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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天祥:谦谦君子,卑以自牧:一个“哲学工作者”的淳儒风范——琐忆汤一介先生

更新时间:2021-07-02 11:20:58
作者: 麻天祥  

  

   汤一介先生离开我们快两年了,但先生的音容笑貌一直萦绕在我的眼前。图片

   想到汤一介先生,总是想到“哲学工作者”这一特殊的指称。先生总是说,他“是如何从想当一个哲学家,而安心变成做一个哲学工作者。”[1]此说固无不可,但或许由于我的少见多怪,听起来总感到带有调侃性质的苦涩。我以为,汤先生虽然如此说,但他工作的对象确实和他融为一体,中国传统思想的精髓,儒家的风骨、美德,已经植根于他的心灵或血液。所以,每想到汤一介先生,总是情不自禁地想到“幼承庭训,早览乙部”,三岁即能吟咏《桃花扇》中的《哀江南》,主张“昌明国故,融化新知”,而今虽已故去,却始终指引我前行的汤用彤先生;想到温文尔雅、谦谦君子、成人之美、爱人以德、以文会友,以友辅仁、矜而不争,群而不党、人不知而不愠、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诸如此类的词语。仔细想来,这正是汤一介先生——一个北京大学哲学系的资深教授、谦称“哲学工作者”的淳儒风范。

   我最后一次见到汤先生是在2014年夏(7月21日),轮椅上的汤先生身体大不如前,但神情自若,思维敏捷。而我第一次与先生谋面,则是20多年前的事了。

   初见中关园

   与很多同辈相比,显然我是一只迟飞的笨鸟,开始攻读博士学位已近不惑之年。之前更缺乏专业训练,只是靠自幼杂取旁搜的一些古书,以及上个世纪70年代评法批儒运动中偷学的传统文化知识而已。笨鸟本宜先飞,迟飞的笨鸟自然需要更多的付出。因此,除了接受导师的耳提面命之外,外出访学,以广见闻,尤其是必要的。所以,对于汤先生的仰慕,乃至趋庭,也可以说是近水楼台。

   那次对汤先生的拜访,大概是上个世纪80年代末,记不清确切时间,仅记得是在一个春寒料峭的上午,是在北大东门外中关园的一个狭仄的房间。在那满地堆放着书籍的有限空间里,空气中弥漫着清冷,房子外面似乎也飘散着凝重的静寂。汤先生和我“促膝”而谈,既可以说是如古人之“正坐”,也可以解释为不得已而为之。谈话的内容自然是关于汤用彤先生的学与治学、佛学与中国哲学。另外先生还为我推荐了兰州大学图书馆的张书成先生。这一次拜访,于我,一个求知若渴的学生,懵懂的博士生而言,不啻醍醐灌顶;而汤先生在我的印象中,既无挥斥方遒的书生意气,更非传说中北京大学名流特有的狷介与不拘一格。他的一言半语,一举一动,乃至一颦一笑,都显得谦和与温良,甚至稍显木讷。所谓“望之俨然,即之也温”,然其言切中肯綮,而无厉色,行为举止更像汤用彤先生之深藏若虚、独立不倚。不过,无论我对先生充满怎样的敬意,但在我心中,汤先生给我的印象最深的只有一个字——慎!

   中关园的拜访,在学与治学方面,虽然受益匪浅,但说句实话,让我久久不能忘怀的还是先生的审慎。当时,先生虽然对自己的处境只字未提,我仍然能够感到已经过去了的一连串的斗争留下的阴影。我想,汤先生一定,或许还在为批林批孔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虽然说为尊者讳,但我总觉得,文化大革命的经历始终是汤先生心中的痛。运动伊始,北京大学首当其冲,先生便以“黑帮”的身份遭受批判,举着一个硕大的,上面写着“黑帮汤一介”的黑牌子,站在一个高台子上,天天如此。时常还想着,如果举不动了,牌子掉下来,砸在群众头上,这样不被当场打死,也得成为“现行反革命”。那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日子肯定不好过。好不容易得到解放,受到信任,在梁效做了“哲学工作”,参与了当时评法批儒的运动,却又成了“犯有一般性错误”的“御用文人”,落了个再度接受审查批判的下场。运交华盖,处处碰壁,无论怎样努力,多么小心,时时都可能祸从天降。何去何从,难以定夺。正确路线的选择,远比不避难、不逃责难得多。尽管先生一再说“我错了”,甚至想跳进未名湖以求解脱。如此“三省吾身”的自我批评,和错则能改的精神固然可贵,也是儒家光明磊落的基本德性。但是,在那特殊的年代,到底哪里错了,或者说错在哪里,我想这一直都是先生不堪回首,在心里更不敢深究的一个死结。撇开谁是谁非的价值判断不论,文化大革命的继续革命,不仅革了资产阶级的命,同样也革了那些号称无产阶级的命;革了曾经造反的老革命的命,同样也革了正在造老革命反的红卫兵的命;革了保守的“儒家”的命,也革了激进的“法家”的命。文化革命席卷一切,所谓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又有谁能超然世外?其实最倒霉的还是那些当时尚未步入社会,甚至少不更事的红卫兵们;是那些听命于党、对社会满怀责任,即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的知识分子。一场大规模的政治斗争,却要一介书生承担责任,政治家们的胸怀若此,或许这正是汤先生意识到的悲哀。这让我忽然想到前苏联的一则笑话:一个监室住有三个囚犯,一个说我是因为反对我们的书记被关进来的;一个说,我却是因为支持我们的书记陷身囹圄的;另一个苦笑着说,我就是你们的书记。

   序《汤用彤评传》

   攻读博士学位,我选择的方向是中国近代学术史,博士论文又是《晚清佛学与近代社会思潮》,自然要亲近汤用彤先生。毕业后,很快便投入汤用彤学术思想研究的课题,虽然经费不多,但意趣所在,不敢稍有懈怠,而终有所成。

   汤用彤先生幼承庭训,早览乙部,继于哈佛接受了白壁德的新人文主义,“寄心玄远之学”;回国后又教学南北,“居恒爱读内典”;钱穆尝谓之“读其书不易知其人,交其人不易知其学”,乃“极高明而道中庸”者。毫不夸张地说,汤用彤先生之学,熔铸今古,化恰中西(印),可以说是宏阔深邃,难以企及;加之日常深居简出,交往也只在少数朋友之间,所以真正把握他的全部思想实属不易。拙作若有所得,无疑得益于汤一介先生的指导和具体帮助。

   直到1993年,适逢其会,恰恰是汤用彤先生百年诞辰,研究成果以《汤用彤评传》,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付梓。汤先生不辞辛劳,撰长序一篇,12页12000多字。文章追叙了汤氏三代人的家学家风,道德文章,为人为学,可以说是拙著的导引,以及汤用彤学术思想提纲挈领的论述。字里行间,我似乎看出先生走出了阴影,重新承担起一个“哲学工作者”,以及教书育人的历史责任。

   我始终记得,汤先生在序中特别突出了汤氏家风。他说辛亥那年,祖父雨三公离都归黄梅老家之前,诏示弟子儿辈“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素位而行,随适而安”等“立身行己之大要”,告诫“勿戚戚于功名,勿孜孜于逸乐”,并以《颐园老人生日讌游图》长卷传世。上述告诫对用彤先生影响甚深,并请欧阳竟无、柳诒征等题诗其上。事实证明,汤一介先生同样以此为立身行事之本,始终保持着勇于担当的淳儒风范。

   论及家庭教育,汤一介先生说:“用彤先生颇喜用湖北乡音读《桃花扇》中的《哀江南》和庾信的《哀江南赋》”,并且以很少的言教的方式,引领其吟咏《哀江南》。所以,汤一介先生自幼就能熟背。先生还引述庾信《哀江南赋》中“潘岳之文采,始述家风;陆机之辞赋,先陈世德。”也有希望“让儿女、孙子背诵这两篇名作”,以传承家风,“在道德文章方面都有所成就”。但是时代不同了,先生带着沉重的惋惜,不无遗憾地说:“他们都落户美国,且学有所成,虽能背诵,心情与用彤先生当年自然大大不同了。当年用彤先生留学美国,四年而归,于家风卓然有所发明,对民族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今我的儿孙却成了异国公民,俗语谓,‘穷不过三代,富不过三代’,看来家风也难再传了”。序言最后,先生接着还说:“在国内时,他们的爱国热情无人接受,甚至连上大学也曾几度受阻,最后只能远走高飞,虽情系祖国,也只能忍痛离乡。谁之过?问苍天欤!天若有情天亦老。我只愿年轻人能在自己的国土上摆平一张书桌,能读自己愿读的书,写自己愿写的文章,做自己愿做的事,谱写人类文明的新篇章。惟有如此,我们的先辈才能含笑九泉,我们的后代才能永受文明之福。”显然,先生虽然几度沧桑,几度磨难,在这些话里却没有对个人沉浮荣辱的关切,除了对时势的惋惜之外,流露出来的则是《哀江南》,以及传统中“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忧患意识。

   关于先生的序言,还有一点需要说明。序言中原有一段批评大学教育的文字,在后来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书中,由于编辑的谨慎,无可奈何地删除了。这段话是:

   后来郑昕先生任哲学系主任时曾说过:“汤先生做系主任时是无为而治,现在我要有为而不乱。”事实证明,有为则必乱。几十年来北大哲学系江河日下,好传统好学风日见削弱,如果不及时反思改进,我看以后实难与北大之名相符。

   其实,编辑顾虑投鼠忌器,以免惹出一些不必要的麻烦,也是好意。我当时既有些迷茫,也有点唐突。于是未经汤先生同意,就让出版社给删了。事后想来,大为不妥。汤先生所指并非某个人和某个专业,实在是对中国大学教育每况愈下的普遍现状有所警戒而已。至今看来,先生的担心和批评不是没有道理的。在这里,为那些没能读到此段文字的学者们表示我的歉意,也向远在天堂的汤一介先生表示歉意。

   《中华佛教史》

   2000年初的一个晚上,汤一介先生打来电话说,他和季老将组织一部分学者撰写多卷本的《中华佛教史》,内容不仅有汉传佛教在中国的发生与发展,而且涉及西藏、西夏、西域和南传,以及佛教的东传的历史,还有文学、美术、文献考古等等,计划十余卷。先生详尽地介绍了《中华佛教史》编撰的宗旨、内容、形式、方法,以及计划参加的人员,并邀我负责近代史卷。毫无疑问,这是一件将中华佛教包罗净尽的系统制作,是传往圣之学,功垂后世的大项目,也是中国佛学研究对二十一世纪重大的文化献礼。当时我刚从美国回来不久,初到珞珈山,《中国近代学术史》已经完成并付梓,六卷本的《民国学案》也在紧锣密鼓的组织撰写之间,原本打算倾全力于中国学术史研究的我,还是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先生的信任和邀请。如此,我花了五年的时间,完成先生的重托,并同汤先生及其他同仁一起,花了十五年的时间,最终于2014年夏,迎来了《中华佛教史》的出版,实现了先生的愿望,也告慰了季老的在天之灵。图片

   《中华佛教史》的写作,由季老和汤先生主持,作者有王尧、金米诺、方立天、张公瑾、孙昌武、杨曾文、方广锠、王邦维、魏道儒、洪修平等十余人,大体上一人负责一卷。季老2009年仙逝之后,所有工作都由汤先生统筹运作。一部划时代的大部头制作,毕竟需要全体人员的通力合作,加之,先生还承担着《儒藏》的繁重任务;其间,个别作者的更换,内容的调整,每卷稿子进度的把握,乃至书稿的催问,都仰仗先生不辞辛劳,事事关心,事必躬亲,才使得《中华佛教史》成功问世。虽然直到最后,西夏、敦煌卷终未成篇,西域卷也因季老手稿的失落仅成追忆,但先生夙著辛劳的耕耘,还是收获了丰硕之果。记得在2010年前后,先生在电话中特地同我说起,季老生前亲自撰写的三万多字的西域佛教史的手稿不翼而飞,先生希望能失而复得。我们也都曾在西山编辑会议上有幸目睹,今之失落,令人痛惜。这不仅使季老关于西域佛教的真知灼见湮没无闻,自然使得《中华佛教史》相形失色。先生为此深感遗憾,焦虑之情,溢于言表。为了弥补这一缺憾,先生不惮繁难,从季老的著作中,认真选取中国佛教的一些论文,编成《佛教史论集》一卷,从中略可窥见季老关于敦煌、吐鲁番以及西域地区佛教的一些见解,成就了《中华佛教史》的这一规模。

   先生平日的话不多,讷语言而敏于行。对于撰写的具体内容,先生既能兼听而从人之所长,又能发现问题而不姑息,同样给予我们不少的指导和谆谆教诲。在我汇报关于熊十力新唯识论的编写计划时,先生随即指出,还应当有不同的意见,有对新唯识论的批判。如此显然更加困难,也增加了篇幅,但无疑开阔了学术视野,更加精准地体现了近代佛学,以及近代文化多元发展的整体态势。于是也就有了现在“破破新唯识论”的多向度的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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