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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沛:从传统走向新时代的中国史学

更新时间:2021-07-01 16:48:36
作者: 于沛  

   20世纪初,中国大地风云变幻,天翻地覆。1911年辛亥革命、1919年五四运动和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些重大事件表明中华民族在近代世界大变局中的伟大觉醒。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前仆后继,英勇奋斗,走向一个新时代。中国史学基于时代呼唤和文化选择,开始从传统走向现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应运而生。

  

   中国史学的革命性变革

  

   中国历史悠久,史学传统源远流长。正如梁启超所说:“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孕育、培植了瞩目世界的中国史学。

  

   中国史学是一门古老的学科,但它又随着时代的赓续而发展,表现出新的时代精神。如史学最早可追溯到先秦甲骨文时代,至西汉鼎盛时期,司马迁提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撰史任务,即是时代变化使然。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后,中华民族危机日渐加深。梁启超倡导“进化史观”以救亡图存,发起“史界革命”,将史学发展与民族前途相关联。从其《新史学》中,不难感受到时代的脉动。

  

   进入20世纪后,中国革命风起云涌。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工人运动蓬勃发展。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深刻改变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神州大地上新的革命风暴正在涌起。正是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运动的影响和推动下,中国史学从传统走向现代,开始革命性的变革。

  

   历史观是人们对社会历史的根本观点,是价值观的集中体现。时代的局限,决定了中国传统史学的历史观,如神权史观、天命史观、英雄史观、循环史观以及进化史观等,都属于唯心史观范畴。中国传统史学的革命性变革,并不是从整体上打烂传统史学,而是对其历史观进行根本改造,即旗帜鲜明地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强调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由此必然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和精神的历史赖以确立的基础。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人类复杂的社会历史才能得到科学说明。也只有从这一认识出发,传统史学才能不断获得新的生机和活力。

  

   中国传统史学的新形态

  

   中国史学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标志,是唯物史观与中国传统史学的有机结合——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产生和成长,成为传统史学的现代存在形态。这既表明马克思主义史学鲜明的阶级性、时代性,也清晰地说明其渊深的中国传统史学的根脉传承。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而史学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又是它的重要内容。司马迁《史记》问世后,史学日趋脱离经学的桎梏,逐渐发展成独立的学科。其内容十分丰富,诸如政治、经济、文化、民俗、民族、宗教、军事、法律、教育、科技、艺术,以及中外关系等内容都包括其中,有高度的社会价值。欲知大道,必先为史。无论是以史为镜,“述一代兴亡之由,明一代成败之迹”,还是“鉴前世之兴衰,考古今之得失”,都表现出史家对国家和民族倾注的深情。此外,秉笔直书、推崇良史、以“史德”为史家治史的主导等治史原则,以及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丰富的撰史形式等,都是中国传统史学的宝贵遗产。

  

   唯物史观与中国传统史学并非水火不容,恰恰相反,中国传统史学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生成和发展的沃土。这是因为传统史学的“传统”不是静态的、停滞的或已经逝去的积淀物,而是动态的、流变的。其历史阐释始于过去、融透于现实、直抵未来,永远不会消失。既然是“传统”史学,就一定会在社会组织和人的普遍心理中有直接或潜在的影响,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着社会的规范,在一定程度上支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是鲜活的民族历史记忆。否则,所谓传统史学的“传统”也就无从谈起。基于此,传统史学把历史经验、历史智慧和民族精神融入马克思主义中锻造升华,成为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有机内容。历史认识的革命性与科学性、时代性与民族性、继承性与创造性的辩证统一,既是中国传统史学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产物,也是中国传统史学的新形态——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特征。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古老的中国史学历史地发展到马克思主义史学阶段,开始书写中国史学发展史上最辉煌的篇章。

  

   与中国革命风雨同行的马克思主义史学

  

   中国传统史学的新形态——马克思主义史学孕育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历史洪流中。自其萌生起,即与中国共产党为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历史伟业同呼吸共命运。

  

   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期间,陈独秀、李大钊、李达、瞿秋白等联系中国实际,热情宣传唯物史观,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1920年底,李大钊分析了赫尔德、赫胥黎、黑格尔等人的唯心史观后明确指出,唯物史观与之区别就在于“我们要晓得一切过去的历史,都是靠我们本身具有的人力创造出来的,不是那个伟人、圣人给我们造的,亦不是上帝赐予我们”。他号召全国人民联合起来,“创造一种世界的平民的新历史”,创造人民的新世界。

  

   中国史学从传统走向现代,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同步发展,其最初的重要成果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工农运动史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如瞿秋白《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各方式》,刘少奇、朱少连《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略史》,周恩来《辛丑条约与帝国主义》,李大钊《史学要论》,蔡和森《社会进化史》,李达《现代社会学》等。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由中国革命性质和社会性质论战引发的中国社会史论战,直接涉及如何认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动力和前途等,是对国民党“文化围剿”的“反围剿”。继1930年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问世后,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范文澜等马克思主义史家的重要著作相继问世,唯物史观的影响日渐扩大。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史学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具有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明确规定,“提倡用科学的历史观点,研究和解释历史、经济、政治、文化及国际事务”。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史学的重要任务,是为迎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高潮的到来,加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建设。20世纪50年代起至60年代初,中国史学界开展了“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和“汉民族形成问题”五个重大的史学理论问题(“五朵金花”)的深入讨论,对促进新中国史学的大繁荣、大发展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新时代史学的新使命新征程

  

   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史学是党领导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伟事业的一部分。它在新时代的历史性使命,首先是构建中国历史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表明,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新时代的中国史学,要从对当代世界、当代中国一系列复杂问题的深入思考中,去认识自己的使命和担当。与其说历史学是一门关于“过去”的学科,不如说它是一门关于“现实”的学科,或说它是一门“过去”“现实”“未来”三者辩证统一的学科。统筹两个大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都需要历史的智慧和历史的支持,作为唯物史观新增长点的“大历史观”呼之欲出。

  

   近年,“大历史”在西方史坛盛行一时,西方史家的大历史(big history),是将自然史与人类史结合为一种单一且宏大的历史叙述。我们的大历史观,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的统领下,坚持“历史—现实—未来”的辩证统一,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时代风云的内在关联中,从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理论逻辑的有机结合中,去探究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

  

   有鉴于此,着力构建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大历史观的中国史学的首要任务,一是历史学的学科整合,即整合中国历史、世界历史、考古等方面研究力量,着力提高研究水平和创新能力,推动相关历史学科融合发展;二是重视历史认识的辩证法阐释。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中,辩证法既有方法论的意义,也有本体论和世界观的意义。脱离历史辩证法的唯物史观,是不完整的唯物史观。

  

   让我们牢记新时代中国历史科学的新使命、新担当,努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创新中,为繁荣发展中国历史学作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0世纪的历史学和历史学家”(19ZDA235)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史学会原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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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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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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