庭合力(比如几个人拉犁才能犁地)才能从事农业耕作[10]。由于无需向诸侯国交税,极大地激发了私田开垦的积极性[11]。随着单个家庭有充足的能力开垦新地,井田制走向崩溃。失去周王室控制的诸侯国间征战不停,诸侯国之间、封建领主之间的土地兼并打破了分封制对土地的限制,使得原属于周王室的“公田”逐渐被诸侯国和新兴地主阶级占为私有,而原来“田里不鬻”的规定也被“土可贾焉”的田地买卖取代[12]。春秋时期“礼崩乐坏”便是中央政权丧失对土地的控制力的开始,名义上的“共主”周天子不断式微,而在三家分晋后的战国时代更是如同一般诸侯。

在“耕战”的竞争中,诸侯政权开始探讨新的土地管理方法——承认新开垦的私田并向其征税。最早实施赋税制度改革的是齐国,齐桓公任用管仲为相,于公元前686年实行“相地而衰征”的政策,根据土地肥力等级收取地租,分给农民永久使用[13]。这一政策激发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土地垦殖面积大大增加,齐国国力迅速增强,成就霸业,被诸侯国纷纷效仿。公元前594年,鲁国采取“初税亩”的政策,《春秋·公羊传》对此解释:“初税亩”即“履亩而税”,也就是说有一亩地,收一亩税,之后阶级进一步分化[14]。公元前548年,楚国采取“量入修赋”的政策,将百姓经济收入作为征收赋税的依据[15]。公元前538年,郑国实行“作丘赋”的制度,以“丘”为单位征收兵赋[16]。秦国的改革较晚,于公元前408年实行“初租禾”制度,按照田地面积征收一定数量的谷物作为地税,类似鲁国的“初税亩”制度,后来又有商鞅变法的“制爰田、开阡陌”[17]。(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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