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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小安:中国与东南亚的互动:长时段的历史考察

更新时间:2021-07-03 15:14:55
作者: 吴小安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本文从历史与当代的长时段视角考察中国与东南亚的互动,关注的层面不仅包括从上而下的制度化的政治经济,而且包括自下而上的社会文化。考察的框架与进程涵盖中国与东南亚互动的各个重要时期。中国与东南亚的互动在历史上一直很重要,朝贡贸易体系曾经盛极一时;近代西方殖民主义时期,华人移民浪潮扮演着重要角色:冷战时期,双方曾经一度中断联络、保持距离;近几十年来,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则迅速发展,将来也会更加密切。塑造双边或多边关系的动力包括历史、地缘、人口、意识形态、种族、移民、经济、政治和领土等重要因素。本文试图为中国与东南亚的历史互动尤其是当代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提供一个可资借鉴的历史背景、发展进程与脉络框架。

  

   关键词:中国与东南亚 朝贡体制 海上贸易 华人移民 “一带一路”

  

   作者简介:吴小安,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从长时段历史和现实的双重视角,本文将探讨中国—东南亚的互动关系及其发展动力。主题关注的重点不仅从政治和经济层面,即上层“官方合法化的”制度关系,而且从下层所谓“民间非法化的”华人移民角度,关注社会—文化因素。考察的时间段是长时段的,从早期至近现代、贯穿历史到当代的整个脉络。本文将分6个部分展开论述:一、反差与矛盾的系列形象;二、早期至19世纪中期的朝贡体系和海上贸易;三、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中期的西方扩张与华人移民;四、20世纪中期至20世纪90年代初的建国工程与冷战;五、20世纪90年代至2008年的全球化与战略伙伴关系;六、2008年至今中美激烈竞争背景下的中国与东南亚关系。

  

   一、反差与矛盾的系列形象

  

   泰国所保存的中文实在太差,以至于找不到一份中文报纸来读。一位中文记者在从泰国度完黄金周后,在返程时向他的新加坡同行抱怨道。

  

   怎么会这样?这位新加坡记者十分怀疑与困惑。据她所知,那里实际上有6家中文日报。

  

   泰国的航班上没有1份中文报纸可读。乘务员甚至不懂中文,以至于他想要一杯水都得说英文。这位中文记者反驳道。

  

   为什么你认为泰国人就应该说中文呢?新加坡记者继续问道。

  

   这是因为中泰两国在地理上毗邻,并且历史上泰国曾数个世纪向中国朝贡。中国文化理应得到更好地保存。这位中文记者解释道。

  

   那么你也认为在日本或美国的中国航线上,其机组成员也应说中文咯?这位新加坡记者随后问道。

  

   不!中文记者坦承。①

  

   可以相信,这则有趣的报道并非孤立的个案。那么,中国如何看待东南亚?东南亚又是如何看待中国呢?举例如下几组典型的反差与矛盾的系列形象,也许最能说明问题。

  

   首先,从地域南北与长时段历史维度,在中国官方和正统观念中,长期以来,“南洋”(或现代称“东南亚”)曾是一个边缘、蛮荒和附属地区,地理上远离中心,政治和文化上臣属于中国(朝贡体系内)。这一经典形象却与华南地方民众心目中的印象正好相反,后者认为南洋是他们摆脱贫困、逃避现实的生计出路和边远“天堂”。如果说,南洋曾一直是华南民众心中备受欢迎的形象,那么,如今他们将自豪地发现,自己的生活不仅比以前,甚至比东南亚人更加富裕。

  

   其次,与对美国、欧洲、日本及其他发达国家的研究比较,东南亚研究在中国同样也处于边缘,这同样与中国—东南亚关系中的诸多现实构成了强烈反差甚至矛盾。战略上,东南亚对中国的国家利益非常关键;经济上,东盟现已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2019年),甚至是第一大贸易伙伴(2020年);社会—文化上,大约3000万华侨华人生活在东南亚;历史上,东南亚华侨华人曾几何时是中国革命的推动力、经济现代化的先锋;学术上,中国则自称至少有700~800位东南亚研究专家的学术共同体。

  

   再次,当前中国—东南亚的政治和经济关系均由双边政府推动,但是各层次人民的互信依然存在着巨大的社会—文化鸿沟。对东南亚政府而言,在外商直接投资(FDI)、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服务业方面,中国一直是强力的竞争者和巨大的“阴影”(shadow),鉴于中国“令人生畏的经济影响力”,他们在与中国打交道时变得非常谨慎。另一方面,东南亚也发现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可以让他们从双边关系的发展中备受益处。鉴于不同的社会—政治体系和意识形态,东南亚国家同时也带着怀疑的目光打量中国,虽然始终并没有公开表现出来。由于历史上长期受殖民遗产的影响,曾几何时,在国际社会中,东南亚各国政府和人民甚至比中国多多少少地表现得更加具有“优越感”和“环球化视野”。而长期崇尚物质又仰慕西方的中国人,在与东南亚打交道时则表现出不同的反应情结,混杂了多种情绪:既保持着对富裕南洋华人的传统印象,也夹杂着对东南亚现状的明显失望,还包含着因过去十年中国发展所带来的巨大变化而生发的强烈民族自豪感。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这种高高在上的情绪不自觉地表现得尤为明显。

  

   最后,二战后,中国与东南亚都是新兴独立国家,一方面,在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和新兴民族国家独立建国方面,其立场和观点非常相似,共识明显,这是基于西方殖民与半殖民统治的共同历史遗产。然而,另一方面,鉴于冷战、东南亚国内政治和华人移民等因素,对发展与中国的外交关系,东南亚国家态度较为冷淡且意见分歧,明显分化。这种潜在的内在分歧一直与当下中国—东南亚关系“处在历史最好时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然而,如今东南亚仍努力吸引美国、欧盟、日本、澳大利亚甚至印度等大国力量来平衡日益强大的中国。2001年,李光耀曾非常明确地表示:“东盟必须在亚洲平衡中国。”②

  

   二、朝贡体系和海上贸易:从早期至19世纪中期

  

   几个世纪以来,东南亚曾是中国对外关系最重要的地区之一,也是华人移民最多的地区。研究早期东南亚史,必须充分借助中文史料。中国与东南亚关系的上述显著特征,通过上层的朝贡体系和下层的海上私人贸易与移民而长期制度化。此两种互动关系(上层与下层关系)一直是平行存在、相互竞争的,有时又是相互补充甚至相互矛盾的。如果朝贡体系象征着宽松的宗藩关系,海上私人贸易和移民则是惯常性与实质性的双方互动。任何一种领域都不是绝对孤立的存在,它们之间也可以互补。那么,上述两种体系是如何运作的?对中国—东南亚关系又有什么影响?

  

   (一)朝贡体系

  

   直到一个世纪之前,中国对外关系还是通过古老的朝贡体系运作的宗藩关系……朝贡体系的礼仪标准由这样一套机制构成——帝国之外的蛮夷区域,统统被纳入在以中国为中心的、包罗万象的秩序中③。

  

   历史地看,中国内部权力关系和世界秩序建立在文化优越性以及自然和物质力量基础上;朝贡体系代表着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关系,是一种确定的机制和长时段的历史传统。朝贡体系肇始于秦汉,发展于唐,繁荣于宋元,在明代达到巅峰之后,于清代衰落④。其运行机制证明了中华文化在东亚历史上的支配地位,奠定了皇权的族群基础,构成了朝廷礼仪和威望的重要资产以及外交媒介、防御手段和贸易的框架幌子⑤。然而,此种关于中国对东南亚的“霸权”的夸张说法却是错误的,历史事实恰恰相反:

  

   几个世纪以来,东南亚王国和侯国都将强大的中华帝国视为繁荣和厚利贸易的来源,而非扩张主义的威胁。虽然他们受到中华帝国傲慢与家长制的束缚——朝贡与承认的礼仪……——(然而)该地区与中国保持正式关系的国家,通常都获得了商业利益⑥。

  

   前往东南亚的中国特使和佛教朝圣者,都附带有双方贸易与商业互动的特征。在三国时期的吴国,朱应和康泰分别出使占城和扶南;1295年,元代的周达观(1266-1346年)出使真腊(高棉人统治柬埔寨时期);1405-1433年明代郑和的航行,等等。最著名的佛教朝圣者当属东晋的法显(337-422年)和唐代的义净(635-713年)。法显从中国经陆路出发,前往印度学习佛法,并从锡兰经海路返回(413-414年)。航经马六甲海峡后,法显在婆罗洲西海岸港口登陆,再从那里返回中国广州⑦。义净也是一位狂热的朝圣者。671年12月,他离开广州,经过20天的海上航行,到达室利佛逝(Srivijaya);在马来亚(Malayu)待了6个月之后,继续前往印度,并在685-689年回到室利佛逝。义净返回中国待了3个月后,于689年再次访问室利佛逝,并在695年最终离开。义净的3本著作提供了关于这一地区的珍贵信息⑧。此外,还有受中国皇帝指派、护送朝贡使团返回东南亚的使者,包括1408年中国官员张谦和周航护送渤泥国王、1410年王彬护送占城国王,等等⑨。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当地统治者和贵族担任朝贡使者,东南亚还有一群具有多重身份的使者和译员。他们虽然都是华人,分别来自暹罗、爪哇、马六甲及其他地区,中国朝廷称其为“蛮夷藩属国”使臣或“华人蛮夷官员”。这类中国—东南亚“官员”原本是福建、广东和江西等沿海、沿江省份的升斗小民,主要包括海员、渔民和盐贩等。因海外私人贸易和移民受到朝廷严厉镇压,朝贡体系成为双方商贸关系的唯一合法途径。朝贡使团中,这些华人使者和译员采用不同的姓名,某些人甚至还跟随使团多次来访。仅15世纪的东南亚使团,所列名单中就有53名成员使用的是中文名字⑩。1392-1692年,东南亚的华人使者与译员中,有25位随员已得到确认,其中4名来自爪哇,3名来自暹罗,1名来自马六甲(11)。

  

   朝贡体系可追溯至秦汉时期。当时朝廷开始直接任命东京官员管理安南,柬埔寨和爪哇、缅甸贡使则分别于公元84年和131年造访中国(12)。西汉时期,两条前往东南亚的路线得以开辟:一条是从长安出发经四川进入缅甸的陆路;另一条是经广东进入南海国家的海路(13)。朝贡体系在唐代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根据中国学者的统计数据,唐代南海国家朝贡使团涵盖101个国家,包括林邑(越南,35次)、真腊(柬埔寨,16次)、诃陵(爪哇,12次)、堕和罗国(缅甸,8次,包括其属国)、室利佛逝(7次,包括其属国)、骠国(缅甸,5次,包括其属国)及其他国家(14)。宋代时期,与中国建立朝贡关系的国家共有26个,入贡总次数为302次。虽然我们并不知道究竟有多少使团来自东南亚,但我们确定其中56次来自占城,45次来自交趾,33次来自三佛齐,且不包括高棉、渤泥和蒲甘等其他国家(15)。元代有34个国家遣使来华朝贡,总计超过200次(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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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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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东南亚纵横》202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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