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作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重要方法，文学反映论往往在诉诸于经验论、结构理论的基础上，辅以语义学、结构主义及后结构主义等不同符号学类型的方法，形成为多样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途径，在对此前反映论模式进行反思与演进的过程中，也对反映论自身进行了某种改造和发展，并以此维护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科学品质。

　　 关键词：经验论 后结构主义 马克思主义 文学反映论 符号学方法

　　 作者简介：张碧，西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由于苏联哲学及文艺理论界的长期影响，在中国当代学界，文学反映论业已成为文艺领域最为主要的批评范式之一。作为文艺批评方法的反映论，主要以文艺作品对外在现实的再现功能为探讨中心，在西方文艺理论史上有着漫长而复杂的思想渊源与学术谱系。学者汪正龙曾对文学反映论从古希腊哲学思想、近代理性主义哲学、现代苏联与东欧时期学术界直至当代中国文论界的理论之旅进行细致的梳理和分析①，至今，文学反映论早已成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史、乃至思想史上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现代符号学，尤其是索绪尔传统的结构主义符号学支系以及作为其反题而得以形成的后结构主义符号学，由于具有鲜明的技术操作性，因此在马克思主义文学反映论传统中，曾发挥重要作用。在文学对基础、意识形态和作家个人意识形式的辩证性“反映”的认识方面，不同的马克思主义者从其各自的哲学谱系出发，运用不同类型的符号学方法，体现出对文学反映论的不同阐释和运用方式。

　　 一、文学反映论对感性经验的观照维度

　　 对于马克思主义——尤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学反映论的符号学方法而言，对感性经验维度的重视是不可回避的。尽管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文学反映论，往往更为重视作为集体意识集合的意识形态的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直至此后的诸多论著中，其反映论都不乏对个体感性经验的观照。

　　 汪正龙业已准确地指出，文学反映论与洛克等人所开创的英国经验论思想传统相关②，换言之，文学作品对社会现实的再现或“反映”，涉及到作家通过个体感知方式对外在客体的映现，这种认识相当中肯。应当说，文学作品对社会现实的再现，必然首先与作家个人对外在环境、时代特征的体验与感知密切相关，脱离了这一前提，则无所谓通过文学文本来观照或“反映”社会现实。应当说，对感性经验的观照，正是文学反映论的基本哲学认识论之一。

　　 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而言，诉诸于感性经验的认识方法，依然较为明显。波兰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沙夫认为，英国17世纪以来的经验论传统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方法具有十分基础性的方法意义，并指出“唯物主义的认识只能与经验论这种哲学立场发生关联，而与其他哲学立场毫无关系”③，并由此指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感性经验在认识论中的重要作用。马克思曾明确指出：“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④在他看来，人类的思想观念，源自对意识外客体的感性认识与加工。众所周知，康德曾提出感性经验必须经由先验范畴的加工，方可能形成为人类知识，并以此试图调和英国经验论和欧陆唯理论。此处，马克思对意识再现外在客体功能的认识，事实上恰与经验论传统存在共通之处。此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文学反映论的论述里，马克思虽未直接援引经验论哲学表述，但他所描述的作家对诸多社会性观念的认识，必然经由作家个体在对这些观念所指涉的具体社会存在进行经验感知，换言之，作家必须对他所身处其中的社会观念意识所涉及的诸多社会实存、社会存在方式等进行直接的接触、感知，方才能够对其加以“反映”。例如，在谈及欧洲近代以来的“享乐哲学”时，马克思便认为，这种作为生活方式与习性的哲学观念能够“反映于回忆录、诗歌、小说”等文学形式中。⑤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封建贵族作家们，必须经由对享乐哲学理念所描述的一系列具体的感官享乐方式的感性体验和认识，亦即对“现实的享乐形式”的感知⑥，才能够将其“反映”于作品之中。这种认识在列宁那里也得到了某种论证：“正是这个经验使我们深信，物、世界、环境是不依赖于我们而存在的。我们的感觉、我们的意识只是外部世界的映象。”⑦外在世界，必须首先通过感性经验的方式，才可能在心理和文本层面得到再现。有学者进一步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识基础，与社会实践者对身处其中的具体实践和日常生活环境——亦即周围世界(the environed world)的经验息息相关。⑧可见，作家个人的感性经验对于文学反映论具有认识论层面的基础意义。

　　 严格地讲，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这种建基于经验论的符号反映论思想，体现出某种符号表征(represent)理论特征。所谓表征，即首先以概念形式，将外在感性事物映现于头脑中，同时运用诸多符号所组成的语义链，对这些感性事物进行形象化表达，并使之具有意义向度，“符号被组织成诸多语言后，一种共有语言的存在，使我们得以将我们的思维或概念转译为话语(words)、音响或语象，并将之运用为一种语言，以之向他人表达意义、传递思想”。⑨作家通过对外在感性事物的感知，将之以概念体系的方式存储于头脑之中，并通过语言符号的方式，对这些概念进行组织，使之成为具有意义向度的语义链，亦即文学创作。这恰是经验论式反映论的基本创作模式。

　　 这种认识，不仅存在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著之中，即便在此后的新马克思主义等传统中，同样留有不同程度的痕迹。此处以美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弗雷德里克·杰姆逊为例。杰姆逊在其独到的马克思主义阐释学理论中，便在事实上将个体的感性经验维度融合于文学反映论之中。文学的社会维度批评，往往涉及对作家在进行文学创作或生产的过程、与作家所处历史语境之间的关系的考察。在其马克思主义阐释学理论中，杰姆逊对文学的社会阐释方法进行了三重划分，分别是“政治历史”(political history)、“社会”(society)和“历史”(history)。⑩尽管杰姆逊的原意在于，从批评的角度，阐释工作应通过构建特殊的意识形态阐释方式，将潜藏于文本符号中的意识形态加以还原，但必须指出的是，杰姆逊亦在事实上阐明了作家在特定政治语境之中，通过感性经验和无意识的方式，将特定意识及观念在作品中加以符号化再现的过程。

　　 事实上，此处所阐述的“政治历史”角度，恰恰涉及文学反映论中的经验方法传统。杰姆逊显然认为，作家个体能够从其感性经验角度，在对其置身于其中的社会状况、政治环境给予感性观照和理性思考后，无意识地将其融入文学符号形式中；同时，也往往以某种特定的文学符号将其反映出来。杰姆逊认为，这种创作维度，正是通过对外在环境的经验性感知、认识，以相对个性化、审美化的方式，“在解释文学或文化性文本时，将其视为符号活动，且不可避免地将其当成特别矛盾的化解途径”。(11)这一认识，显然受到了弗洛伊德关于作家与白日梦理论的影响。当代符号学界往往将弗洛伊德视为“开拓性的符号学家”(a proto-semiotician)(12)，将文学作品视为作家个体解决心理创伤的符号化途径；而对于杰姆逊而言，作家基于对自己所处政治环境的经验性感知，并将其以某种文学符号形式再现于文本之中，由此使自己所经验到的实际问题在想象中获得象征性解决，这正是杰姆逊对作家基于感性经验而进行的反映论创作的认识方式。可以说，杰姆逊此处对文学作品“政治历史”的考察，在某种程度上，延续了经典马克思主义文学反映论对感性经验维度的重视传统。

　　 二、文学反映论中的语义学途径

　　 对于苏联、东欧地区的马克思主义批评而言，在各自的文学反映论论述中，都在不同程度上体现出一定的经验论式思维特征，且往往将包括具有心理学特征的符号学在内的诸多现代学科纳入其反映论建构中(13)，体现出对感性经验的观照。同时，意大利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伽尔瓦诺·德拉-沃尔佩(14)，也在此前关于经验论的观照基础上，批判性地发展出了独特的文学反映论。同时，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家，德拉-沃尔佩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苏联文艺界对文艺批评方法的固化理解——尤其是对机械的文学反映论不甚满意，并由此从语义符号学角度，对此前建基于感性经验认识的反映论进行了发展。

　　 德拉-沃尔佩主张以实证主义方法，从文学作品中的诸多具体文学因素中发掘意识形态因素。这种实证主义方法，与德拉-沃尔佩早年接受的休谟的经验论哲学较为紧密。与前文所述的洛克一样，英国17世纪哲学家休谟同样将个体感性经验作为认识论的基础。德拉-沃尔佩正是在对休谟经验论哲学的吸纳上，试图将马克思主义发展为一种建立在经验论与实证主义基础上的纯粹科学性的方法。恰如某些西方学者所言：“德拉-沃尔佩显然受到了康德调和唯理论和经验论这种做法的影响”(15)，对经验论方法的运用，恰是德拉-沃尔佩批评方法科学化的体现。

　　 德拉-沃尔佩曾以其“具象—抽象—具象”这一公式化表述(16)，试图发展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化的知识论。在这一理论和实践基础上，德拉-沃尔佩虽未过多地使用经验论术语，但从其建基于感性经验的实证主义方法来看，显然是将作家个体的感性经验，视为其通过文学来再现社会现实的基本科学维度。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德拉—沃尔佩延续了传统马克思主义文学反映论中的经验论方法。

　　 但必须指出的是，德拉-沃尔佩虽认识到感性经验在反映论中的重要性，且同样认识到文学符号在反映的过程中发挥的重要意义，但他也指出，即便是马克思本人，也并不承认传统反映论认为文学能够精准地再现社会现实的观念。德拉-沃尔佩由此认为，马克思主义批评者必须从语义学这一独到的符号学支系角度出发，并认识到：作家对社会现实的认识，往往经过了意识形态的某种过滤，意识形态以俄国形式主义所说的日常语言——抑或“历史语言”“科学语言”的方式得以表达，而日常语言和诗性语言的最大区别，在于表达意识形态的日常语言具有单义性，而诗性语言具有多义性，这便涉及到德拉-沃尔佩对文学反映论的认识。

在西方文学史上，象征、寓言或隐喻手法往往被文学家作为基本技法而普遍使用，其中尤以中世纪教会文学为典型。在象征等修辞学技法的运用过程中，作者往往在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情况下，在其中寄予某种宗教、文化或风俗观念，即意识形态。例如，但丁便将寓言或象征等技法作为文学的首要特征。从意识形态批评角度看，象征或寓言中的语象所蕴藏的诸多观念集合，正是在特定时代的基础、生产关系中形成的意识形态。必须指出的是，德拉-沃尔佩认为，象征、寓言等诗性语言符号并不精确地与源自基础的意识形态发生锚定，而是在由表达意识形态的日常语言转向诗性语言的过程中，相应地由单一语义而转换为多义性语言。德拉-沃尔佩将这种转换关系称为“语义的辩证法”[dialéctica semántica]，并以其独到的“有机性语境”(contexuales-organicos)理论来加以阐释：日常语言或科学语言在与其同类语言所共同构成的所谓“无机性语境”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