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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海清:成吉思汗灭金“遗言”问题及相关史事新论——文献、文本与历史

更新时间:2021-06-29 10:17:21
作者: 温海清  

   摘要:

  

《元史·太祖本纪》记载成吉思汗临终前留下灭金“遗言”,在其他具有同等史料地位的文献中却不见相应内容,该记载十分可疑。文章通过梳理东、西方诸种文献中相关记载的差异,并深入分析《元史·太祖本纪》最末两年纪事的内容和存在的问题,揭示诸种文献记载所呈现的具体差异状况,以及《元史·太祖本纪》最末两年纪事文本的来源与生成逻辑。成吉思汗最后一次南下目标是西夏,灭金是窝阔台的志业与武功。在灭金问题上,元时代有意遮蔽窝阔台而拔高成吉思汗甚至突显拖雷,于此便可理解当日为何要将灭金战略植于所谓成吉思汗“遗言”之中而加以彰显了。

   关键词:《元史·太祖本纪》;成吉思汗;窝阔台;灭夏;灭金;

  

   研究早期蒙古史的基础史料主要包括《蒙古秘史》《圣武亲征录》《元史·太祖本纪》及《史集·成吉思汗纪》等,1这些史籍的生成情形各异,但都可远溯至最为原始的史源《脱卜赤颜》(Tobciyan,已佚)。《脱卜赤颜》用畏兀字蒙古文书写,汉译通常作“国史”“国书”,它应是一种类似于档案性质的原始文献汇编,2包含有早期蒙古口传史料。上述史料之外,另有蒙古语文献《金册》(AltanDebter,阿勒坛·迭卜帖儿),和承续汉地史乘纂修传统的元代累朝《实录》,二书俱佚,但都与《脱卜赤颜》有渊源。至于《金册》《实录》与前述基础史料之间,具体关系为何,迄今尚无定论。

   伯希和、韩百诗认为,《亲征录》是《金册》的汉文节译本,《史集》是《金册》的波斯文全译本;而《金册》与《秘史》则分属不同的系统。3亦邻真批评他们恰好颠倒了史籍传承的整个过程,“《金册》是以《圣武亲征录》为史源,而《史集》又以《金册》为史源”。4最近,以美国学者艾骛德对《亲征录》的全面重校和刘迎胜对《通鉴续编》早期蒙古史内容的再检讨为代表,我们对于早期蒙古史料的理解和认识已取得重大进展,蒙古早期历史的知识也正不断得到更新。艾骛德认为,《亲征录》和《史集·成吉思汗纪》与《太祖本纪》之间的相似度,远远超过它们与《秘史》之间的相似度;而且,《亲征录》与《史集·成吉思汗纪》无疑都应源于一种仅有的蒙古语原文,且前者最初并非由汉文写成,而后才翻译为蒙古文的。5《亲征录》的原文应是蒙古文。

   《通鉴续编》被认为“保存了不同于或不见于其他汉文文献的蒙古史料”,可能抄入了《五朝实录》的内容。6刘迎胜比对发现,《通鉴续编》引文中所记阿兰豁阿诸子以外的部分,与《亲征录》关系密切,而与《秘史》没有什么关系,推测两书可能有一种“不知名汉文文献”的共同来源。但据《通鉴续编》引文中提供的阿兰豁阿诸子世系,则又说明它与《亲征录》《太祖实录》没有关系,反而与《秘史》有某种关系,并且不同于《金册》。他由此推测《通鉴续编》早期蒙古史料的引文应直接源于《脱卜赤颜》。7

   藏文史籍《红史》《雅隆尊者教法史》载有蒙古祖先世系史,它们都声称所据材料是《脱卜赤颜》。8不过,按照蒙元时代规定,“脱卜赤颜事关秘禁,非可令外人传写”,“脱卜赤颜非可令外人传者”,9藏文史籍作者不大可能获赐《脱卜赤颜》。陈得芝推测,最大可能是作者从掌管该秘籍的蒙古大员那里看到了“蒙文《脱卜赤颜》节本”。10又因《红史》《雅隆尊者教法史》二书所载成吉思汗寿年有出入,有学者推测它们参考的《脱卜赤颜》恐怕不是同一个版本。11

   在没有新史料出现之前,围绕上述史料之间关系所产生的争论和推测仍将持续。这里有必要在前人基础上稍作梳理。

   《脱卜赤颜》应是一种未经系统整理的原始档案文献。元人口中或藏文史籍中所提及的《脱卜赤颜》,并不一定是指原始的《脱卜赤颜》,它有可能就是指《金册》或《实录》。白·特木尔巴根针对元代文献中“国史曰脱必赤颜”“家名载国史”诸语,以之与《秘史》对照,指出《脱卜赤颜》有续修,且内容更加丰富、原始。12无论名称还是内容,《脱卜赤颜》在入元之后恐怕已发生一定变化。《秘史》绝大部分内容应直接脱胎于《脱卜赤颜》,且仅代表窝阔台、蒙哥汗时期对于该文献的系统整理与框架定型。

   波斯文和汉文史料均提及《金册》。拉施特多次提及利用汗廷宫廷秘籍《阿勒坛·迭卜帖儿》编撰《史集》,13他看到的宫廷秘档《金册》,很可能就是用泥金粉汁书写,“其实就是由元朝大汗颁发给黄金家族各支后王的‘金书’实录蒙译本,就《世祖实录》而言则是其蒙文节译本”。14《金册》原文不是蒙古文,也不是对《亲征录》的重新蒙文翻译,而是对《实录》的节译。

   太祖、太宗两朝《实录》,只是部分地节译了《脱卜赤颜》的内容,而这个节译本很可能就是《亲征录》。《亲征录》是《脱卜赤颜》的“节文”,正如王国维所言,《亲征录》乃据《脱卜赤颜》译编。15《亲征录》的节译编纂,或为入元后修纂《实录》之需。

   综合以上所述,或可作如下梳理:《脱卜赤颜》为最原始资料,《亲征录》是对《脱卜赤颜》的节译,或为供纂修《实录》用;《金册》是对《实录》的重新蒙文译写,它与《亲征录》的内容有高度重合。《秘史》则直接脱胎于《脱卜赤颜》,与前述三种文献不同。这些基础史料之间相同的部分,应源于共同的史源;不同的部分,则应是各地区拥有独特史料或各自文化传统中所具著史特质而造成。已有充分证据表明,《史集·成吉思汗纪》不仅有来自《金册》的内容,也有来自口传的资料以及当地的信息;《太祖本纪》同样如此,《太祖实录》本身就掺杂有多方面的信息。16

   只有在理清上述基础史料之间源流关系的基础上,对它们的同、异之处加以比对,才会凸显出问题和意义。《太祖本纪》记载成吉思汗临终前留下灭金“遗言”,这在其他具有同等史料地位的文献中却不见相应记载。本文以成吉思汗临终前的具体行实为主要线索,对灭金“遗言”存在的种种疑惑加以辨析,主要涉及三方面内容:首先,分梳东、西方诸种文献中相关记载的差异,揭示具体差异状况并反思其存在的问题。其次,深入分析《太祖本纪》最末两年纪事的具体内容及问题,探究该文献最末两年纪事文本的来源与生成逻辑。第三,在前述讨论基础上,探讨成吉思汗时期草原游牧人群与中原农耕定居社会之间旧有关系的维持,以及这一关系至窝阔台时期出现的转变。

   一成吉思汗临终“遗言”的不同文献叙述

   《太祖本纪》载,太祖二十二年丁亥岁(1227):

   秋七月壬午,不豫。己丑,崩于萨里川哈老徒之行宫。临崩谓左右曰:“金精兵在潼关,南据连山,北限大河,难以遽破。若假道于宋,宋、金世仇,必能许我,则下兵唐、邓,直捣大梁。金急,必征兵潼关。然以数万之众,千里赴援,人马疲弊,虽至弗能战,破之必矣。”言讫而崩。17

   成吉思汗临终前指示灭金的这段政治遗嘱为学者们熟知,传统观点多着眼于颂扬其灭金方略的伟大,18而很少对该记载存在的疑问加以辨析。19艾骛德对这段“遗言”存在的问题写道:“这段文字的来源尚不确定。《亲征录》和拉施特《史集》共同见证了《太祖实录》的内容,但它们几乎没有关于成吉思汗去世的共同文本,这表明《太祖实录》遵循了蒙古禁忌,不可公开谈论其死亡。在没有任何《实录》记载的情形下,《元史》编纂者肯定使用了各种各样的资料来源。而最有可能的来源实际上是《睿宗实录》,它可能是在拖雷向窝阔台提出建议的背景之下引用了成吉思汗的计划。”20

   具有同等史料地位的早期蒙古史著作,在叙及成吉思汗临终遗言时,并未涉及灭金“遗言”。据《秘史》载,成吉思汗临终前关心的是西夏问题,杀掉西夏末主之后,他降旨:“但凡进饮食时,须要提说唐兀惕尽绝了”,“至猪儿年(1227),成吉思崩。后将唐兀惕百姓,多分与了也遂夫人”。21《亲征录》载:“丙戌(1226)春,至西夏。一岁间尽克其城。时上年六十五。丁亥,灭其国以还。太祖圣武皇帝升遐之后,太宗皇帝即大位以前,太上皇帝时为太子。”22《通鉴续编》也未提及成吉思汗灭金“遗言”事。23

   西方文献对成吉思汗临终前的具体行实及“遗言”,又有何叙述呢?《世界征服者史》载:

   成吉思汗从西方诸国返回他的东方老营后,他就讨伐唐兀以遂他的宿愿。他把该地敌人的劣行肃清,把他们全部征服,这时,他得了由不良气候而引起的不治之症。他召诸子察合台、窝阔台、兀鲁黑那颜、阔列坚、术赤台、斡儿长去见他……(成吉思汗说)我的意见是:窝阔台继我登位……成吉思汗的病情愈来愈厉害,因为不能把他从所在之地挪走,他便……与世长辞。24

   成吉思汗的宿愿是讨伐西夏,临终前召集诸子会面是为确定窝阔台为继承人。25

   《史集》多处叙及成吉思汗留下“遗言”之事,有两处的记载比较具有代表性。其一,狗年(1226)春,“成吉思汗在翁浑—答兰—忽都黑地方突然料理起自己的私事来,他召来了当时在那里的儿子窝阔台和拖雷。他同他们坐在一起,对他们立下了遗嘱,并将窝阔台立做汗位继承者,然后让他们回到各自的领地、兀鲁思和家里去。自己则向南家思进发。他来到了南家思、唐兀惕、女真边界上的一个地方”。26成吉思汗立下确定窝阔台为继承人的遗嘱后,领军独自前去攻南宋,来到六盘山地区。其二,猪年(1227),攻灭西夏前夕,成吉思汗自知大限已近,“遂对异密们遗告道:‘我死后,你们不要为我发丧、举哀,好叫敌人不知我已死去。当唐兀惕国王和居民在指定时间从城里出来时,你们可将他们一下子全部消灭掉!’”27“遗言”内容是死后秘不发丧、屠戮西夏国都。

   而在成吉思汗临终“遗言”问题上特别值得注意的应是术兹札尼《纳昔儿史话》一书。该书据信写于1250至1260年代,它基本保持一种中立的立场。作者术兹札尼是德里算端王朝的历史学家,该王朝与中亚领地上的别儿哥和伊朗的旭烈兀都有外交联系。28该书保留有一则重要“轶事”。成吉思汗结束西征的当口,得到消息称Chin(秦,指南宋)、Tamghāj(唐家子,指金国)和唐兀惕(Tingit,指西夏)等王国反叛,于是挥兵东返平叛。当成吉思汗进入西夏领地后,鉴于成吉思汗正欲讨伐的对象是金国皇帝(AltūnKhānofTamghāj),西夏国王在臣僚建议下,与蒙古人合作。成吉思汗接受西夏的议和要求,双方结成联盟。当蒙古军队渡过黄河之后,成吉思汗众将对其与西夏媾和提出异议:蒙古大军攻金,若遭遇败绩,西夏恐为后患,彼时腹背受敌,或将无法安全返回自己的土地。明智之举是遣西夏国王随蒙古军同行,待之以礼,若遇不虞,则可诛杀西夏国王;如此便可解除后顾之忧,全力攻打金国。成吉思汗采纳了这一建议,却又下令将西夏国王抓起来处死。在意识到自己行将被处死时,西夏国王希望能向成吉思汗转达这样的信息:当你处死我的时候,要是我流出的血呈乳白色,我死三日之后,你也会死去。成吉思汗得知这一信息后大笑,认为西夏国王疯了,被处死的人伤口流出的血不可能是白色的,也从未见过;应该立即处死西夏国王。29该书接着叙述道:

   当刽子手用剑砍下西夏国王的头颅时,呈乳白色的血从伤口处流了出来;他随之死去。这令人震惊的被诅咒的消息传到成吉思汗那里,他随即起身来到行刑处;当他看到所发生的状况如此真切的时候,这重击了他的心。成吉思汗自感气数将尽。第三天,他心碎了,他下了地狱。成吉思汗留下了最后的要求:“你们必须将西夏国王所有的臣民悉数杀掉,无论男女,不论高卑,勿论长幼,不留一人。”成吉思汗临死之际,已把君主之位传给窝阔台。窝阔台回头就将西夏国王都城和他领地上的所有百姓全部屠杀掉。30

这段轶事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一是所谓流白色血之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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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林. 202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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