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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华庆:论人民民主法治

更新时间:2021-06-30 00:10:45
作者: 柯华庆 (进入专栏)  
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五四宪法就删除了1949年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的相关“专政”内容,第一条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

   1949年要建立的新民主主义国家是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新民主主义政权稳固之后就应该倡导人民民主。因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是从工人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政权经过改造实现的,不存在无产阶级专政阶段,因为作为暴力革命的专政和过渡时期的专政都已经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完成。在1957年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进一步阐释“人民”概念:“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拿我国的情况来说,在抗日战争时期,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日本帝国主义、汉奸、亲日派都是人民的敌人。在解放战争时期,美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即官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都是人民的敌人;一切反对这些敌人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8]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所认为的“人民”不仅仅是工人阶级,而是包含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外延远远大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无产阶级”。可能受当时国际和国内资产阶级的侵略和颠覆的威胁,中华人民共和国重新捡起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仅仅适用于特殊时期而不适用于政权稳固阶段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就是这种观念的产物。七五宪法和七八宪法第一条都明确宣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一个很奇怪的命题,因为无产阶级就是工人阶级,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工人阶级专政,不存在工人阶级领导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国策,将我国所处的社会主义特定阶段重新定位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于是产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1982年宪法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制定的。一方面重新回到了新民主主义阶段的“人民民主专政”,另一方面又说“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即无产阶级专政”。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任何国家都有民主和专政两方面,给予某一群体民主同时对另一群体专政。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对国家的本质有一段经典的论述:“国家决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国家也不像黑格尔所断言的‘伦理观念的现实’,‘理性的形象和现实’。确切地说,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相互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之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9]恩格斯说出了资本主义国家及其以前各种形态国家的本性,国家就是阶级统治的工具,一方是统治阶级另一方是被统治阶级,统治阶级是少数,被统治阶级是多数,国家是以暴力为基础来实现其统治的。社会主义不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仍然是国家,所以也有民主和专政两方面。然而,我们需要区分政治权力和政治权威。权力是基于能够褒奖或惩罚人而影响他人行为的能力,权威是基于他人承认有服从的义务而影响他人的权利,正当性或合法性要求将权力转化为权威。国家虽然掌握着军队和警察等暴力工具,但是其统治的有效性仍然依赖于国家政权在大众心目中的合法性,让民众心服口服。简言之,政治权力是使得对象的非自愿服从,而政治权威导致对象的自愿服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或者人民民主专政理论都是对政治权力的揭示,有利于认清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和无产阶级革命的需要。在政权已经稳固之后,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强调政治权威,让人民自愿服从。当资产阶级政权稳固之后资产阶级就不会再提专政的事情,而是宣扬资本主义民主,而且将资本主义民主打造成普世的民主,相应地,无产阶级政权稳固之后,就应该只讲社会主义的人民民主。因为无产阶级比资产阶级人数多得多,所以社会主义的人民民主是比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更广泛的民主。社会主义国家已经没有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因为社会主义是绝大多数人当家作主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国家。所以,从政治权威角度,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大张旗鼓讲民主。

  

   四

   在“民主”已经主导了整个世界政治想象的时代背景下,继续使用“人民民主专政”或者“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拱手相让话语权,放弃意识形态领导权。确实,“人民民主专政”中含有“民主”和“专政”两方面,但人们能够记住的只是“专政”。《论人民民主专政》手稿中说“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专制,总之是一样”,正式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将“人民民主专制”改成了“人民民主独裁”。当西方将“专制”或者“独裁”扣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头上时,我们无法有任何辩解,因为党章和宪法就是这么宣示的。

   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看法,社会主义只是从资本主义国家到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阶段,尽管他们并没有明确说明这个过渡阶段应该持续多长时间。按照我们通常对“过渡”一词的理解,过渡是临时性的、短暂的,专政是临时性的、短暂的,这可能是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一直坚持社会主义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因。按照我们对人性进化的认识,无论是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是从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殖民地国家通过社会主义国家来实现共产主义都是非常漫长的。社会主义不是过渡阶段,而是独立的长期存在的国家阶段,对于不是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暴力革命取得的社会主义政权尤其如此,因为共产主义的实现需要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人性的高度完善。如果我们一直坚持社会主义只是过渡阶段,那么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也都是过渡阶段,因为社会主义阶段可能比这些国家形态持续的时间更长。

   市场经济是一种人类合作方式,无论是在深度还是广度上都比以往的经济形态更加发挥人的潜能,促进人类合作,所以威力巨大。《共产党宣言》宣称“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0]准确表述应该是“市场经济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因为马克思恩格斯一直未能区分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深刻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11]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在三卷本的《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中揭示,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是两个不同的层次,在资本主义国家,大企业掌握一切,千百万小企业无足轻重。简言之,资本主义就是大资本家控制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国家采取市场经济天经地义,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能容许资本家控制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该是公共权力引导的市场经济,所谓公共权力引导就是共产党领导。市场经济必然产生利益多元的群体,不仅仅有工人阶级,也有农民、知识分子、企业家、自由职业者等等各个阶层。这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事实基础,决定了社会主义民主是人民民主,也就是绝大多数人的民主,而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民主。人民民主要求的绝大多数决定了工人农民在人民中占主体地位,所以宪法第一条中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是多余的,而且会使知识分子产生不必要的“边缘人”感觉,更重要的是这一条在社会主义政权稳固之后已经不符合事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决定了知识分子的地位至少是与工人农民同样的地位如果说不是更高的地位的话。所以,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仍然是人民民主,只不过“人民”概念不同于新民民主义革命时期的。

   人民民主意味着代表整体利益的共产党的领导。因为不同群体的利益是不同的,有些甚至是对立的,如果采取自由竞争选举的方式,必然会使群体分裂为几个党派,只会形成卢梭的“众意”。如何将利益多元的群体的利益综合在一起形成卢梭的“公意”,是实现人民民主的必由之路,人民民主不能仅仅是某一类群体的,所以不能仅仅是工人阶级领导,而应该由反映人民的整体利益的组织所领导。这样的组织应该由人们自愿申请参加,而且按照组织的章程严格挑选出人民中各个阶层的先进分子,使之与各个阶层是一一映射关系。组织代表一个整合的人民利益,而非各个阶层的利益。至今为止,这样的组织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人民民主之间的关系称为党导民主。[12]

   党导民主由一个在德知能方面先进的党领导,这种领导是美国政治学家伯恩斯所定义的变革型领导。党的领导与人民的利益不可分割,为了追求一个共同的目的而进行互动。党的领导是道德的,因为它提升了领导者和被领导者双方的人类行为及道德理想的层次,因此它对双方都会产生一种变革型的影响。共产党作为领导者通过自我革命来引导人民的社会革命,逐步实现人类的解放。党导民主区分党与人民、党员与公民,对党员和党组织的要求比对公民和一般社团的要求更高,其正当性在于党员自我选择更高要求。党导民主既有德性追求也有自由选择,这样就能够既避免自由民主的迎合性和分裂性又不至于走向极权主义民主。

  

   五

   人民民主必然要求德知能先进分子组成的德性党的领导,形成党导民主。为了保证党导民主长期有效运行,必须进行法治规范,形成人民民主法治。人民民主法治对党、人民和国内外敌人都采取法治方式。党员是自愿申请加入的,所以可以有更高要求的规范从法治上保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这就是党内法规。人民之间也有利益冲突,可以通过国家法律进行规范调节。在社会主义国家,地主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思想仍然大量存在,只要没有在行动上颠覆社会主义政权,只需要通过思想教育进行潜移默化的引导。对于任何在行动上颠覆社会主义的国内外敌人可以依据刑法、国家安全法和反国家分裂法等来剥夺罪犯的政治权利,包括言论自由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民主权利,从而也就实现了在社会主义政权建立之初时的“专政”。当今,每一个国家都是国际社会的一员,美国这样的霸权国家干涉他国内政甚至于非法侵略他国都要引用所谓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社会主义中国一直坚持和平外交政策,更应该依据国际国内相关法律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冲突。总之,唯有法律才能决定谁是国家的人民,谁是国家的敌人。事实上,自从八二宪法实施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正是这么做的,近两年来对香港地区所采取的措施就是人民民主法治的典范。

人民民主法治要求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相结合。人民民主的实现要求德性的共产党的领导,从而使得人民民主法治与西方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法治具有不同的法治模式。人们通常将法治和德治对立起来,认为法治建立在人性恶的基础上,德治建立在人性善的基础上;法律规范行为,道德规范心灵;法律通过外力约束,道德是自我约束。人性善或人性恶的假设都不符合现实。现实中的人是善恶并存的,不同人的区别在于善的因素更多一些还是恶的因素更多一些,现实中的人是从极恶到极善的连续分布。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都建立在价值观的基础上,有效的法律秩序必须以共同体的最低道德观念为前提。美国法学家富勒将法律视为“义务的道德”,而将对于更高的善的追求视为“愿望的道德”。愿望的道德是善的生活的道德,是卓越的道德以及充分实现人之力量的道德。义务的道德确立了使有序社会成为可能或者使有序社会得以达致其特定目标的那些基本规则。如果说愿望的道德是以人类所能达致的最高境界作为出发点的话,(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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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远望》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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