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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坚: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关系理论创新——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人类命运共同体

更新时间:2021-07-02 16:03:46
作者: 徐坚  

  

   摘要:总结梳理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关系理论创新成就,对于新时代推动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范式创新,既要推陈出新,也要守正创新,注意从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在驾驭国际事务过程中形成的经典理论范式中汲取营养。推动新时代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创新,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科学分析历史发展规律,深刻洞察历史大势,集中反映人类共同价值追求,彰显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的责任担当,为新时代国际关系理论创新指明了正确方向,树立了崇高境界,提供了宏阔视野,昭示了新时代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范式。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习近平外交思想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

  

   一、新时代呼唤国际关系理论的范式创新

   建党百年之际,总结梳理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关系理论创新成就,对于在世界百年大变局背景下推动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建设具有非凡意义。世界关注和期待中国的声音,历史呼唤中国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中国需要加强对国际关系理论建设的引领。

   自近代以来,国际秩序大变革时代历来都伴随着国际关系理论的推陈出新。17世纪的欧洲三十年战争催生了威斯特伐利亚原则和基于该原则的近代主权国家体系。法国大革命实现了“秩序的再造”,拿破仑战争“把国际事务变成一场全球范围的意识形态较量”,并催生了以神圣同盟为核心的维也纳体系。二战后建立的雅尔塔体制则形成了以大国共治为基本导向的战后国际体系。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一度令西方产生“历史终结”幻觉和“文明冲突”忧虑,揭开了冷战后的国际关系理论争鸣。进入21世纪,随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深入发展,不论是保守的思想还是激进的思潮,都变得更加活跃。英国脱欧和特朗普执政对世界形势、西方国家间关系和美国内政造成严重冲击,新冠疫情加剧了全球经济政治动荡,将国际社会各种思潮间的碰撞激荡推向一个新的高潮。其中特别发人深省的是,在应对世界变局诸多冲击方面,西方的低效失序和中国的高效有序构成了强烈反差。

   一方面,对于如何驾驭世界大变局带来的种种问题和挑战,西方国家无论在理论分析还是在政策实践上都显得力不从心。作为西方的领头羊,美式资本主义为回应其国内外出现的各种新趋势、新动向、新问题所开出的药方,不论是在思想理论层面的解构分析,还是在政策上的各种举措,都令世人失望。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贫富分化、社会对立、政治撕裂已演化成为困扰美国的三大危机。特朗普所奉行的“美国优先”的极端功利主义哲学,使这些矛盾进一步加深,不仅成为“美国病”的三大痼疾,同时也加剧了世界的纷争与动荡。与此同时,欧洲则深受欧债危机和难民潮等问题困扰,在加强战略自主性道路上蹒跚纠结,能够投入世界其他事务的能力和精力有限。西方在应对世界百年大变局时充满了困惑茫然和失序无措。

   另一方面,中国正在走向世界舞台中央,这对世界的影响是历史性的。中国的发展正在打破西方主导下的世界力量格局;中国所走出的一条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动摇了近代以来西方发展模式的中心地位;中国在国际事务和全球治理中所提出的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方案,冲击着西方世界习以为常的游戏规则;在应对包括新冠疫情在内的种种国际挑战时,中国的沉稳自信、理性高效与西方的偏执极端、混乱低效形成鲜明对比。

   中国的发展不仅使美国在国力对比上面临被赶超的压力,而且也令美国逐渐失去其精神上的优越感。中国的发展成就使世人看到了一种新的可能,这种不同于西方的发展道路承载着中国的治国理政经验以及中国人的处世之道,其所反映的独特文化积淀不仅独具魅力和成效,而且对西方近代以来所建构的价值霸权与话语霸权体系构成强烈冲击,西方在思想领域、治国理政和国际事务上独领风骚的时代一去不复返。西方学界对这种历史性变化也直言不讳。美国外交学会会长理查德·哈斯与美国外交学会高级研究员查尔斯·库普钱日前在美国《外交事务》上撰文称:“国际体系正处于历史拐点。随着亚洲继续其经济崛起,两个世纪以来西方对世界的主宰——先是在英国治下的和平,然后是在美国治下的和平——即将结束。西方不仅正在失去物质方面的主导地位,而且正在失去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力。”他们认为,由于“二战后形成的西方领导的自由秩序无法支撑21世纪的全球稳定”,拜登政府“无法阻止一个多极和意识形态多样化的世界到来”。

   在现今意识形态多样化的世界上,历史的演进再度呼唤理论的创新。而在21世纪新一轮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酝酿过程中,中国被时代推到了风口浪尖。这同国际社会对中国前所未有的期待直接相关,也同一些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对中国发展日益不安与焦虑有关。不论出自哪一种心态,中国都被视为影响当今世界发展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中国如何看待世界,如何处理自身和世界的关系,如何把握同世界其他大国尤其是同美国的关系,已不仅仅是中国人自己的问题,而是全世界所共同关心的问题。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注从未像如今这样迫切和深刻,关注的领域也从未像今天这样宽阔,已经涉及中国内政外交各个方面,这其中也包括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如何解读和引导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建设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必须从构建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范式入手,因为“没有学科范式,就不会有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进步和积累”。托马斯·库恩在其经典科学哲学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中,展示了思想和科学的进步是如何通过新范式代替旧范式即“范式转换”来实现的——如果旧的范式变得日益不能解释新的或新发现的事实,而新的范式能以更令人满意的方式来说明时,新范式就取代了旧范式。一种理论要想被接受为一个范式,必须看上去强于其竞争对手,能够在科学共同体或学术共同体内吸引足够多的拥护者,但一种范式不必要解释、事实上也从来没有解释所有它可能遇到的问题。作为一个日益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大国,中国所提出的国际关系理论要在全球形成与中国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影响力,必须能够有效回应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待,能够合理解答百年大变局给世人带来的诸多困惑,还要能够引导国际社会正确把握世界面临的各种挑战和机遇。实际上,这些目标为当代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建设预设了前提和要求:国际关系学的中国范式必须反映人类共同价值追求,还需要超越不同文化特别是东西方文化差异,超越意识形态差异,提出的主张有可能为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和社会所理解和接受,引领全球治理朝着正确方向发展,有利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和人类共同进步。

   幸运的是,参照上述标准构建国际关系理论体系,中国并不是从零开始。只要突破某些认识误区,就能为发展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找到坚实基础。中国国际关系学界长期以来存在一个认识误区,即在高度评价新中国各个时期外交成就的同时,常常低估建国以来我党在国际关系理论建设上的成就。学界几乎普遍默认建国以来我党只有外交理论而没有形成权威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这种认识误区深刻影响了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理论研究,是这个时期中国学术界盛行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原因之一。托马斯·库恩为好的科学理论——能够形成范式的理论——设立的五项标准,有助于反思上述认识误区:理论应当能正确地研判形势,应当是自洽的,应当有广泛的覆盖面,应当能以有序、一致的方式呈现现象,应当能有效地预测现象或现象之间的关系。参照上述标准,我们发现,国际关系理论发展至今并非仅仅是西方人的专利,建国后中国共产党在不同时期先后形成了一系列既有中国特色又能赢得国际社会广泛认同的国际关系学说与规范体系,对于分析特定时期国际形势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可以称这些成就为国际关系理论或国际关系学说的中国范式。

   新时代发展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必须走出上述认识误区,既要推陈出新,也要守正创新。推陈出新是指,要跳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窠臼,提出反映时代发展大势的理论框架和认识范式。近代以来国际关系理论流行范式多源自西方,如信奉强权政治的现实主义范式或新现实主义范式、基于意识形态对立的冷战思维、基于错误历史观的历史终结论、基于文化差异的文明冲突论,等等。在过去四十年,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对构建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虽然进行过一些有益探讨,但成就有限,主要原因在于要么始终跳不出西方范式的窠臼,要么试图简单地将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的某些元素移植到现代国际关系理论中来。事实证明,这两种方法都不是构建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正确途径。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不可能源自西方舶来品,也不会从中国古人的故纸堆中自发生成。当前,鉴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尤其是美式国际关系理论在解释当代世界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的许多新趋势、新动向时越来越困难,超越西方理论范式就成为发展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必须特别重视的问题。守正创新是指,要从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关系理论创新成果中汲取营养,梳理辨析中国特色国际关系学说的理论特征与共性逻辑,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引领,理论联系实际,加强反映当代历史潮流与世界发展大势的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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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国际关系学说的经典中国范式

   (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中国对外政策的基石,长期以来被视为中国外交理论的核心内容。但国内国际关系学界鲜有人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国际关系理论的一种范式去进行研究。这不能不说是令人遗憾的事情——按照理论范式的有关学术标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是经典的外交理论,也是国际关系理论的经典范式。简单回顾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产生过程有助于说明这一点。

   1953年12月31日晚,周恩来在接见中印双方政府代表团的全体成员时说:“新中国成立后就确立了处理中印两国关系的原则,那就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的原则。”这是周恩来首次系统地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四个月后,周恩来总理应邀访问印度和缅甸,分别与两国总理发表联合声明,各方一致同意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相互关系的基本原则,并倡议将其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进而形成和平与安全的坚固基础。在中印、中缅两个联合声明中,最初五项原则中的“平等互惠”被修改成“平等互利”。1954年10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联合宣言》指出,两国政府将在与亚太国家和其他国家的关系中严格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把最初提出的第一条原则“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修改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至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表述最终定型。1955年4月,亚非29个国家的政府首脑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举行会议。亚非会议《最后公报》吸收中国代表团的建议,形成了和平共处、友好合作的十项原则,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得到体现和引申。此后,许多重要的国际组织、国际会议及国际文件不断引进或重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内容和精神。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历经半个多世纪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在国际社会深入人心。联合国前秘书长加利认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对联合国宪章的发扬光大:“这五项原则除了最后一项都不是新的。它们已被包括在联合国宪章内。”而且,正是由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重新确认联合国宪章精神并将其付诸实践,才使“因冷战而陷于瘫痪的联合国”被赋予新的活力。加利进而列举下述实例说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世界范围内的成功:“1955年4月的万隆会议接受了五项原则”,“亚非拉国家认为五项原则既可保护它们免受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干涉,又是各国间良好国际行为的准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和平共处政策取代了冷战,并帮助不结盟国家避免卷入冷战,从而成为不结盟政策的主要目标”,“1956年的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采纳了和平共处原则,(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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