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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珂:论攀附——近代炎黄子孙国族建构的古代基础

更新时间:2021-06-28 15:54:18
作者: 王明珂  

  

   前言

   黄帝、炎帝及相关的古代“民族集团”,在二十世纪上半叶曾是中国上古史研究中的重要主题。当时在新的史学与民族学概念下,黄帝被认为是一个来自北方或西方的民族集团首领,炎帝则被认为是同一民族集团中曾与黄帝争胜的另一支族首领。民族学的图腾说,也被用来支持这些上古的“历史事实”;黄帝等被认为是“龙”图腾的部族,相对于东方以凤鸟为图腾的太皞等部族。[1]略晚,殷墟发掘与相关古文字与古史的探讨,为后来的中国上古史研究开创了一条康庄大道——“科学史学”从此成为史学研究主流。此后中国历史学者的注意力很少及于夏代之前。更不用说,除了一些非学院的研究兴趣外,[2]“黄帝”也被认为是属虚无飘渺而乏人问津了。他被归类于“神话人物”,或如顾颉刚所言,层累造成的神话的一部分。“神话”相对于强调“真实过去”的历史而言,被认为是虚构、想象的,因此追求“史实”的学者们自然对此不肖一顾。

   然而例外的,近代史研究者沈松侨先生近年发表一篇有关黄帝的论文。这篇文章的研究角度,完全不同于二十世纪上半叶研究古代民族集团的历史学者之观点。简单的说,无论是采血缘主义或文化主义,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学者强调的都是以黄帝为共同起源的延续性历史;一个“起源”沿续为当今血缘与文化上的中国人,或中华民族。[3]沈先生所强调的却是“历史”的断裂、创造与想象;黄帝,一个过去的皇统符号,在近代国族主义(nationalism)下被中国知识分子集体建构为中国人的共同祖先。沈先生引了大量清末民初史料,说明在西方国族主义的冲击下,部分汉人(与少数满人)知识分子,包括革命派与立宪派人士,选择、想象黄帝为所有中国人的祖先。[4]这个研究说明,许多近代学术活动都是“国族主义”下的集体回忆。在此集体回忆中,民族“始祖”与其他“民族英雄”被选择、塑造,以应和国族建构与凝聚国族认同。我认为,无论是对于中国国族主义下的古史建构,或是以新方法探求史实,沉着都是一篇重要的论文。

   熟悉西方当代学术潮流者,对这样的研究取向应不陌生。社会学与人类学有关记忆与认同的研究,曾引发西方历史学者对近代国族认同与相关文化建构的讨论。学者指出,当代人们认为是相当老的国族,其实是国族主义下知识分子集体建构的“想象群体”;一些被认为是“古老的”传统文化,也经常被认为是近代国族认同下的文化建构。[5]依循“想象群体”与“传统建构”之论述模式,近年来有些西方历史与人类学者也以此解构“中华民族”、“中国少数民族”,以及相关“历史”或“民族史”的近代建构。[6]“黄帝子孙为晚清中国国族建构下中国知识分子集体想象”之说,便是此种分析模式下之产物。

   我们可称之为一种“近代建构论”。持此论之学者,认为在近代国族主义与相关学术知识(民族学、语言学、体质学等)的引领下,世界各地都曾发生一个“国族化”(及连带的现代化)过程。我们当前的国族认同,以及国族下的民族区分,以及相关的语言、体质、民族与历史知识,都在此过程中被建构起来。重溯此建构过程,可说是一种“后现代”(post-modern)醒觉与认知下对“近代的”(modern)国族与相关知识的解构。然而,“近代建构论者”只是解构近代以来被建构的“历史”与“国族”,他们或完全对“古代史实”毫无兴趣,或将“近代以前的历史”简化为一同质的、停滞的状态。如此一个同质的“古代”突显了近代的变迁——也因此,在许多学者眼中“中国国族”在近代以前是不存在的。

   此种理论原来便有以“近代”割裂历史延续性的缺失。历史学者杜赞奇(Prasenjit Duara)曾对此提出批评。他指出,近代国族是历史上各种不同的、相互辩驳的论述,与近代国族国家体系之间的对话与妥协产物。[7]事实上,“黄帝后裔”或“炎黄子孙”便提供了一个探究此问题的绝佳场域。沈松侨先生在前引文中也承认,先秦以来,华夏及其周边人群常试图假借黄帝来改变“中国”的族群边界。[8] Patricia Ebrey研究“姓”与“汉人认同”之关系;她指出,由于得“姓”及一可溯及著名远祖的家族历史,许多非汉人群在历史上成为汉人。她也提及,在唐宋时期,这些家族历史中最后被溯及的始祖常是炎帝与黄帝。因此她认为“追溯黄帝为始祖”,并非如部分学者所认为起始于二十世纪中国国粹派史家,而是此始祖意象在中国已有很长久的历史。[9]我认为这是篇值得重视的论文;不仅指出近代之建构自有其古代基础,更重要的是,表现一种历史人类学的“汉族”研究——以“姓”与家族记忆当作一种“土著观点”,以各种史料与族谱作为田野以探索“汉人”的本质。

   近年来,我一直在文献与当代羌族两种田野中作研究。我所从事的研究,是从“历史记忆”中探索羌族、汉族与中华民族的本质,及相关的历史变迁。这也是对“华夏”或“中国人”的一种边缘研究;由华夏边缘的形成与变迁,来探索华夏或中国人的本质。在本文中我将以中国家族记忆的发展,来探讨“炎黄子孙”族群意象的历史变迁,藉此也对我自己由边缘理论解释华夏形成与变迁的“华夏边缘”之说作一实证与补充;以及,作为对沈著及Patricia Ebrey 文的续貂之作。简单的说,我认为在汉代或更早,黄帝的确只与帝王或少数古帝王族系有关。然而在战国时及此后,由于一种普遍的心理与社会过程——攀附——在“血缘”记忆或想象上可与黄帝联系上的人群逐步往两种“华夏边缘”扩张:政治地理的华夏边缘,以及社会性的华夏边缘。最后,在此历史记忆与历史事实基础上,并在国族主义影响下,晚清知识分子终于将黄帝与每一个“中国人”系上想象的血缘关系。也就是说,清末诸贤的确受西方国族主义之影响,重新集体回忆黄帝并赋予新的意义,以创建中华民族。然而,如果不以“近代”断裂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族群想象”可以经历两千年而形成当代的“炎黄子孙”。

   这篇论文的主要目的并非反驳“近代中国国族建构”之说。相反的,我同意近代的确有一国族建构与相关文化建构过程。本文只是以“炎黄子孙”为例说明,“古代”并非如近代建构论者所认为的“同质”;所谓“近代建构”只是长远的历史建构与想象的一部分,而近代“中华民族”之形成,也基于一长远的“族群形成过程”(ethnic process)。藉此,相对于后现代主义学者注意的历史断裂与建构,我强调一种历史的沿续性。这个历史,自非是国族主义下的历史,而是一个“华夏边缘”研究角度下的历史。

   战国至汉初时期的黄帝

   黄帝出现在中国文献记忆中,较可靠的时间大约是在战国时期。西周金文中追美祖先,最多及于文王、武王;春秋时的齐国器叔尸钟,才提到成汤、禹。战国时齐国器,陈侯因资簋,其中才出现“高祖黄帝”之语。[10]在成书于战国至汉初的“先秦文献”中,黄帝逐渐广泛被提及;其多元本质也在这些相关述事中出现、开展。起先,他在许多文献中都是一古帝王,与伏牺、共工、神农、少皞等并举,并未有各个氏族或部族共同祖先之意。然而到了汉初司马迁写《史记》时,黄帝已成为他心目中信史的第一个源始帝王,且为夏、商、周三代帝王家系的共同祖先了。这正是许多学者都曾注意的,黄帝多重面貌中的两面——某些家系的始祖,以及,统治一时代或诸部族的帝王。[11]黄帝如何在战国到汉初之间,由众帝王之间脱颖而出,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

   我们可以将战国至汉初的中国古文献皆视为一些社会记忆,由其述事之文本变化中探索“黄帝”之多元隐喻,及影响这些社会记忆的社会情境(social context)及其变迁。首先,在许多战国至汉初的文献中,黄帝只是许多古帝王之一;他代表统治一个部族或一世代的帝王。如《左传》中记载,春秋时之郯子记述各个古帝王氏族;其中“黄帝氏以云纪”,相对于以火纪的炎帝氏,以水纪的共工氏,以龙纪的太皞氏,及以鸟纪的少皞氏。[12]以此而言,黄帝只是许多部族首领之一,未有特别之处。然而,另一文献《国语》则称:“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13]这是直接以黄帝作为虞、夏、商、周四代帝王家族的共同祖先了。

   在有些文献里,这些古帝王被排列在线性的历史中。在《管子》一书中他是许多受天命而得封禅的古帝王之一。[14]在同书另一篇章中,黄帝也是开化天下的古帝王之一;前有虙戏、神农(或亦有燧人),后有夏、殷、周人。[15]于此,以及类似记载中,黄帝的象征意义都是:相对于美好纯朴的古代,他代表一个较复杂的近代世界之始。如在《商君书》中,相对于“男耕而食,妇织而衣”的神农世代,黄帝则“作为君臣上下之义,父子兄弟之礼,夫妻妃匹之合;内行刀锯,外用甲兵”。[16]《周易》中则记述一个人类文明进化过程;“黄帝、尧、舜”代表“后世圣人”,出现于古代或上古的包牺氏与神农氏之后。[17]在这些文本中,黄帝皆隐喻着文明开创者之意。《庄子》中所载“昔者黄帝始以仁义撄人之心”;[18]也是以黄帝来指涉一个新世界的开端。虽然对老庄者言,这也是混乱腐败世界的开始。

   黄帝在战国文献中的另一意象则为,以战事、征伐平定天下的帝王。如在《左传》中记载,有卜者得“遇黄帝战于阪泉之兆”,此兆为有利于军旅之事。[19]《庄子》之中也有记载称,黄帝不能遂行德业,而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20]更多的战国文献记载黄帝与炎帝之战事,如《淮南子》所载:“兵之所由来者远矣,黄帝尝与炎帝战矣,颛顼尝与共工争矣。”[21]其它如,《列子》中记载称“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帅熊、罴、狼、豹、貙、虎为前驱,鵰、鹖、鹰、鸢为旗帜”;《孙子》称“凡此四军之利,黄帝之所以胜四帝也”;《鹖冠子》中称“上德已衰矣,兵知俱起;黄帝百战,蚩尤七十二,尧伐有唐,禹服有苗……”等等,[22]都将黄帝视为战事之代表与征服者,黄帝世代作为天下兵戎交征之始。

   在战国文献中,最常与黄帝相提并论的古帝王便是神农,以及炎帝,或两者为一。前面所提及黄帝的几种角色,都与神农或炎帝有关。如神农或炎帝为先于黄帝世代的帝王,代表较原始、质朴或析乱的时代。如炎帝是败于黄帝之手的古帝王,黄帝因此也代表征服者,或代表一个大动干戈兵刀的时代。在《国语》之中,黄帝与炎帝又有较特殊的关系。《国语?周语》中记载,鲧、禹与夏人之后,以及共工、四岳与各姜姓国,“皆黄、炎之后也”。根据此记载,黄帝与炎帝的后代都曾犯下错误,但也曾合作克服水患。《国语?晋语》中记载,“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同文又称,黄帝、炎帝两人动干戈,就是因为两人异姓则异德,异德则属“异类”。因此在《国语》之中,黄帝与炎帝两系的关系是分立的(异姓、异德、异类),是合作的,同时也是对抗的。这样的关系,表明于此文献中所载炎、黄二人的“弟兄”关系之上。

   我曾在川西岷江上游地区,研究当地羌族村寨中流传的“弟兄故事”。此种故事产生于特定社会情境,且有其结构化之述事方式。譬如,一山沟中有三个寨子,寨中村民说起本地三个寨子住民的起源时常说,“从前有三个弟兄到这儿来,他们分别成为三个寨子村民的祖先……”云云。我曾指出,“弟兄故事”是一种历史心性下的历史述事,以始祖间的“弟兄关系”来说明当前既合作又对抗的几个亲近村寨人群的“共同起源”。与此相对的另一种历史心性便是,以一“英雄祖先”为起源,并描述其征服四方经历的历史述事。[23]

无疑,在战国时期,居于政治社会上层的历史书写者已被“英雄祖先”历史心性所掌控;这说明,为何我们在许多先秦文献中都常见到黄帝、炎帝、少皞、颛顼等等“英雄祖先”。然而,《国语》“晋语”中的这个记载似乎也说明,当时作者仍存有“弟兄故事”此历史心性,因而会创作出炎、黄为兄弟的历史述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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