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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培林:社会学视角下的中国现代化新征程

更新时间:2021-07-01 22:19:24
作者: 李培林 (进入专栏)  
我国已经建立了非常雄厚的经济基础,有了难以替代的高效率运转的完整产业链,社会结构依然具有很大的变动弹性,通过科技创新发展生产力的潜力也很大,形成世界上最大消费市场的前景广阔,通过大力发展教育和提升劳动力素质可以形成新的人口红利,通过延迟退休年龄补充劳动力供给和应对老龄化还有很大余地,特别是通过改革和创新体制机制促进经济社会活力还有很大空间。但我国在新阶段面对的这些新挑战、新问题毕竟意味着一种历史性、转折性的变化,需要走出一条应对挑战和解决问题的新路。

   四、走出现代化道路上诸多陷阱的新征程

   西方现代化的过程已经持续了几百年,在此过程中形成了诸多关于现代化的理论,其中既有对现代化的经验、教训的总结,也有对现代化问题的批判和反思。这些理论成果对我们今天思考中国现代化的新征程也有很多启示和警示。

   尽管西方现代化与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有密切联系的历史轨迹,但现代化理论的形成要比对资本主义的研究晚得多。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人们还很少使用“现代化”的概念,但马克思关于大机器生产创造了生产力发展奇迹并极大改变人类历史、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并被共产主义取代、关于未来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可以说奠定了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的传统和基础。

   现代化理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兴起的发展理论,但此前的社会学经典作家关于社会转型的学说也被纳入了这一理论的思想成果。在20世纪50、60年代,现代化理论曾经主导过发展问题的研究,此后现代化理论经历了古典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世界体系论、后现代化理论、再现代化理论等若干发展阶段。现代化理论的演进反映出人们对现代化过程的认识逐渐深化。

   古典现代化理论最重要的理论成果是论述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社会转型思想。这种转型不是一般的经济增长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是经济社会结构的深层变革和根本性的转变。诸多著名的古典社会学家都对从传统到现代的社会转型从不同的角度作了理论上的概括,例如:梅因关于从身份社会向契约社会转型的理论(梅因,2016/1861)、滕尼斯关于从礼俗社会向法理社会转型的理论(滕尼斯,2019/1887)、韦伯关于从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理论(韦伯,2010/1921)、涂尔干关于从机械团结社会向有机团结社会转型的理论(涂尔干,2000/1893)、芮德菲尔德关于从民俗社会向都市社会转型的理论(芮德菲尔德,2013/1956)以及帕森斯关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模式变项(Parsons,1951),等等。这些学者的一个主流的看法是:现代化是巨大而深刻的社会结构转型,是社会发展不可逆转的铁律。

   综合这些理论成果我们可以看到,对他们来说,现代化并不仅仅是一种经济发展过程,而是整体社会各个层面的变革和转型汇集在一起的宏大发展潮流,包括工业化的经济转型、城市化的社会转型、民主化和法治化的政治转型、世俗化的文化转型、科层化的组织转型、理性化的观念转型等。这些学者在研究现代化过程中,有时也表现出一些对现代化的担忧和反思。例如,韦伯一方面认为科层制的建立标志着现代社会的理性化进程,就像机械工业替代手工业一样,另一方面也认为科层制必然会产生异化,把一切人的情感和主动性凝固于效率、标准、服从的机械体制中,对人类传统价值产生威胁。涂尔干一方面认为从机械团结社会向有机团结社会转型是历史的必然和社会的进步,另一方面也担忧转型中的社会断裂会导致社会整合机制的缺失,造成社会失序。滕尼斯一方面阐述了从礼俗社会向法理社会转型是适应工业化、城市化的必然选择,另一方面也对现代化过程中传统社会关系的破坏表示深切担忧。作为经典现代化理论的余脉,英格尔斯一方面根据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发展中国家的调查制定了后发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十项客观标准,另一方面也针对经典现代化理论中关于人的现代化的缺失归纳了十点现代人的特征(Inkeles & Smith,1974)。

   针对现代化过程中对人的主体关注的缺失,众多社会学家开展了现代化带来的社会问题研究,如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对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移民的大规模社会史研究(托马斯、兹纳涅茨基,2000/1918-1920)、怀特对芝加哥的意大利裔贫民街角社会的研究(怀特,1995/1943)、埃尔德对大萧条的孩子们的研究(埃尔德,2002/1970)等,都从不同的侧面彰显了对现代化过程中人的主体特别是底层人群的关注。即使那些延续社会结构转型现代化理论传统的社会学家,在研究“后工业社会”中也加强了对人的主体的关注,这方面的最大成果是对以白领劳动者为主体的中产阶层成长的发现。在这些研究里,中产阶层的形成被视为现代化走向成熟、稳定的标志(米尔斯,2006/1951;贝尔,1997/1973)。

   与这些学者对经典现代化理论的反思不同,持后现代理论(post-modern theory)的学者反对把历史看成一个连续的、进步的过程(Hassan,1987;Best & Kellner,1991),他们有一段时间在哲学、艺术、文学、语言学等人文学科大放异彩。后现代理论从各个方面对现代化的结构理论、宏大主题、价值取向进行了解构、消解、割裂、批判甚至否定和颠覆,但尽管不少学者进行了努力探索,仍没有建构起一种统一的阐释理论(凯尔纳、贝斯特,2011/1991)。当然,后现代理论也不是没有现实社会影响力的,一系列带有西方左翼思潮色彩的社会运动,如绿党运动、女权主义运动、同性恋运动、容忍软毒品运动等,其价值取向都不同程度地与后现代思潮有密切的联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福利国家的建设和经济领域凯恩斯主义的流行,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现代化理论的后续和对现代化危机的反应,它对社会结构、社会关系调整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本主义现代化带来的激烈社会矛盾,建立起了新的社会整合机制。但福利不同于经济发展的刚性增长,也带来了社会不堪福利重负的危机隐患(Kuhnle,2000)。

   对古典现代化理论最大的挑战来自拉美学者。拉丁美洲国家的人种、宗教、文化、语言与欧美发达国家是同一体系,这些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最初也是依据西方古典现代化理论,走西方现代化已经走过的道路。但实际发展的结果却出现了贫富悬殊、环境破坏、产业结构畸形、债台高筑、外国资本垄断、进口替代失败、社会矛盾激化、发展停滞等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这种状况引起了拉丁美洲学者的集体反思,并对现代化理论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形成了以摆脱依附为主旨的“依附理论”。依附理论学者认为,发达和不发达并不是现代化发展过程的两个不同阶段,而是相互关联的发展结果,处于“中心”位置的国家的发达,是以处于“外围”位置国家的不发达和“依附”为代价的。欧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的都会与外省、外省的城镇与乡村构成一个多层次的中心—外围体系,把资本和经济收益从外围输向中心(弗兰克,1999/1979)。“新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依附理论学者认为,拉美国家的历史证明,只有摆脱依附,走自发性发展道路,才能实现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外的现代化(阿明,2000/1973);而“自由主义”学派的依附理论学者则认为,依附是不发达国家已经付出的代价,因此应当利用现有的世界经济格局,求得“依附性发展”,为最终摆脱依附开辟道路(卡多佐、法勒托,2002/1979)。依附理论的兴起及其对现代化理论的挑战在国际学术界影响很大。在依附理论的影响下,一些拉美国家采取了排斥对外开放的政策,但并没有取得成功。在依附理论的框架下,也很难再提出新的出路,“世界体系理论”代之而起。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在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沃勒斯坦发表了他的四卷本巨著《现代世界体系》,风行一时。世界体系理论认为,世界是以一个经济为实体、以世界性区域分工为基础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不同发展程度的各国分别处于这个世界体系的“核心”“半边陲”和“边陲”的位置。所谓现代化的发展过程,就是从边陲国家向半边陲国家或从半边陲国家向核心国家的跃升。尽管世界体系是一个实质上不平等的世界经济结构分工体系,但一个国家很难在世界体系之外获得发展,而且改变在世界体系中的位置也很难,因为新核心国家的出现实际上意味着老牌核心国家的衰落,必然受到由核心国家制定规则的世界体系的制约甚至打压。但当现有世界体系无法消除内部压力和新的重大危机冲破临界点时,世界会按照新的规则重新组合成新的世界整体性结构(沃勒斯坦,2013/1974)。沃勒斯坦还特别看重半边陲国家的作用,认为正是由于半边陲国家的发展,世界体系才获得了维系稳定和化解危机的弹性。世界体系理论较之依附理论给了人们更多新的启发,但它停留在一种学说上,并没有转化为实践的方案,也始终没有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发展理论。

   相比拉美国家的发展,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成功的现代化经验更受到普遍的关注,甚至被概括为“东亚模式”。一些东亚学者也表现出文化自觉,试图从儒家文化圈等传统文化和内生因素建立东方现代化的解说。有学者认为,东亚社会经济发展之谜对韦伯关于儒家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命题提出了“经验现象的挑战”,现在要翻这个“长期以来几为学术界默然遵守的铁案”(金耀基,1993:129)。但总的来说,东亚学者似乎表现出一种理论上的“低调”,几乎没有产出任何一种基于东亚现代化实践的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理论的东方现代化理论。

   经济全球化实际上始终伴随着世界现代化过程,也是世界生产力和科技发展的必然结果,但信息时代的到来使经济全球化成为现代世界经济最显著的特征。近年来逆全球化思潮的兴起似乎让人们感到与当年后现代思潮兴起的某些相似之处,但不同的是,逆全球化思潮现在已经转化为影响广泛的现实社会行动甚至政策选择。美国特朗普政府的“退群”、英国的“脱欧”、西方发达国家中贸易保护主义和新民粹主义的兴起都带来了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变化的不确定性和分化重组的复杂性,中国的现代化也面临一系列新的严峻挑战。

   西方现代化理论的演进和变化实际上也反映了现代化道路并非一路高歌,而是充满了曲折和坎坷,有挑战,有回潮,也有危机。西方现代化的理论演进过程和实际发展过程也给了我们很多启示和警示,最重要的就是要避开和走出一系列可能的陷阱。

   1.走出“现代化的西方化陷阱”。由于现代化是由欧洲发轫并在几百年的时间里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发展过程,因而西方现代化的道路和规则也通常被视为普遍的道路和普世规则,发展中国家往往会不顾自身国情差异,盲目地去模仿西方现代化道路,或者认为自身的发展过程就是欧美几百年前的发展阶段,结果往往是事与愿违。实际上,由于历史境况的巨变和自身国情的差异,发展中国家复制或重演西方现代化的道路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一味地复制、模仿和跟随,就永远走不出依附和被主宰的困境,还有可能付出丢失传统、尊严和权利的代价。西方发达国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的确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就,创造了灿烂的文明,但同时也伴随着殖民地的血腥开发、财富的疯狂掠夺和奴隶的残酷压榨,这些都是不可能重演的。当然,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经验是人类的共同财富,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也需要有共同的价值认同、责任担当和国际规则秩序,但少数国家主宰世界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国际经济政治格局的变动是未来发展的大势,国际规则秩序的建构也必然需要发展中国家的广泛参与。所以,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现代化”绝不意味着“西方化”,必须根据自身的国情走出自己的现代化道路,避免落入“现代化的西方化陷阱”。

2.走出“缺失人的现代化的陷阱”。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由于生产力的爆发式发展和物质生活的极大改变,人们往往容易沉湎于物质的繁荣,忽略了对人的自身现代化的关注。在此过程中兴起了一些社会批判理论,其社会基础也是人们对人的异化现象的厌恶以及对传统人文价值的坚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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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学研究》202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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