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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小建:精神文明的宪法叙事:规范内涵与宪制结构

更新时间:2021-07-04 08:00:15
作者: 秦小建  

   由此可见,有关国家在社会道德实践中应采取何种立场,并非“国家-个体”这一高度简化的二元对立逻辑所能涵括。它一方面需要从经典的宪法学说与制度框架中汲取更为厚重的思想资源,从而避免价值先验所致的狭隘对立,并提炼可资借鉴的规范性制度结构;另一方面则须将精神文明建设置于中国宪法的规范结构中,据此返回精神文明建设的规范思考,从而避免非此即彼的两极对抗,重述精神文明建设规范意义上的宪法功能。

  

   二、精神文明建设的比较学说与宪制资源

  

   理性自主的现代公民是现代国家的基石。但国家对现代公民的教化,如何不损害作为前提性价值预设的个体道德自主,一直是西方政治哲学和宪法学说的深层追问。精神文明建设是新中国培养适应现代化建设的社会主义公民的方式,[10]如何从经典学说中寻求不同参照视角,并汲取不同模式下关于国家在公民教化过程中的角色及其对应宪制结构的有益资源,是探索中国宪法精神文明建设实施机制的重要路径。在学说史上,大体形成三种有关公民教化的学说和对应宪制框架。

  

   (一)价值中立的“基本权利-政治国家”框架

  

   作为宪法的经典框架,“基本权利-政治国家”遵循个体道德自主和国家价值中立的基本原则。个体道德自主源于个体理性的自主运用,意在将自身塑造成一个理性、自主和道德自律的公民。在经典宪法的发展脉络中,这一理性、自主和道德自律的公民形象,发端于古典自由主义经密尔阐发的“不伤害原则+思想市场”思想体系,并经政教分离的思想实践进行了有效性检验,最终构成立宪主义的人文基础,并为经典宪法构造的基本权利体系所守护。

  

   个体道德自主是政治国家的价值根基。个体是“好生活”的判断者、选择者和践行者。公民不因本身独特的道德体验和所属群体特定的文化差异受到任何歧视或偏见;公民自身的道德宣扬和文化传播,不能伤害到他人或其他群体的文化,其他人应对此保持宽容;各种道德和文化处于彼此竞争的状态,国家的角色在于维持此种竞争秩序,而不实质性地介入其中;严防国家对某种道德和文化的提倡,并以表达自由赋予个体对抗外在道德压迫的制度力量。这是个体道德自主的宪制保障,亦是现代价值多元社会的基本政治正义。[11]

  

   在政治国家一端,以个体道德自主的名义赋予个体权利自主,有赖于政治国家依托现代法律体系所进行的社会整合。作为回应,实证主义法秩序借助于功利原理设定普遍规则,将法律主体与道德人相分离,实现了去道德化的形式中立,从而也就具有普遍适用的规则指向,由此构成了价值多元时代的秩序整合和共识凝聚机制。其意义有二:(1)将国家治理与多样化的个体价值、社会伦理和宗教道德隔绝开来,使政治国家的“合法性”摒除了不可调和的价值言说,而仅须诉诸法律实证主义的“合法律性”,实现了国家治理的中立性和客观性,并可确保无偏私的公共决策;(2)以普遍规则超越个体纷繁复杂的情感体验,为处于道德选择困难的个体提供了道德风险最小、且可明确预期的行为规范,从而助力个体摆脱消极无意义的道德自主,赋予个体道德自主与社会秩序彼此协调的积极内涵。在这个意义上,这一制度结构,虽源于个体道德自主的元点设计,但却指向现代公民守法品格的培养。

  

   因此,所谓价值中立,并非全然无涉公民教化。经典的消极自由和有限政府,仅停留于反对王权统治的正当性想象;只要进入国家治理的真实情境,公民自然而然就会接受政治结构的道德规训,反之亦会润滑以强制服从为取向的实证法秩序。申言之,自由主义对公民教化的要求,并非如同古典共和主义那样地积极为之,但也绝非刻意反对,更多的是一种嵌于实证法秩序中的自然而然的态度——一切还是交给那只“看不见的手”。

  

   综上,“基本权利-政治国家”结构中的公民德性及其教化趣旨,涵括四个层次:(1)在个体领域的道德自主和不受干预,并以内心道德法则为度的道德自律,即个体本性道德;(2)在社会交往层面的宽容和尊重,即社会公共道德;(3)在公共政策实施过程中的公民政治义务,即以守法和服从为要旨的公民道德——它意味着,当宽容和尊重无力面对不可调和的价值纷争时,以公共决策为主要方式的价值决断成为秩序维系和公益促进的有效机制,公民服从攸关公共利益和社会团结;(4)作为共同体成员基于公共利益对公共政策进行批评以促改良的公共理性运用,这是实证法体系面向宪法而接受评判进行反思的开放性机制,在公民德性上亦构成人之尊严的终极意义所在。[12]

  

   (二)基于公民德性的共和主义模式

  

   在共和主义看来,以消极自由和权利观念为基础、信奉国家价值中立的“基本权利-政治国家”框架,应为现代国家的公共性危机负责。它以权利期许替代人文关怀,将道德自主演化为“道德空心化”,淡化了公民的内在德性,以道德自律为戒条的理性个体主义不免走向唯私个体主义,乃至破坏了那种通过公民的共同实践而自我决定的共同体模式,由此构成立宪主义民主的危机。[13]

  

   面对这一危机,共和主义提出了“公民德性+良善政制”的改良方案。对公民德性的重视,重塑积极公民,构成共和主义的理论标志。缘此之故,关于“好公民”的公民教育方案成为共和国常态治理的内在构成。[14]要激发公民的公共精神,就必须通过法律、习俗、公共服务、各种形式的公民教育途径等方式,引导人们对公共利益作出优先选择,培养公民对政治共同体的认同(爱国主义)。[15]在这一点上,良好的公民自治、社区公益服务、家庭与学校教育,以及作为私人事务的宗教辐射,构成公民教化的社会机制。[16]

  

   更重要的是,如何在政治体制中建立国家与公民的常态化道德联系,从而在国家层面上巩固共同体的公共善,可谓公民教化的关键机制。它一方面反作用于公民教化的社会机制,赋予社会机制政治功能和既存价值;另一方面则与社会机制相衔接,形成公民教化的融贯逻辑。立足于公民参与政治过程的核心议题,以公民政治权利与民主机制的修正为路径,通过疏通公民参与政治的管道、增强政治决策对公民诉求的回应,将多元主义背景下的公民协商导入代议程序的多数决过程,形成协商民主与代议政治的互补。在此基础上,具有利益诉求的个体公民因利益驱动转换为富有参与精神的积极公民,以此型构公共领域,促成多元社会的理性共和,进而实现私人自主与公共自主的同源互构。

  

   就此而论,共和主义不能构成对自由主义的替代,而是反思性的改良。其深意在于,将公民理性导入政治决策过程,消除公民的政治冷漠,形成政治结构与公民参与的深度对接,由此实现以开放性民主框架锻炼积极公民的价值愿景。当然,共和主义模式的公民德性追求,也非对古典共和德性传统的简单复制——纯粹公益导向的公民德性已不复存在,而只能是一种最低限度的公民德性。它由个体利益驱动,经由公共领域进入民主机制,最终获得民主决策的积极回应予以巩固,渐至形成基于政治信任基础上的积极参与的辐射效应和整体氛围。[17]

  

   (三)承认政治模式

  

   现代文化经历了深刻的主体转向,个体的道德意义获得从依赖外在权威转向了内在的道德自主,现代人能否得到道德拯救完全取决于能否与本真的道德相联系。但这种道德自主的理想面临着双重危险,一方面会受到来自于外部强求一致的文化压力,另一方面则是因个体采取的功利性态度。[18]在这个意义上,自由主义价值中立的宪制框架所预设的抽象人民主权,剥夺了文化差异作为政治构成面向的资格,并在界定权利时运用统一的功利主义规则,漠视差异,忽视某种特殊文化保存的集体目标,且置身于“进步-落后”的现代主义历史观,以价值中立的伪装隐藏自由主义文化的野心。而道德的本真性理想,无疑因此受到摧毁,道德自主沦为幻象,乃至会因外在的强加认同和内在的自我背负而陷入挥之不去的压迫中。

  

   在批评者看来,当代的人民主权其实是由各种文化声音组成的纠缠迷宫所构造。尽管共和主义模式主张增强民主过程的对话,但这种对话因为无法延伸到作为正当性基础的主权层面,而注定被迫接受来自强势文化隐藏在高度抽象的主权人民之后所选择的关于政治共同体的根本性宪制安排,即使在代议平台上推进少数群体的声音也无济于事。其后果是,一人一票式的主权逻辑遮蔽了作为现代社会底色的文化差异和个体道德差别,消极的价值中立放纵了强势文化对边缘文化的同化,并以进步主义的历史观为掩饰。而作为一种人性需求的承认,也因对话的丧失而被扭曲,虚幻且隐藏着压迫的一致性不断消解自由主义保护公民权利的承诺。

  

   有鉴于此,作为一种革新理想,通过主权层面的协商,构建一个承认、适应并调整社会多元的“伦理-政治”共同体的方案,获得了西方思想界的普遍关注。这一方案力图超越文化多元主义的特殊主义立场,立足于平等政治下的普遍对话与相互承认,主张对普遍人权理论进行一种温和主义的改造,可以称为无视差异的普遍政治与强调集体目标的差异政治之外的第三条道路。[19]它首先将各种文化和个体道德视为具有内在价值的存在,并鼓励不同标准的视域融合。[20]这实际上是对自由主义价值中立的实质推进,可视为一种更为彻底的中立,亦是从消极的中立向积极的尊重的深刻转向。

  

   在宪制结构上,这一方案要求在“主权-政体-治理”三个维度构建承认政治的制度架构——在共同体形式上,以条约宪政主义容纳不同文化间的主权协商,选择承认文化差异的主权共同体;在政体设计上,以分殊联邦主义作为一种调整适应模式,妥适安排各种文化所希望保留的法律与政治差异,实现张弛有度的自治理想;在具体议题上,承认可能遭遇压迫的少数价值是该群体的身份认同之构成,以文化歧异性的承认与适应作为标准,进行有利于集体目标的文化平衡,允许某些文化在合理的范围内保护自己,在宪法审查和重要的社会政策中以体现。[21]

  

   三、精神文明建设的宪法规范阐释

  

   经典学说的梳理表明,公民教化内嵌于国家和作为国家规范结构的宪法体制的组织和运行过程中。现代国家致力于通过正当有效的宪制安排,促成个体道德自主与国家教化的有机协调。在中国,精神文明建设命题关涉社会主义国家如何通过社会主义国家体制的组织和运行,来建构社会主义国家理想和社会主义公民培养以及更深层次的社会主义国家认同之间的实质关联。宪法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规定,在根本法意义上以明确的方式将其表达出来。从历史脉络、体系结构、规范内涵三个层次展开的规范阐释,既有助于理解精神文明建设的历史境遇和时代使命,亦可展现其在社会主义整体品格下的独特逻辑和功能定位,同时也为指向实践的宪制结构提炼奠定了规范基础。

  

   (一)宪法精神文明建设规定的历史脉络

  

精神文明建设是在全面拨乱反正的历史背景下系统提出的。[22]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中关于社会道德风尚和个体精神追求的总括性描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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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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