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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伏瞻:在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中引领时代前行——为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而作

更新时间:2021-07-01 14:15:52
作者: 谢伏瞻  

   摘要: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体系中,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的论述具有基础性的理论地位。习近平的重要论述,系统回答了把握什么样的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党在百年历史中怎样把握了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怎样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等问题。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都是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的结果。百年来,党坚持在真理观和价值观的统一中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勇于自我革命,不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历史表明,正确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是无产阶级政党政治上成熟的重要标志;只有用活的马克思主义,才能正确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要树立大历史观,从中国与世界的相互作用、联系变化中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要善于从社会的主要矛盾及其运动变化中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必须发挥领袖人物在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方面的杰出作用。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发展规律;大势

  

   作者:谢伏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北京10073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党同志要“进一步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始终掌握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历史主动”,“在一百年的奋斗中,我们党始终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把握历史大势,正确处理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善于抓住和用好各种历史机遇。”(1)

  

   在庆祝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结合党走过的百年光辉历程,认真学习、深入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规律”和“大势”的重要论述,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一、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体系中,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的重要论述具有基础性的理论地位。2013年6月25日,习近平在主持中共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体学习时就曾指出,“必须顺应世界大势”。他引用孙中山先生的名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强调“正确处理中国和世界的关系,是事关党的事业成败的重大问题”,并指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社会主义中国的成立,改革开放的实行,都是顺应世界发展大势的结果”。(2)

  

   习近平关于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的重要论述,是在对历史的广泛考察与深刻思索中展开的。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一次次被经济总量、人口规模、领土幅员远不如自己的国家打败。“历史告诉我们一个真理:一个国家是否强大不能单就经济总量大小而定,一个民族是否强盛也不能单凭人口规模、领土幅员多寡而定。”(3)“回顾近代以来的历史,我们更能深切感受到抓住机遇、赶上时代的极端重要性。从十八世纪中叶到十九世纪中叶,大概是一百年时间,是工业革命发轫和蓬勃发展的时期,而当时清朝统治者闭关锁国、夜郎自大,失去了工业革命带来的发展机遇,导致我国经济技术进步大大落后于世界发展步伐。从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中叶,大概又是一百年时间,在西方坚船利炮攻击下,我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列强侵略、政府腐败,长期战火连绵、动荡不宁、民不聊生,根本没有条件进行国家建设,也根本没有条件赶上时代前进步伐。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国际上兴起一场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东亚一批国家和地区抓住这个机会发展上去了,我国在闹‘文革’,错失了良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抓住了机遇,才有了今天这样的大好局面,我们国家和民族大踏步赶了上来。”(4)

  

   习近平关于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的重要论述,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对唯物史观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唯物史观是我们共产党人认识把握历史的根本方法。”(5)正是从这一根本方法出发,习近平系统地回答了把握什么样的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历史中怎样把握了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怎样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等问题。

  

   马克思主义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和总趋势。“马克思创建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揭示了资本主义运行的特殊规律,为人类指明了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途径,为人民指明了实现自由和解放的道路。”马克思主义的诞生“犹如壮丽的日出,照亮了人类探索历史规律和寻求自身解放的道路”。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具有如此巨大的效能,其根本原因,也正如习近平所揭示的那样,在于马克思对所处的时代和世界进行了“深入考察”,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进行了“深刻把握”。(6)

  

   习近平强调:“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思想。”(7)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共产党人的初心、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都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之上,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之上,建立在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的崇高价值的基础之上。“我们坚定,是因为我们追求的是真理。我们坚定,是因为我们遵循的是规律。我们坚定,是因为我们代表的是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8)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思想,集中体现在社会形态依次演进的理论当中。因为人类社会发展既不是僵死的事实的汇集,也不是某种观念的幻影,而是客观的活的历史过程,所以存在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规律;因为存在着历史规律,所以会形成历史大势。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体现为不同的阶段性,因而在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内容。在各种社会要素的复杂关系当中,必然含有最终起决定性作用的终极原因。这个终极原因,就是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的规定性所在。由于历史发展规律的变化以及大势的转变,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就不同。马克思恩格斯多次强调,随着每一次社会制度的巨大历史变动,人们的观念也会发生变革。也就是说,随着人们的社会关系、社会活动、社会存在的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知识体系与意识形态也会发生改变。恩格斯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包括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因此,关于思维的科学,也和其他各门科学一样,是一种历史的科学,是关于人的思维的历史发展的科学。”(9)只有真实反映并把握住了特定历史阶段中社会存在的真实状况的思想或理论,才会成为那个时代的思想精华。

  

   但是,人类社会毕竟不同于自然界。“在自然界中(如果我们把人对自然界的反作用撇开不谈)全是没有意识的、盲目的动力,这些动力彼此发生作用,而一般规律就表现在这些动力的相互作用中。在所发生的任何事情中,无论在外表上看得出的无数表面的偶然性中,或者在可以证实这些偶然性内部的规律性的最终结果中,都没有任何事情是作为预期的自觉的目的发生的。相反,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10)那么,对于“具有意识”的人类社会的规律,又怎样去发现呢?马克思说:“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11)恩格斯说:“无数的单个愿望和单个行动的冲突,在历史领域内造成了一种同没有意识的自然界中占统治地位的状况完全相似的状况。”(12)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人们活动的目的是预期的,但活动的结果却不总是预期的,人类主体的主观活动并不表明人类社会不存在如同自然界那样客观的规律性。

  

   百年来,“我们党始终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把握历史大势”,(13)领导中国人民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第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就是顺应世界发展大势的结果,“我们党从这个世界大势中产生出来,走在了时代前列”。

  

   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是怎样诞生的?是通过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而产生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就是当时的世界大势。我们党从这个世界大势中产生出来,走在了时代前列,成为时代的弄潮儿。”(14)

  

   这里所指出的“世界大势”,具有深刻的时代背景。十月革命的爆发,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而导致十月革命发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则被许多人看作是19世纪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以及相应的欧洲中心论崩溃的起点。(15)列宁在1919年4月指出,“世界历史的新时代开始了”。这个新时代的任务,就是摆脱人类的最后一种奴隶制,即“资本主义奴隶制”。1919年3月共产国际应运而生。“这个国际最突出的特点、它的使命就是执行和实现马克思主义的训诫,实现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历来的理想。”(16)因此,必须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新型的无产阶级国家。到1920年7月共产国际二大召开的时候,全世界已有千千万万觉悟了的工人站到共产主义的旗帜之下。“现在的问题已经不单纯是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现在,把拥护共产主义的无产阶级组织起来,并为共产主义革命而直接开展斗争的时代已经来到了。”(17)

  

   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中国产业工人已达200万人左右。城乡手工业工人和店员工人总数已超过1000万。虽然中国工人阶级人数上占总人口的比例很小,但他们是中国近代最先进、最具革命性和战斗性的群体,这就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提供了现实条件。

  

   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帝国主义压迫的半殖民地境遇之中。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所讲的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在中国都有反映。1894年外国在华商业资本额为9284万元,到1936年增长了11.9倍,而中国本国商业资本只增长了4.8倍。1894年以前,外国在中国设立的银行有8家总行,16家分行。其后数目不断增加。1895—1913年,来华银行6家。1914—1926年,来华银行17家。到1936年,外国银行总行累计数达到69家,分行累计数达到203家。(18)党成立前后的中国经济所受外来势力控制的情况,可见一斑。

  

列宁写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时参考的一部重要著作,是英国经济学家霍布森(John Atkinson Hobson)1902年在伦敦出版的《帝国主义》一书。书中说,中国是“世界上所知道的最大的潜在富源”,(19)帝国主义正在吸它的血。但是,霍布森也隐约感到,这将会造成欧洲人的寄生、腐朽和没落。正是从霍布森所传达的信息中,列宁捅破了窗户纸:帝国主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帝国主义所特有的寄生性”;“在世界上‘贸易’最发达的国家,食利者的收入竟比对外贸易的收入高4倍!这就是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寄生性的实质”;“帝国主义意味着瓜分世界而不只是剥削中国一个国家,意味着极少数最富的国家享有垄断高额利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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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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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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