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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小明:重读乔治·凯南的“长电报”

更新时间:2021-07-03 14:56:03
作者: 张小明  

   对于研究冷战史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对外战略的人来说,乔治·凯南(George F. Kennan, 1904~2005)1946年2月22日从美国驻莫斯科使馆给国务院发送的“长电报”,无疑是必读文献之一。甚至有人认为,凯南的“长电报”是美国外交史上影响最大的电文。

  

   我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因为研究凯南遏制战略思想的缘故,曾先后多次阅读这封不同寻常的电报,最初看的是该电文的中译文节选,后来则阅读了该电文的英文全文。最近因为修改一本旧作,我又从《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FRUS)中把这封电报翻了出来,并且对照从数字档案中获取的该电报副本的影印件,以及结合较新的研究成果与其他文献资料,重新加以研读,并将它翻译成中文。

  

   在此过程中,我有一些想法和感悟,于是写下这篇小文,希望能澄清长期以来有关凯南“长电报”的某些误解或误读,至少是我认为的误解或误读。

  

   一封有瑕疵的电报

  

   众所周知,凯南的“长电报”是一份极为重要的美国政府机密文件,它极大地影响了战后美国对苏联战略的调整,也根本改变了凯南个人的命运。但是,这封超长的电报由于草拟和发送都过于匆忙,存在着一些明显的瑕疵,研究者在阅读的时候需要加以注意。

  

   1946年1月下旬,美国驻苏联大使艾夫里尔·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离开莫斯科回国,使馆二号人物、公使衔参赞乔治·凯南以代办的身份行使馆长职权。这为长期研究苏联问题、被称为美国外交界头号“苏联通”的凯南,提供了可以经常和直接向国务卿发送电报、陈述自己观点的机会。

  

   凯南后来回忆说,1944年哈里曼大使把他调回到美国驻苏联大使馆,只是要他负责管理使馆的日常工作,以便自己专注于同美苏领导人进行沟通,实际上哈里曼并不希望凯南介入有关美国对苏政策的事情。由于凯南不认同罗斯福总统的对苏政策,加上哈里曼也不赞同或者不愿意支持他的想法,所以实际上他在使馆过得很郁闷。然而,哈里曼离开苏联,给凯南提供了一个可以直接与华盛顿沟通从而表达自己想法的绝好机会。

  

   凯南在回忆录中称,他在1946年2月中旬接到国务院的一封电报,电报要求他对苏联不愿意参加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行为动机进行分析。但是,从美国国务院已经解密的文件看,实际情况应该是1946年2月13日国务院给凯南发送了一封电报,要求他对1946年2月9日斯大林在莫斯科选民大会上的演说进行分析。

  

   1969年出版的《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收录了凯南“长电报”的全文,凯南在电报开头就称,该电文是对1946年2月13日(电报原文误写为2月3日)国务院第284号电报的回复。该文件集的编者特地给凯南的“长电报”加了一个注释,解释说1946年2月13日的国务院第284号电报尚未公开,该电报要求凯南就斯大林演说所体现的苏联对外政策新动向进行解读。所以,美国外交史学家丹尼尔·亚金(Daniel Yergin)认为这便是凯南发送“长电报”的起因。

  

   1946年2月9日,斯大林在莫斯科选区选民大会上发表了一个演说,这个演说在美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美国国务院官员讨论了该演说,认为这是“战后苏联政策之最重要、最权威的指南”。国务院欧洲司东欧处处长埃尔布里奇·德布罗(Elbridge Durbrow)则声称该演说表明“苏联回到了1928年斯大林的孤立政策”。他们希望听听当时被认为是“首席苏联事务评论员”的凯南对该演说的看法。于是,马修斯让德布罗起草一份电文拍发给凯南。凯南的“长电报”便是对马修斯和德布罗电报之答复。

  

   然而,迄今为止,1946年初美国国务院发给美国驻莫斯科使馆的电报尚未全部解密,所以也极有可能是凯南曾经收到过多封希望他分析苏联行为动机的电报,其中包括一封要求他分析苏联不愿意参加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电报,不一定是他本人记忆有误。

  

   不管怎样说,国务院的咨询电文顿时使凯南精神振奋,尽管他当时因感冒、发烧和鼻炎而卧床休息,但他还是决定迅速给国务院回电,把自己长期以来形成的对苏想法和盘托出。

  

   凯南后来回忆说,自己觉得这是个极好的机会,必须让华盛顿理解苏联的行为动机与美国的对策,而不仅仅是用几句话解释苏联对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态度。于是,他躺在床上口述,由秘书多萝西·赫斯曼(Dorothy Hessman)打字记录,草拟了一封电报。这封电报因为太长,所以分为五个相对独立的部分,于1946年2月22日晚上向华盛顿发送,电报密级为“机密”。

  

   该电报虽然一份机密文件,但一些新闻记者很快便获悉了它的内容。1946年4月1日的《时代》周刊就披露了电文的主要内容。在1951年出版的《福莱斯特尔日记》中,该书编者根据已故海军部长和首任国防部长詹姆斯·福莱斯特尔(James Forrestal)所保存的“长电报”原件,用了好几页的篇幅非常详尽地概述了该电文的内容。“长电报”全文被收入1969年出版的《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中。

  

   “长电报”来得正是时候,同当时在华盛顿占上风的强硬派要求改变美国对苏认识和对苏政策之主张是相吻合的。因此,这封电报深受华盛顿当权者的青睐,凯南也因此青云直上,成为政府中举足轻重的人物。

  

   在收到“长电报”后不久,国务卿詹姆斯·贝尔纳斯(James Byrnes)便给凯南拍电报,称“长电报”的分析“十分精彩”。海军部长福莱斯特尔认为该电报十分重要,并将它复制多份给军队中的高级军官和政府要员参阅。一时之间,“长电报”似乎成了“美国决策人的圣经。”

  

   由于福莱斯特尔的极力推荐,1946年4月,凯南被调回华盛顿,出任国家战争学院(National War College)主管对外事务的副院长。国家战争学院是美国在战后新组建的军事机构,凯南在那里的主要任务是给中高级军官和外交官讲授战略学。凯南讲授的课程非常受欢迎,听课者中就有福莱斯特尔本人。

  

   也是在福莱斯特尔的推动下,1947年初新上任的国务卿乔治·马歇尔(George Marshall)又授权凯南筹建国务院政策规划室(Policy Planning Staff)。该机构于1947年5月初正式成立,凯南为首任主任(4月底被任命)。政策规划室的主要任务是帮助政府制定较长期的对外战略。也就是说,“长电报”使得凯南跻身决策圈子,成了“说话算数”的人。

  

   值得指出的是,这封超长电报,因为写作和发送都比较匆忙,所以有明显的日期舛误、文字遗漏等问题。我找到了这份电报副本的影印件,该电报标注为17页,其中第13页和第15页分别都是一页半,打印在两页纸上,实际上一共是19页,的确是一封很长的电报。

  

   我对照电报副本的影印件和《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收录的电报全文后发现,该电报存在一些明显的瑕疵。“长电报”除了把2月13日国务院第284号电报的日期误写为2月3日之外,还在多处明显地漏写了文字,使得一些句子不太完整。

  

   有“长电报”中文译者认为,后来解密的“长电报”之所以缺少文字,是因为那些文字尚待解密而被故意涂掉。但其实这只是因为这封电报的写作和发送都过于匆忙,凯南和他的秘书没有细致校对电报稿而已。

  

   另外,《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中的凯南“长电报”有一个数字编号,即861.00/2-2246,这是后来美国国家档案馆给该电报加的十位数存档编号,而不是电报编号,“长电报”的电报编号应该是511,即美国驻莫斯科使馆第511号电报。

  

   一封没有8000字的电报

  

   这封被称为美国国务院历史上收到的最长电报18到底有多少字呢?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这封电报都被认为有8000字,在中文出版物中一直被称为“八千字电报”,我本人曾经也使用这一说法。实际上,后来有人去数这封电报的字数,发现它其实只有5540个字。

  

   因此,“八千字电报”的说法显然是错误的,应该予以纠正,改称“长电报”或“长电文”。

  

   “八千字电报”的说法的源头很可能就是凯南自己。凯南在1967年出版的第一部回忆录中说,那封电报“大约8000字”。他在1985年发表在《纽约客》上的一篇文章中也依然写道:“自己记得那封电报大约8000字。”于是,“八千字电报”的说法流行甚长、甚广,很长时间都没有人去数这封电报的字数。

  

   至少是一直到凯南去世的2005年,凯南钦定的其传记作者、美国著名冷战史学家约翰·加迪斯(John L. Gaddis),在当年出版的两本著作中也还是这么使用的。加迪斯在这一年出版的《冷战》一书中写道:“国务院给大使馆发了好几个要求分析苏联外交政策的指示,凯南急匆匆地写了一封‘八千字电报’。”他在同年出版的《遏制战略:冷战时期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评析》(修订版)中也写道:“在外交史上,难得有单独一人在单独一份文件内,设法表述如此强有力和如此能说服人的思想,以致立即改变了一国的对外政策。然而,这就是凯南1946年2月22日从莫斯科发出的‘八千字电报’的效应。”

  

   其实,早在1986年,就已经有美国历史学家明确指出,凯南的这封电报只有5540个字。但是,这并没有引起广泛关注,该书中文版于1991年出版,也没有在中国学界纠正“八千字电报”的说法。只是在2005年凯南去世之后,“长电报”实际上没有8000字、只有5000多字,才逐渐成为相关研究者们的共识,特别是作为凯南研究最权威的学者加迪斯承认自己多年来误用了“八千字电报”的说法。

  

   加迪斯在2005年以后就不再使用“八千字电报”的说法了。比如,加迪斯2011年出版的、后来获得普利策奖的凯南传记——《乔治·凯南:一位美国人的一生》,就使用了“长电报”(long telegram)的说法。加迪斯还特意在这本书中解释说,自己过去在好几本书里还有课堂上都误用了“八千字电报”的说法,直到后来尼古拉斯·汤普森(Nicholas Thompson)数了这封长电报的字数之后,才知道这封电报实际上只有5000多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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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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