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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向阳:维护中国国土安全与地缘战略利益的三个关键词

更新时间:2021-07-02 16:08:27
作者: 陈向阳  

  

   地理环境是国家安全的物质与空间基础,是地缘战略利益的自然依托,是一个国家在世界舞台中的立足之地。维护中国国土安全与地缘战略利益,需要全面把脉中国地理环境的利与弊,准确把握中华传统地缘战略思想的得与失,直面现实挑战,开创未来新局。

   趋利避害:利大于弊的中国地理环境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犹如一只报晓的雄鸡,昂首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中国位于亚洲的东部和太平洋的西岸,陆地面积约960万平方公里,排名世界第三,差不多同整个欧洲面积相等,海域面积473万平方公里,其中由内水、领海及管辖海域构成的海洋国土面积将近300万平方公里。中国处在地球的东半球和北半球,幅员辽阔、地大物博、人口众多,领土南北跨越纬度近50度与热带、亚热带、暖温带、中温带、寒温带五个温度带和青藏高原高寒区,东西跨越经度60多度与5个时区,是屈指可数、当之无愧、令人自豪的地理大国。

   (一)自然禀赋得天独厚,大国地理颇为优越

   一是空间广大。中国南北相距5500公里,东西相距5200公里,陆地边界长达2.28万公里,大陆海岸线长达1.8万公里。“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竟折腰。”神州大地是中华民族世世代代生生不息的沃土,辽阔的国土空间不仅滋养了庞大的人口,也为国家安全与发展提供了最根本的物质支撑,是当代中国得以跻身世界强国之列、从容参与大国竞争的主要“本钱”。

   二是资源丰富。中国是陆海复合型大国,陆海兼备,自北向南濒临的近海有渤海、黄海、东海和南海,分布有大小岛屿7600个,海洋资源颇为丰富;中国地形多种多样,雄伟的高原、起伏的山岭、广阔的平原、低缓的丘陵、低洼的盆地,陆地上的5种基本地形都有;地势西高东低并呈三级阶梯状分布,有利于夏季风将海洋上的湿润空气送入内地,供给大量水汽,还决定了中国的众多大河东流入海,既有利于沟通中国的海陆交通,又便于中国东西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而且,在从高一级阶梯流入低一级阶梯的地段,水流湍急,产生巨大的水能,使得中国的水力资源蕴藏量位居世界第一;气候复杂多样,跨经纬度均广,内陆与沿海距离远,加之地势高低不同,地形地貌多样,因而气温与降水的组合多种多样;幅员广大,地质条件复杂,物种丰富,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矿产资源种类较齐全、矿产自给程度较高的国家之一,钨、锡、锑、锌、铝、铅等储量世界领先。

   三是相对安全。中国本土幅员广阔,四周又被海洋、高原、荒漠与外界隔开,地理环境相对封闭、自成一体,外敌多被自然天堑阻挡、难以入侵。这一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有利于中华文明的自主与连贯发展,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其《全球通史》一书中对此写道:“中国为什么拥有世界上最古老、连续不断的文明?一个原因在于地理——它与人类其他伟大文明相隔绝的程度举世无双。”反观世界其他古老文明无不相继中断、戛然而止,唯独中华文明绵延不绝、持续至今,重要原因之一便是,中国在地理上与外部世界相对隔绝,不易受外界影响。

   (二)自然条件与地理环境美中不足

   一是资源分布不均,水资源南北失衡尤其突出,北方地区缺水严重。中国小麦与棉花的集中产区——华北平原,其耕地面积约占全国的40%,而水资源只占6%左右。能源与矿产资源地区分布亦极不均衡,西部地区能源储藏丰富,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则极其贫乏。

   二是地形组合不佳。山地、高原和丘陵约占陆地面积的67%,盆地和平原约占33%,山区面积占中国陆地总面积的2/3,这给交通运输、农业发展乃至生产生活带来诸多困难。

   三是天灾频发、多灾多难。气象与地质灾害多发,前者包括旱涝、台风、寒潮等,后者包括地震、滑坡、泥石流、地面沉降等。中国是世界上多地震的国家之一,处在多条地震带之上,其中的青藏高原系印度洋与亚欧两大地质板块持续撞击而成,致使中国的横断山脉与四川一带地震高发、危害惊人。复杂的地理环境与多变的气候条件叠加,加之人口密集等因索,致使疫情多发、损失巨大。正是因为中国自古天灾不断,便有了“多难兴邦”“生于忧患”“居安思危”等成语。

   四是周边邻国众多,地区热点不断,加之域外大国刻意搅局,致使地缘政治环境复杂严峻。中国陆地边界长达2.28万公里,与朝鲜、蒙古、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不丹、缅甸、老挝、越南等14国接壤,海上与韩国、日本、菲律宾、文莱、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6国相望,目前与印度、不丹仍存在陆地边界问题,而海洋领土与权益争端尤为突出。另外,中国东部近海被西太平洋的所谓“第一岛链”环绕,其虽然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减缓中国大部分沿海地区遭受西太平洋猛烈台风的冲击,但也限制了中国海权的发展及海上通道的自由,致使中国出入远海大洋颇为不便、容易受制于人。与此不无关系的是,中国虽然是陆海兼备型大国,但传统的地缘战略思维是陆地主导、陆主海辅,习惯于并且擅长对陆地的经营拓展,而对海洋方向的经略则在大多数情况下不受重视,这也导致了中国近代的落伍与被动“挨打”。

   古为今用:源远流长的中华地缘战略思想

   作为地理大国和文明古国,中国历代地缘战略思想博大精深,需要加以扬弃,择其要者,有以下八例。

   (一)战国七雄“合纵连横”、纵横捭阖

   战国时期的两大纵横家苏秦与张仪针锋相对,前者提出“合纵”,后者倡导“连横”。在战国七雄时代,苏秦主张大致呈纵向排列的东方六国联合起来一致抗秦,即“合纵”。他说:“臣窃以天下地图案之,诸侯之地,五倍于秦;料诸侯之卒,十倍于秦。六国并力为一,西面而攻秦,秦破必矣。”(《战国策?从燕之赵》)苏秦的“合纵”主张是希望众多的弱小国家联合起来抗衡共同的敌人(即强大的秦国),而张仪的“连横”之计则是专为强秦服务的,他积极游说并极力怂恿东方各国通过横向依附于强秦(即“连横”)来称雄于六国之中,其实质是强秦充分利用六国之间的矛盾,通过秦国与之结盟和好的谎言来对六国分化瓦解、各个击破。

   (二)秦国“远交近攻”、徐图一统

   战国时期另一纵横家范睢向秦昭王提出了“远交近攻”的地缘战略,并被秦国采纳以实施兼并战争。针对秦相穰侯魏冉“越近攻远”主张的弊端,范雎提出:“大王越韩、魏而攻强齐,非计也,……王不如远交而近攻,得寸,则王之寸;得尺,亦王之尺也。今舍此而攻远,不亦谬乎?……今韩、魏,中国之处,而天下之枢也。王若欲霸,必亲中国而以为一下枢,以威楚、赵。”(《战国策?说秦昭王》)一般而言,“远交近攻”属于霸道思想,其基于先近后远、先易后难与先弱后强的原则,根据邻国与本国距离的远近来确定本国对外扩张的轻重缓急,将距离最近的邻国作为吞并扩张的优先对象,而将距离较远的国家作为下一步的征服目标,并暂时与之结交通好,这样既可防止自身力量的分散,以集中力量先对付邻近国家,又能通过对较远强国的怀柔来打消其疑虑,并防止其出兵援助邻国。在本质上“远交”之“交”只是暂时之“交”,一旦“近攻”得逞,则“远交”必然就要改为“远攻”了。秦国通过“远交近攻”这一地缘政治的精明算计,将六国各个击破、最终统一中国。

   (三)西汉边防“以夷制夷”

   晁错系汉景帝重臣,他针对当时匈奴的威胁提出了“募民实边”与“以夷制夷”的主张。“以夷制夷”出自《汉书?晁错传》:“小大异形,强弱异势,险易异备。夫卑身以事强,小国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敌国之形也,以蛮夷制蛮夷,中国之形也。”“以夷制夷”,即利用蛮夷之间的矛盾与分歧,对其加以分化瓦解,使其陷入彼此争斗与相互消耗之中,并争取其中相对友好和威胁较小的一方。这一地缘战略思想对中国古代乃至近代的外交实践产生过深远影响,它是在面临众多外部威胁时被迫采取且风险较大的策略。

   (四)汉朝开拓西域以反制匈奴

   西域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西域指汉朝玉门关、阳关以西,葱岭(今帕米尔高原)以东的地区,而广义的西域还包括今中亚、西亚及南亚等地。汉朝自西汉武帝时开始通西域,一直持续到东汉时期。汉武帝通西域的初衷是对付汉朝的主要威胁——匈奴,一来将匈奴势力赶出西域,使西域诸国摆脱匈奴控制,从而“断其右臂”,并使匈奴失去西域的丰富资源;二来在外交上争取盟友支持以孤立匈奴。两汉对西域的开拓经略包括四个方面:一是汉武帝时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二是对西域用兵,主要是贰师将军李广利的征战;三是设置西域都护府;四是东汉时班超、班勇父子对西域的重新经略。

   张骞受汉武帝派遣,先后两次出使西域。第一次从公元前138年至前126年,目的是寻找匈奴的敌人大月氏国,希望与其结盟以共同抗击匈奴。张骞一路经过了大宛、大夏、大月氏、康居等国,还知道了更远的安息(伊朗)、身毒(印度)、黎轩(大秦,即罗马帝国)等国情况,获得了宝贵的外交情报;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是在公元前119年,目的是与乌孙国结盟以抗击匈奴。

   (五)《盐铁论》强调以实力安定边疆

   盐铁之议是西汉中期(汉昭帝)统治阶级中的当权派与在野派之间关于政治指导思想的争论,当权派的代表是御史大夫桑弘羊,而在野派则是贤良文学(汉朝选拔人材的科目)的知识分子,双方主要就汉武帝时的内政外交政策(主要包括盐铁官营专卖与北伐匈奴等)进行辩论,其言论于汉宣帝时由桓宽整理成书,即《盐铁论》。

   以桑弘羊(前152—前80)为代表的当权派在对待匈奴的问题上持坚决反击的立场,其地缘战略思想包括:一是强调汉朝所面临的险恶周边环境以及使用武力以消除边患的必要性,如,“大夫曰:‘今四夷内侵,不攘,万世必有此长患。先帝兴义兵以诛暴强,东灭朝鲜,西定冉、駹,南擒百越,北挫强胡。追匈奴以广北州,汤、武之举,蚩尤之兵也。故圣主斥地,非私其利;用兵,非徒奋怒也,所以匡难辟害,以为黎民远虑。’”(《盐铁论》)二是强调边防的极端重要性,如,“大夫曰:‘中国与边境,犹支体与心腹也。……唇亡则齿寒……故无手足则支体废,无边境则内国害。……今匈奴蚕食内侵,远者不离其苦,独边境蒙其败。……不征备,则暴害不息。’”(《盐铁论》)

   (六)明太祖睦邻周边

   朱元璋在即位之初便派遣使节到周边邻国进行“宣谕”,提倡各国以礼相待。其对外《告谕》提出:“天地之间,帝王酋长,因地立国,不可悉数。雄山大川,天造地设,各不相犯。”他明确反对对外滥用武力:“海外蛮夷之国有为患于中国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古人有言,地广非久安之计,民劳乃易乱之源。……徒慕虚名,自弊中土,为后世讥。朕以诸蛮夷小国,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为中国患者,朕决不伐之。”明太祖还将睦邻政策写进了其本人编定的《皇明祖训》,以告诫后代:“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不自揣量,来扰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犯,亦不祥也。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杀伤人命,切记不可。”

   (七)清朝强化东亚宗藩朝贡体系,注重“天子守在四夷”

   清朝强化东亚宗藩朝贡体系,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光绪朝的翰林院学士周德润提出的观点:“不守四夷而守边境,则已无及矣;不守边境而守腹地,则更无及矣。我朝幅员广辟,龙沙雁海尽列藩封。以琉球守东南,以高丽守东北,以蒙古守西北,以越南守西南:非所谓山河带砺,与国同休戚者哉?”(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大纲》)

(八)近代政治家对国际环境巨变与地缘处境险恶的深刻认知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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