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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小建:精神文明的宪法叙事:规范内涵与宪制结构

更新时间:2021-07-04 08:00:15
作者: 秦小建  

   摘要:  中国宪法中的精神文明建设并非单向的国家道德干预,而是在个体参与社会交往基础上形成的国家与公民的价值沟通机制。精神文明建设依托宪法主权协商结构,以执政党的道德秉性发扬、国家目标动员和群众路线方法,推进家庭、社区等伦理实体对主权结构的濡化,将主权的正当性逻辑延伸到价值多元时代的意识同一性、精神凝聚性和文化公共性的意义构建,并凝聚为“国家—社会—个体”三元同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此作为精神文明的实质载体。精神文明建设的宪法路径是,依据由精神文明转化的宪法价值体系,及由其指引构建的规范体系,将精神文明融入到宪法与法治秩序中,为价值争议创造公共商谈空间,塑造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融贯逻辑,由此达成个体自主、社会濡化、国家教化与政府价值中立的结构耦合。

   关键词:  精神文明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公民教化 主权结构

   引言

  

   中国宪法是较为全面系统规定精神文明建设内容的宪法。这是中国宪法的独特性所在,但在理论研究上一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相关条款并未获得认真对待——相关论述或以回避态度不加讨论,或以文化自由隐蔽地表达不同立场,并未将其作为中国宪法理论体系之有机构成加以规范宪法学或宪法教义学的体系整合。

  

   之所以如此,并非因其不重要,而是对精神文明建设存在太多先入为主的误解。误解大多来自经典宪法视野的评判。在经典宪法的视野中,旨在改造公民、教化心灵的精神文明建设,因与作为价值根基的个体精神自由相抵牾而被认为有原罪。而部分国家机构据此而为的文化限制与道德干预,似乎对此加以印证。在这一点上,中国宪法被置于与经典宪法价值中立立场的对立中。

  

   然而,不加思索地就将中国宪法视为另类,似乎过于草率。对于中国宪法而言,从经典宪法透射的精神文明建设图景,是否是被经典宪法所歪曲的形象?经典宪法的价值中立,当真是立宪主义的真理?中国宪法的规定,仅仅只为某种价值的宣扬?对价值的宣扬,是否就意味着思想的强制?从逻辑上讲,如果对这些基础命题不予探究,那么,任何一种态度或立场都是存疑的,误解也是难免的。

  

   实践争议进一步提出理论需求。诸如电影审查、禁娱令之类的政府文化管制,包括职业伦理促进、社会公德建设之类的政府道德作为,和由民意推进并获积极回应的道德入法实践,实际上均触及宪法精神文明建设规定的内核,即,国家在精神文明建设中应当采取何种立场。而这一立场,是否就必然支持部分国家机构道德干预的合宪性和合比例性?宪法相关条款成为各方辩论援引的基础资源,对其的解释随之成为宪法学的重要课题。

  

   解释的前提是对其规范品格的承认。尽管宪法第24条无法体现权利义务的明晰性和直接适用性,但国家作为精神文明建设主体的设置,可视为对应于宪法序言第7自然段“文明”宪法价值目标的制度安排,表明其在建设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进程中的积极义务。由此展开,在中国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构建的整体语境下,国家为何实施精神文明建设以及如何实施,构成从文化领域探索中国国家理论与中国宪法体制的切入点。

  

   这也表明,对宪法精神文明建设条款规范内涵的求索,应当置于中国宪法的整体品格、历史传统和内在逻辑中,确证其在这一品格和逻辑中的定位,由此凝练整合宪法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规范结构和融贯逻辑,完成对该条款的规范建构。如果仅把目光停留于宪法第24条,不深入背后的结构逻辑,势必陷入一种碎片化的断章取义,要么导致刻意的剪裁曲解,要么导致武断的批评无视。而这正是现实争议的呈现。

  

   进而言之,以中国宪法为思考理据凝练精神文明建设的规范结构,方可真正领会中国宪法回应转型困境的主体性所在。中国宪法面对着一个公共性亟需重建的社会。个体拥有毋庸置疑的形式自由,但却在无所依傍的精神缺失中,极易依附不彻底的市场逻辑。不彻底的市场逻辑在个体私益和狭隘工具理性的双重强化下,以强势姿态将原本为个体提供意义资源的家庭、社区和职业组织不断殖民化。作为价值生成实体源泉的社会由此陷入价值空心化境地。失去社会价值规约的国家成长为一个自我给定目标的价值实体,反过来给个体和社会供给价值,却遭遇以价值自主为名的不同程度的反对。在“家族-国家-天下”的传统伦理结构解体后,作为替代的“国家-社会-个体”现代伦理结构,在市场化转型的当下,始终难以寻觅到一个可以让个体与国家彼此依靠的价值契合点。

  

   重建公共性,须依托一种承认、适应个体价值多元并促进彼此沟通的宪法协商框架。它是维持个体与国家制度关联的民主审议机制的首要正义议题,亦是个体在社会交往中所诉诸的社会性机制以及由此架构的个体与国家的沟通桥梁。申言之,精神文明建设具有强烈的规范面向,既非纯粹的个人价值自主选择问题,亦非单向的国家道德干预问题,而是一种在个体参与社会交往基础上所形成的国家与个体的价值沟通机制。

  

   本文通过评判既有的两种对立争议,展示精神文明建设所蕴含的国家与个体的复杂关联,然后结合比较学说视野下的公民教化框架,展开对中国宪法精神文明建设规定的规范分析,澄清国家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应有立场及对应宪制结构,为精神文明建设寻找一条适应现代法治原理的路径,实践宪法精神文明建设条款回应公共性缺失困境的现实关怀。

  

   一、游移于“国家-个体”两端的争议

  

   纵观近年来一系列有关精神文明的争议事件,焦点均在于国家在精神文明建设实践中应采取何种立场。争议呈现出两种对立态度,一是以国家道德干预为主旨的国家父爱主义心态,另一则是强调个体道德自主的国家价值中立主张。

  

   国家父爱主义心态体现在道德审查和道德入法等实践中。它源于对公民理智的不信任,认为公民本身缺乏“什么是好生活”的判断能力。在制度上,它偏重意识形态的教化与主流精英的言传身教,沿袭价值一元论下依附于权力的自上而下模式,主张强化国家的道德教化使命,并要求国家积极干预乃至惩处道德失范和道德错误行为。

  

   在持这一心态的人看来,这种主张无疑可获得宪法第24条第二款的支持。如果进一步申辩其正当性,这一条款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宪法表达。而在批评者看来,这种理解将宪法精神文明建设条款罩上了一层强烈的价值一元论色彩。[1]价值一元论排斥了文化多元,国家主导着文化发展和道德判断权。在这一理解下,精神文明建设不过就是意识形态灌输、文化限制和道德干预的工具。客观来讲,这一理解所指导的实践,抑或为国家干预实践所刻意寻求的宪法理解,导致“精神文明建设”成为一个不太受欢迎的词汇,不仅没有达成预期目标,反而还将国家使命污名化。

  

   在上述情绪的反弹下,学者开始反思国家的道德角色和价值立场,认为个体是道德判断和文化发展的主体,国家应当坚持价值中立,把“什么是好生活”的判断权交还民众。[2]近年来从文化权和文化基本国策等维度展开的“文化宪法”研究,[3]大体遵循这一立场。

  

   这一主张获得宪法第47条文化权条款的支持。以此观之,宪法第24条似乎仅具有宣示意义,其规范性和实践意义有所缺失。不过,对这一主张的批评也应值得重视。批评观点认为,其理论底色是西方经典的价值中立原则,研究进路则沿袭“文化权-文化国家”的经典宪法分析框架。[4]这无疑是戴着经典宪法的“有色眼镜”对宪法精神文明建设条款的曲解,在宪法规范上无视宪法第24条与第47条的张力,也未检讨自由主义价值中立原则本身所陷入的内在困境,更没有深入到中国宪法的整体品格和内在逻辑中进行富有中国主体性的提炼。

  

   上述两种理解看似对立,实则共享一套逻辑,均将国家与个体置于非此即彼的对立中,忽略了个体与国家在政治有机体中的结构性关联,以及由此形成的个体与国家在精神维度的互动沟通关系。

  

   纯粹的个体道德自主,一旦被贴上“权利”的标签,便倾向于对国家持一种警惕的态度。这种态度,既忽视了国家经由民主机制对个体道德意识的呼应,以及国家对个体道德意识的必要过滤和理性整合,也忽视了个体在社会中经由社会道德传染机制所为的道德化和集体意识的塑造逻辑。经由此种互动形成的集体意识,恰恰是国家的道德根基所在;而这种互动,也正是任何个体无从逃避的社会化过程。

  

   马克思肯定了人是自己观念、思想的生产者,但他所说的“人”,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他们受自己的生产力的发展和与这种发展相适应的社会交往的制约。简言之,“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5]个体道德自主以及依托个体理性而为的道德进步,首先取决于个体与生活实践及社会结构的内在关联。在这个意义上,个体经由社会与国家形成的道德沟通,决定了纯粹个体道德自主与国家价值中立立场的悖谬所在。

  

   如果说价值中立的理解将个体预设为脱离社会道德氛围的原子式个人,那么主张进行道德干预的国家父爱主义心态,则是将国家与社会结构相隔绝。在这种理解中,国家被具有高识别度和强存在感的“政府”(即作为执行机关的国家机构)所替代,乃至被简化为占据道德制高点、挥舞教化大棒的强制权力。它先入为主地将国家所主张的价值观臆断为依托权威而为的道德自我生成和自上而下的单向灌输,完全漠视了丰富多彩的社会现实中国家与个体的各种连接机制,以及国家主导价值观的生成机理,自然也就忽视了国家依托民主代议机制对公民个体意识的聚合功能。在这一过程中,个体意识经由社会性机制凝聚为社会价值共识,并汇聚为公共领域,形成对国家价值观的塑造。

  

   上述两端,在切断国家与个体的精神关联乃至加剧对立这一维度,殊途同归。涂尔干认为,无论偏于“国家”或“个体”的任何一端,均会构成治乱根源。他把现代社会失范的症结归结为,在国家与个体间缺少一个能将二者连接起来的中介机制。这个中介机制的存在,保证了国家与个体的持续沟通。有了这个机制,国家不会仅仅依靠自己就作出所谓权威判断并强行要求个体服从,个体也不可能把国家当作一种贯彻多数人意志的工具。这是民主的主旨,亦是真正的国家观念。[6]

  

   哈贝马斯指出,以个体为中心的个体道德自主和以国家为中心的积极公民培养,其实不约而同地走向了国家中心主义的结局。其症结均在于“在基本概念的层次上未能成功地将私人自主与公共自主协调起来”。[7]哈贝马斯说到,个体只有经过社会化,才可充分的个体化。[8]哈贝马斯定义的“个体化”与“社会化”,实则内在统一。其实质是民主代议机制与由生活世界形成的公共领域的彼此沟通。而当下的问题,恰恰就是经济系统和行政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由此导致个体自主和公共自主的连接通道被阻塞。个体生活世界中的意义缺失,国家的正当性源泉就会枯竭,规则的有效性就会压制规范性,以认同危机为内核的合法化危机符合逻辑地产生。[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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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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