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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木:真理是鲜血洗出来的——从红军长征说起

更新时间:2021-07-01 20:05:19
作者: 张文木  
为大家所接受。当然这个等待过程是痛苦的。[20]

   1964年4月21日,毛泽东告诉身边的同志说:“切记不要相信领导者坏了党就垮了。党总是一分为二的。”[21]毛泽东相信,只要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道理,困难和低潮乃至错误的认识只是一时的,正确的思想和实践,终将会得到历史的认可。

   从某种意义上讲,独立自主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体现,依靠人民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体现。脱离历史唯物主义,仅靠辩证法就会异变为机会主义和风头主义——它们本质上还是个人主义。机会主义和风头主义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大敌。今天,对于我们个人而言,也要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党性修养,树立大局意识,时刻和党的组织、党的事业保持高度一致,相信群众,相信党,善于团结党内党外更多的人一齐排除万难、奋勇前进。

   长征的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结果,也正是长征使中国共产党迅速抛弃照抄照搬洋教条,实事求是,独立自主,立足本国实际地制定路线、方针、政策,最终将中国革命引向成功的道路。

   长征对今天的启示有两条特别重要:一是要实事求是、独立自主,二是走群众路线,依靠人民。

   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就是走中国自己的路。《国际歌》中有一句:“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22]长征的历史告诉我们,坚持实事求是,就必须独立自主,这样才能取得胜利。

   1958年4月2日,毛泽东在武昌东湖会见外国友人时说:“一个国家总有它的特点,不适合这个特点的东西就行不通。”[23]当年李德不了解中国国情,照搬外国经验,否定毛泽东的战略战术,他要求红军“正规化”,打阵地战,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丢失了根据地,红军被迫开始长征。遵义会议前夕,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已无法取得联系[24],既不能向共产国际请示,同样也无法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援。而恰恰正是这种“断奶”式中断,迫使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在没有共产国际的干预下,学会了实事求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独立自主地走自己的路,独立自主地制定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并在这种实践中形成一条对中国共产党未来发展意义重大并贯穿党的工作全过程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的原则。正是这些原则使中国共产党从长征胜利,到抗日战争胜利、解放战争胜利,直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今天为中国改革开放带来巨大成就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其底色也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三个基本方面。而加速促成这些思想原则在中国共产党内得到广泛认同的实践,其原点就是长征。后来毛泽东回忆说:“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这次会议批判了教条主义。”[25]

   要做到实事求是,就必须独立自主;而要做到独立自主,就必须依靠本国人民。这是三个不能分割的逻辑体系,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要求。毛泽东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26]政党的命运,取决于人心的向背;军队的胜败,取决于为谁而战。蒋介石剥夺了人民的生产资料,使人民变为流民,并以此获得买办利润和少数买办阶层的支持;中国共产党通过革命使农民得到土地,工人得到工厂,让人民拥有生产资料,这又使流民变为人民,并由此获得最广大的人民的支持。流民冲垮了蒋介石国民党政权,而人民却成了坚定地支持共产党的阶级基础。有了人民的支持,中国共产党就有了不竭的动力,这一点在解放战争中体现得最明显。蒋介石靠“发红包”拉壮丁,而我们共产党面对的则是人民群众积极参军参战,在南下江南的路上,最终是人民用手推车推倒了拥有美式装备的蒋家王朝,建立了人民共和国。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发展也不能仅是请客吃饭和做文章。在今天社会主义公有制——失去公有制,人民就将变为可以动摇政权基础的流民——的基础上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依然是历久弥新的永恒课题。不忘初心,不忘根本,永远扎根人民、依靠人民。一切为了人民,我们党就能坚如磐石,这是长征胜利留给我们的重要经验。

   如果说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那么正是红军的长征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送来了毛泽东思想。从此中国共产党得到了带领中国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法宝——这也是我们今天改革开放须臾不能离开的法宝。从这个意义上说,长征的意义是深远的,对于今天改革开放中的中国人民而言,是要永远要铭记的。

   注释: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06页。

   [2]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3月),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页。

   [3] 马社香著:《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第172页。

   [4]1933年底,李德(奥托·布劳恩)来到江西瑞金,分工“主管军事战略、战役战术领导、训练以及部队和后勤的组织等问题”,李德在回忆录中说:“刘伯承拟订了三种类型正规军建设方案,我作了鉴定后,方案就由革命军事委员会批准了。在建制方面,方案基本与苏联红军建制相吻合,但是在人员方面,也就是说在人员的数目、尤其是在武器装备方面当然比苏联红军落后多了。”[德]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41、45页。

   [5]1934年4月,李德发表《革命战争的迫切问题》,系统地提出他将在苏区推行的军事思想和作战原则,认为:“在敌人主攻方向应建立防御体系,以此来直接保卫苏区。为达到此目的,必须以最少的人力和武器(包括弹药)牵制住敌人最大的兵力。应在重要的战略地点建立分散的堡垒或牢固的阵地(堡垒群),来抵抗敌机的轰炸和炮兵的射击。在山区只应进行灵活的防御战。无论情况如何,我们必须经常记住我军的特点,尤其是红军善于英勇作战的能力。每次防御时,应组织积极防御,堡垒地带应配置一定人力和炮火。”[德]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338页。

   [6]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12月),《毛泽东选集》1991年版第1卷,第230页。

   [7]1937年11月14日王明从莫斯科动身回国,同行的有康生。此前三天即11月11日斯大林召见王明。斯大林办公室当天来客登记簿记录有:1.德米特罗夫(季米特洛夫)同志,16点10分进入,18点05分离开;2.王明同志,16点10分进入,16点50分离开;3.王明同志,17点15分进入,18点00分离开;4.康生同志,17点15分进入,18点00分离开;5.沙平(王稼祥)同志,17点15分进入,18点00分离开。我们看到,1937年11月11日16点10分至16点50分,季米特洛夫将王明带进斯大林办公室后并接受斯大林近40分钟的特别召见,斯大林对王明回中国后的工作的作了专门指示。17点15分至18点,王明同康生、王稼祥进再次入斯大林办公室,受斯大林召见。这说明,尽管知道他有不成熟的问题,比如对“西安事变”中王明“想发电报让他们枪毙蒋介石”的方法极不满意,但总的说来,斯大林还是将王明当作未来中国共产党高级干部来培养的。详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4卷,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454~455页;[保]季米特洛夫著,马细谱等译:《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0页。

   [8]1921年年底至1922年年初,张国焘代表中国共产党前往莫斯科参加远东劳苦人民代表大会,受到列宁的接见。关于这段接见的详细描述,可参阅张国焘:《我的回忆》(上),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84~186页。

   [9]“在中国共产党中委中,我是惟一见过列宁的人。我就觉得他是俄国革命的象征,是一位纯正的教主。”张国焘:《我的回忆》(上),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86页。

   [1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29页。

   [11] 高东璐:《红军长征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不可动摇的历史地位》,见《求是》2016年第15期。

   [1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30~331页。

   [1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01页。

   [14]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编,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下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682页。

   [15]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38页。

   [16] 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8~149页。

   [17] 邓小平:《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1980年8月21日、23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5页。

   [18]  1965年5月26日,毛泽东重上井冈山,晚上与汪东兴说起这段往事:“一、四方面军会合时,一方面军有三万人,四方面军有八万人,张国焘说他的人多,队伍要听他的。其实人多人少不是关键问题,要紧的是问题的本质,是你的路线正确不正确。长征中正确的路线应该是先向陕北,再向华北、东北。人少不怕,比如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时只剩下八千人,坚持正确的路线,保留了革命的种子,后来建立了陕甘宁根据地,队伍又壮大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 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96页。

   [19] 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1955年7月31日),载《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73页。

   [20] 周恩来:《学习毛泽东》(1949年5月7日),《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37页。

   [2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91页。

   [22] 孙朦编著:《微思想:世界名著经典名言名段必读》,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0页。

   [2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47页;参阅同书第332页。

   [24] 1934年下半年“中央委员会上海局连同电台都被国民党秘密警察查获了。这样,我们同共产国际代表团以及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联系完全中断了。由此而来的中央同外界的完全隔绝,对以后事态的发展产生了无法估量的影响,影响之深一直持续到1936年,即共产国际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的准备和召开的时期。”[德]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97~98页。

   [25] 毛泽东:《革命和建设都要靠自己》(1963年9月3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39页。

   [26] 毛泽东:《〈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1941年3月、4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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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张文木战略文集》第9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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