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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建华:日常生活与社会文化史——“新文化史”观照下的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

更新时间:2021-06-30 11:45:53
作者: 常建华  

  

   内容提要:文化史、社会史、历史人类学均关心人的生活,生活史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是以社会文化史的面目出现。日常生活在文化史、社会史、历史人类学中得到的重视程度不同,表述的方法不一,然而都是这些领域不可或缺的部分。本文认为,日常生活应当成为文化史、社会史、历史人类学研究的基础,尽管在这方面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已经取得一定成绩,但应更加明确与自觉地把日常生活作为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基本内容。

   关键词:日常生活史/社会文化史/新文化史/历史人类学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有关文化史、社会史以及社会文化史的讨论持续不断,近年来受西方新文化史①的影响,有关社会文化史的讨论趋向热络。然而社会文化史的论述中,对于日常生活史与社会文化史关系的讨论尚不充分,也比较缺乏“新文化史”的视角。因此我想结合对相关学术史的观察,试就日常生活史与社会文化史的关系谈点感想。

  

一、西方新文化史中的日常生活


   根据彼得·伯克的梳理,文化史的研究历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经典”阶段、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艺术的社会史”阶段、20世纪60年代的大众文化史的发现阶段以及“新文化史”阶段。

   自1800年至1950年这一时期属于文化史的“经典”时代,此时的文化史家们关注的是经典作品——也就是艺术、文学、哲学、科学等学科中杰出作品的“典范”——的历史。文化史学家特别关注不同艺术类别之间的关联。布克哈特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中,描述了他所说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艺术、文学、哲学乃至政治生活中的个人主义、竞争意识、自我意识和现代性。赫伊津哈在《中世纪之秋》讨论了诸如骑士风度那样的生活理想,也讨论了衰落感之类的主题,还有象征主义在中世纪晚期的艺术和思想中的地位,以及诸如对死亡的恐惧等这样一些情绪。该书把形式或行为规范放在中心位置上。不过,赫伊津哈曾经写道:“如果我们看不到生活在其中的人,怎么能形成对那个时代的想法呢?假如只能给出一些概括的描述,我们只不过造就了一片荒漠并把它叫做历史而已。”②他在这里强调了人的生活对于文化的重要性。

   在“艺术的社会史”阶段,经历了从社会学到艺术史的演进。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904)为经济变化做出文化的解释。其后,另一位德国社会学家诺贝特·埃里亚斯《文明的进程》(1936)研究了餐桌礼仪的历史,以便揭示西欧宫廷内自我控制或情绪控制的渐次发展过程。德国式的文化史研究中,阿比·瓦尔堡关注古典传统及其漫长的转变过程,探讨了文化的或概念的图式或公式,如表达特定感情的手势。德国的上述研究影响了美国、英国的文化史研究。

   “大众文化”的概念来源于18世纪后期的德国,当时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开始发现民谣、民间故事、舞蹈、礼仪、艺术品和手制工艺品。古典学者、民俗学者、人类学者一直关注大众文化的历史,到了20世纪60年代,一批职业历史学家转向对大众文化史的研究。对于大众文化的研究,诞生了爱德华·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1963)这部影响深远的著作,该书探讨了大众文化对阶级形成的地位。“大众文化”的概念也引起争议,焦点是是否包含精英文化,如何统合二者对于文化史研究十分必要。倒是人类学的文化概念具有更大包容性与伸缩性。“人类学关注日常生活,关注劳动分工相对不发达的社会,从而推动了‘文化’一词的广义用法。”③正是这种人类学的“文化”概念,使得文化史学家以两个孪生式的运动“历史人类学”、“新文化史”开创了属于自己的时代。

   “从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文化史的实践出现了一个最明显的特征,那就是朝人类学研究方法转向。”④在人类学家看来,“一种文化离我们越远,我们就越容易将它的日常生活当做研究对象来对待。”⑤借鉴人类学的历史学家因而也就会将目光投向“日常生活”,借鉴人类学家广义的文化概念,探索日常生活的社会史家也会关注艺术和文学的的符号学研究。历史人类学者特别关注人类学家的一些著作,如马塞尔·莫斯的礼物研究、爱德华·埃文斯-普里查得的巫术研究、玛丽·道格拉斯的纯洁研究、克利福德·吉尔兹的巴厘岛斗鸡研究、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研究。把社会生活作为戏剧化表演分析,在具有历史人类学色彩的文化史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历史学与人类学的碰撞,也促成了“微观史学”的兴起,在意大利尤为突出。20世纪70年代诞生了两部微观史学的代表作,埃曼纽尔·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1975)、卡洛·金兹堡的《奶酪与虫子》(1976)。

   “新文化史”一词的使用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新文化史之“新”在于其为了将“文化”“区别于思想史,亦即主张把研究重点放在心态、预设或情感上,而不是放在观念或者思想体系上。”⑥同时,也用来区别于社会史。语言史、宗教实践、旅游史、收藏史都是实践历史学的领域,而科学史朝着日常生活实践方向的转变更加明显,最受欢迎的实践史学则是阅读史。“表象”是新文化史的核心概念之一,认为图像和文本就是对社会现实的反映或摹仿,与此相关的记忆史盛行。一些文化史家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转向物质文化研究,探讨食衣住的符号性而不仅仅是消费的历史。新文化史日益繁荣的是身体史,它是从医疗社会史中发展出来的,但文学艺术与社会学、人类学家的加入拓宽了视野。

   借助彼得·伯克《什么是文化史》的研究,我们概述了包括“新文化史”在内的西方文化史的发展脉络。我们会发现文化史与社会史交织在一起,特别是当大众文化研究兴起后,作为大众的社会与文化合流,而历史人类学、新文化史都是以作为社会构成的人为依托的,所以“新文化史”包括社会与文化,相当大的程度上也可用社会文化史代替。早在1999年彼得·伯克访问我国华东师大历史系,演讲题目是《西方新社会文化史》,指出“新文化史”或“社会文化史”的兴起,它常被视为更广义的“文化转向”的一部分,即将“新文化史”与“社会文化史”等同⑦,或者干脆称之为“新社会文化史”⑧。

   不仅如此,日常生活也贯穿于文化史的学术关怀之中。早在文化史的“经典”时代,赫伊津哈就提醒人们对于文化要关注“生活在其中的人”。“在德国和荷兰,新文化史被嫁接在布克哈特和赫伊津哈的传统之上,更为重视所谓的‘日常生活史’。”⑨特别是大众文化的研究深受人类学的影响,新文化史是从历史人类学中发展起来的,至于新文化史的“实践理论”很大程度上是指日常生活的实践。新文化史在向更多的领域扩大,在战争等政治与军事史的传统主题方面,“却是从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角度来加以研究”⑩。因此,日常生活史始终是文化史展示理论与实践的舞台,日常生活史与新文化史、社会文化史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甚至可以说日常生活史是新文化史、社会文化史的组成部分。

   另一位著名文化史家罗伯特·达恩顿提出类似看法:“最令人激动、最有创意的历史研究应该挖掘出事件背后我们的前人所经历和体验的人类生存的状况。这类研究有过不同的名字:心态史、社会思想史、历史人类学,或文化史(这是我的偏好)。不管什么标签儿,目的是一个,即理解生活的意义:不是去徒劳地寻找对这一伟大哲学之谜的终极答案,而是从前人的日常生活和思想观念中去探求和了解对此问题的回答。”(11)姜进认为:新文化史注重于细致描述具体人群的具体生活,“无论是貌似平静的日常生活,还是轰动一时的重大事件,新文化史研究的焦点都是当地参与其中的人群对自己诉求的特殊方式,相信生活在过去的男男女女正是以自己特殊的生存战略和对自由解放的向往开辟了人类生活方式的无限可能性。”(12)日常生活之于新文化史的重要性,显而易见。

   新文化史、社会文化史研究离不开日常生活史的探讨,反之,日常生活史需要借鉴新文化史、社会文化史的理论方法。

  

二、中国文化史与社会史的对接


   文化史与社会史都是20世纪出现于中国现代史学的,大致经历了民国年间兴起、新中国前三十年停滞与后三十年复兴三个时期,各时期有各自有阶段性的变化。清末民初,受海外人文与社会科学特别是史学研究的影响,在梁启超、李大钊等学者的推动下,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文化史、社会史兴起,从历史上的社会、文化思考中国的特性与发展前途,出版了一批学术著作。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中国文化史、社会史的学术研究陷入了十余年困难境地,学术论著出版数量锐减,但也有个别水平较高的专著问世。

   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化史研究作为与政治、经济鼎足而立的领域而存在。从50年代后期起,综合性的文化史研究淡出学术界,罕见从整体上探究中国文化发展过程或全局问题的论文。社会史则继承“中国社会史大论战”的传统,以社会经济史为标志社会形态研究保留下来,“五朵金花”的探讨中依稀可见社会史的身影。然而,反映民众生活的研究难见踪迹。

   “文革”结束后,伴随着思想解放,中国文化史、社会史得以复兴,其特色是作为学科建设出现的。1978年冬、1979年春,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相继设立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室、近代文化史研究室,标志着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文化史研究的重建。此后,有关中国文化史研究的会议与文章不断出现,至1984年达到高潮,有关中国文化的讨论成为学术热点,时称“文化热”。受到“文化”讨论的启发,“社会”也引起关注。1986年10月,南开大学历史系、《历史研究》编辑部与天津人民出版社联合举办了“首届中国社会史研讨会”,成为新时期中国社会史研究复兴的标志。此后,则出现了文化史与社会史的对接乃至合流的现象,导致了所谓的“社会文化史”的出现。

   尽管文化史是一个难以确定的界域,但一般认为“文化是一个整体,一个烙上人类实践活动的特殊印记的整体。因此,所谓文化史,便是综合考察这个整体的发展过程的历史。……我们把文化定义为观念形态,在承认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的同时,又承认它给予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13)同样,社会也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一个整体,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也是属于一定社会的。文化与社会亲缘与共生的状态,彼此难以割舍。

   1985年李侃、田居俭先生向第十六届国际历史大会提交的《近五年(1980-1984)中国历史学概述》中写到:“文化史研究的兴起,是中国史学界近几年出现的又一个新气象。1949年以后,中国史学界的兴趣从过去的考订个别史实和叙述王朝兴亡以及政治事件转向社会经济的研究,这在对历史作唯物主义的理解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是相对而言,历史学中的文化领域却没有受到应有的注意,这种现象,近年来开始有了变化。首先是一些古代区域性的文化受到了史学界的重视,……而另一些长期致力于断代史和社会史研究的学者们,也开始注意研究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化生活和文化成就。”(14)也就是说,文化史研究的出现,一定程度上要为社会经济的研究寻求突破,社会史研究的学者开始注意历史上的文化生活和文化成就,而“文化生活和文化成就”是文化史研究的重心。事实上,“文化成就”的研究一直未断,而“文化生活”则是新事物。进入生活领域,文化史与社会史相遇了。

刘志琴指出,社会史的复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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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理论研究》(京)2012年第1期 第67-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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