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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小安:中国与东南亚的互动:长时段的历史考察

更新时间:2021-07-03 15:14:55
作者: 吴小安(北大)  
明代是朝贡体系最繁荣的时期。虽然我们没有朝贡使团总数的完整数据,但仍可以举很多例子以资证明。洪武皇帝(1368-1398年)和永乐皇帝(1402-1424年)在位期间,在列的朝贡使团分别为129个和238个,他们主要来自东南亚:占城和暹罗各36次、马六甲26次、爪哇24次、安南总共14次、高棉(真腊)13次、渤泥9次、三佛齐6次和苏禄5次。朝贡礼品明细包括当地药材、香料、珠宝和其他珍贵商品、动物、金属制品、布匹、水果及专门仆从、地图等。这些使团通常颇具规模,朝贡的商品和礼品特别是从中国方面回馈的数量巨大。例如,1410年,马六甲国王率领的使团规模高达540人;1417年,苏禄国王率领的使团达340人,国王本人在返回菲律宾途中于中国山东德州去世;1423年,主要由渤泥、苏门答腊和满剌加等东南亚国家派出16个、计1200名成员的庞大朝贡使团(17)。在这些朝贡商品和中国回馈的礼品中,有37500千克胡椒来自爪哇(1382年)、50000千克苏木来自暹罗(1387年),洪武帝一次性赏赐给占城、真腊和暹罗国王19000件瓷器(1383年)。据统计,洪武帝在位期间,至少有61位使者前往东南亚;永乐时期,则有21位使者前往海外(18)。

  

   自郑和下西洋之后,朝贡体系事实上开始衰落,这个趋势继续贯穿于整个清代,最终于19世纪中叶被西方列强所强加的条约体系所替代。根据费正清和邓嗣禹的研究,1662-1862年间的两个世纪内,有记载的朝贡使团约有471个:在头一个世纪的1662-1761年,约有216个;后一个世纪的1762-1861年,约有255个。这一时期,东南亚有记载的朝贡使团的频率和总数具体如下(19):

  

   安南:每隔3年、6年或4年派遣使团,在两个世纪中提到的遣使年份达45年。这些使团中,有24个是在后一世纪且经历了小幅增长。

  

   暹罗:每隔3年派遣使团,在两个世纪中提到的(遣使)年份达48年。在这些使团中,有11个是在头一个世纪,有37个是在1780-1860年,同样是在后一阶段经历显著增长。

  

   缅甸:每隔10年派遣使团,1750-1853年中,遣使年份达16年。在这些使团中,有12个是在1789年之后,即主要发生在19世纪。

  

   老挝:每隔10年派遣使团,1730-1853年中,遣使年份达17年,相当平均地间隔10年。

  

   苏禄:每隔5年派遣使团,1726-1754年中,有7个年份派遣了使团。

  

   (二)海上私人贸易

  

   从14世纪末开始,中国迎来长达两个世纪的人口和财富扩张时期。永乐年间开展的6次官方贸易(1403-1422年)极大地刺激了对东南亚商品的需求,不仅带回了大量的胡椒、香料、苏木和其他林产品,还促进了东南亚的生产力。与此同时,在东南亚地区快速增长的贸易中心,也出现了一些重要的华人商贩(主要是穆斯林)社区(20)。

  

   海上私人贸易与朝贡体系是两种相互平行却又呈现明显反差的机制。朝贡体系显然是上层的、官方的、合法的而又垄断的贸易机制,海上私人贸易则代表着中国—东南亚下层的和民间的甚至是“非法”的商业往来。几个世纪以来,中国政府一直禁止私人民间以贸易或移民为借口与海外接触,因此私人贸易被视为“非法”。更重要的是,随着郑和下西洋的结束和朝贡体系的衰落,海上私人贸易却越来越繁荣并占据优势,象征着中国商业和人口的扩张,数量也越来越大。反过来,此种趋势又使得朝贡贸易显得更加软弱无力。明末,与私人海上贸易相伴而生的是东南亚很多地方出现的颇具规模的华人社区。放眼全球,此种形势同时与“商业时代”的来临、西方商业与殖民扩张密切相关。所有这些结构性因素,也都证明了历史上亚洲时代商业和社会互动的活跃性。换言之,帆船贸易时期,中国的私人海上贸易已经制度化,二者的结合也促进东南亚颇具规模的华人社区的出现,华人大量移民东南亚因而成为中国私人海上贸易的“孪生子”。对此,魏格曼教授(Wakeman)恰到好处地总结道:

  

   15世纪后期,中国开始向马来群岛、爪哇、苏门答腊、渤泥、苏禄群岛和菲律宾地区移民。16世纪,另一波华人移民开始到达暹罗;到17世纪末,首都大城府已有上万人。清政府(1644-1912年)延续明朝的海禁政策……虽然有个别皇帝发布赦免令,允许海外商人回国,但直到1727年禁令才得以真正解除。至此,已有成千上万的华人在海外生活。一个世纪以后,曼谷的40万居民中,近一半都是华人移民(21)。

  

   研究表明,中国与东南亚的私人贸易出现于宋代,在元代进一步发展,并在明末最终取代朝贡贸易,成为居主导地位的经济关系。宋代以来,由于精密造船技术的发展,这一时期中国逐渐成为一股强大的海上力量(22)。有理由相信,这一情况甚至可能发生在更早的唐代。这些私商带去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金属工具和杂货,带回东南亚的香料、药品和苏木。季风使得中国商人需要在东南亚逗留一段时间等风,也因定期的往来,一些华商旅居者最终选择定居下来(23)。元朝的海上贸易非常繁荣,福建泉州港成为中国最重要的贸易港口。东南亚也出现华人定居的港口城市,华商旅居者为方便做生意而与当地妇女通婚的情形比比皆是。某些地方甚至还建立起华人穆斯林社区,例如,从云南陆路前往的缅甸曼德勒,以及从泉州海陆去往的爪哇北部,等等(24)。

  

   安东尼·瑞德(Anthony Reid)将中国与东南亚的互动置于15、16世纪之交至19世纪中期的长时段历史中考察,并将这一过程划分为3个过渡期和两个主要阶段。1500-1567年是过渡期,中国—东南亚贸易主要通过中间港口进行。一方面,是大陆东南亚传统贸易中心占城和大城府;另一方面,是东南亚海上贸易港口马六甲、柔佛和北大年。中国与马来世界的海运主要由东南亚帆船承担,这些船只归马来商人所有,马六甲而非中国港口是最重要的港口。1567-1640年不仅是中国帆船贸易的第一个繁荣时期,也是东南亚贸易蓬勃发展的时代,马尼拉则是最突出和最恰当的例子。然而,在随后的1680-1740年间,中国—东南亚贸易又进入另一个过渡期,这一时期呈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反差:一方面,中国—东南亚贸易总体利润不高;另一方面,中国—荷属东印度贸易却十分繁荣,乃至被包乐史(Blussé)称为“帆船贸易的全盛期”,巴达维亚因此取代马尼拉成为主要贸易中心。1740-1850年是中国帆船贸易的第二个繁荣时期,也是塑造中国人、东南亚人和欧洲人三角关系的分水岭。然而,这一时期又出现了另一个有意思的反差:一方面,巴达维亚和马尼拉的帆船贸易量急剧下降;另一方面,与以往不同的其他地方的贸易发展却欣欣向荣,曼谷因此取代巴达维亚成为东南亚最重要的港口。然而,在1820-1855年的最后阶段又迎来另一个过渡期,新加坡进而取代曼谷成为东南亚重要的贸易中心(25)。

  

   如前所述,两条古道连接了中国与东南亚:即经云南去往缅甸的陆路和经广东前往南海各国的海路。陆路贸易活跃的主体是华商,他们经营云南和东南亚北部的长途贸易,其中穆斯林占支配地位,贸易物品主要是中国的马、骡子和牛(26)。海路则可以进一步分为西线和东线。西线将大陆东南亚和印度尼西亚西部与中国海南、广州、云南等地连接起来,非常类似海路与陆路的结合体。越南中部正处在其交叉口,占城成为重要的贸易中心。从那里出发,一条补充的线路经民都洛和婆罗洲北部,最终在苏禄地区汇合。西线是一条更古老的线路,曾被印度洋商人所使用,并在宋代发展成为主要商路(27)。东线则是东南亚内陆与中国的重要连接,起始点从中国福建泉州港出发,后来转移到漳州的月港,经中国台湾通往苏禄、婆罗洲北部,一条支线通往西里伯斯海和摩鹿加群岛。西线拥有125个可供中途停靠的站点,东线则包含46条支线,大部分在菲律宾和苏禄群岛。元代时期,西线不再重要,东线则获得大发展。然而,由于洪武帝禁止私人贸易,东线也随之衰落,海盗和走私盛行,官方贸易被严格限制在西线。1567年,海禁废除后,东线再次繁荣起来,但是,处在九龙江下游的月港已经取代泉州,成为服务于南海各主要港口的首要港口,每年有大约200艘帆船从漳州月港前往南洋贸易(28)。

  

   关于商品流通和贸易额的记载是零碎的,但还是可以据此勾勒一幅整体的贸易图:

  

   1.瓷器

  

   瓷器是中国最著名的出口商品之一,其重要性在中国与东南亚贸易中位居次席。在13世纪末至16世纪初,大规模的高质釉面陶瓷贸易达到顶峰。东南亚贸易城市,如万丹、锦石、北大年和东京等,都是早期瓷器贸易中心。2002年,在南海一艘沉船(华光礁I号沉船XSHWI)的发掘中,考古发掘的6000余件器物大部分是宋代瓷器,其中90%以上为福建制造(29)。19世纪70年代初,在南苏拉威西的考古发现中,26%为明代瓷器,28%为“汕头”制造,不足1%为元代瓷器(30)。1776年1月,从中国厦门出发的一艘帆船装载了100万件中国瓷器前往苏禄地区(31)。1602-1695年间,荷兰东印度公司(VOC)从中国运送了大约2000万件瓷器前往欧洲。1734-1756年间,荷属东印度每年大约有10艘中国帆船前往巴达维亚,也有少量VOC的船只前往中国广州贸易。1737年和1743年,VOC的商船分别购买了406759件和580323件瓷器。在明末以前,进口瓷器主要来源于中国福建,清代则来自广州(32)。

  

   2.茶叶

  

   茶叶是中西贸易中最重要的商品,其中在东南亚又占据重要地位。然而,直到17世纪90年代以前,茶叶在中国帆船贸易中并不占重要地位。18世纪20-90年代,茶叶开始成为帆船贸易中最大宗的商品,从中国进口商品中的70%~80%都是茶叶。直到18世纪40年代,荷属东印度茶叶进口主要来自巴达维亚的中国帆船,1/3的茶叶卖给VOC,另外1/3卖给VOC的职员,其余供当地消费。1700-1710年间,VOC每年购买茶叶400担(1担≈60.5千克);1710-1720年间,为745担;1721-1730年间,为3439担;1731-1740年间,为6048担。然而,即使如此,也不能满足荷兰的消费需求。因此,在中国帆船茶叶贸易继续通过巴达维亚进行的同时,1728-1734年间,VOC派遣11艘船只从荷兰出发,直接前往广州收购茶叶。自1734年后,在鼓励中国帆船茶叶贸易的同时,VOC另派2艘船只从巴达维亚前往广州收购茶叶(33)。

  

   3.纺织品

  

在很长时间内,东南亚都是使用本地区出产的胡椒、香料和热带丛林产品交换印度的棉纺织品和中国的丝绸。中国从印度进口的棉纺织品,事实上是经东南亚制作的。长期以来,东南亚的棉花一直出口中国。13-17世纪,中国商人从多个东南亚港口收购棉纱和棉布,特别是从越南、吕宋和爪哇等地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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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东南亚纵横》202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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