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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宗智:有组织犯罪案件分案审理问题研究

更新时间:2021-06-28 15:46:51
作者: 龙宗智 (进入专栏)  
合并审理的利益并非必然获得,如合并审判避免重复审理程序从而有利于诉讼经济之利,可能因法院安排期日、调查证人、诉讼指挥、证据裁定的困难而抵消;合并审判有利于避免判决矛盾或量刑不公之利,可能因分案审理时后案法官关注前案裁判或后案独立裁判弥补前案裁判之缺陷(也可能引起前案裁判的匡正)而不显;合并审判对于裁判者得窥案件全貌且防止被告互相推诿卸责,因此帮助发现真实之利,可能因分案审理条件下检察官充分举证以及法官明察而兼具此利,且合并审理亦不能避免被告相互推责,又容易被检察官利用,形成检察官与另一被告的“夹击”,导致对被告防御不利及不公平。

   总之,合并审理与分案审理的利弊具有相对性,需要结合案件和审理的具体情况进行判断。如合并审理可能有利于诉讼经济,但过度合并审理造成被告过多、法院审判压力过重,就可能导致不经济;又如合并审理扩大了质证空间,可能有利于辩护,但一案被告过多又可能导致辩护方质证辩论时间被压缩以及审判不够细致从而不利于辩护,等等。不过,也有一些弊端,只要实行分案审理就很难避免,如妨碍质证和“不审而判”等。因此,通常情况下,人为分案审理的弊端更为突出。尤其对于有组织犯罪案件,由于审判对象的内在联系紧密,分案审理往往弊大于利,除非案件体量大到承审法院难以承受。

   四、有组织犯罪分案审理的相关规范与执行中存在的问题

   (一)有组织犯罪分案审理的规范依据

   2018年刑事诉讼法并未对刑事案件的合并与分案审理作出规定,但相关规范性文件,对共同犯罪案件以及其他有关联犯罪案件可以并案处理作了规定。其中无疑隐含了必要时可以分案处理的法理。

   近年来,司法机关总结实践经验,探索有组织犯罪案件审理方式,出台了多个规范性文件,规范分案审理。“2015年纪要”指出,“为便宜诉讼,提高审判效率,防止因法庭审理过于拖延而损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对于被告人人数众多,合并审理难以保证庭审质量和庭审效率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可分案进行审理。分案应当遵循有利于案件顺利审判、有利于查明案件事实、有利于公正定罪量刑的基本原则,确保有效质证、事实统一、准确定罪、均衡量刑。对于被作为组织者、领导者、积极参加者起诉的被告人,以及黑社会性质组织重大犯罪的共同作案人,分案审理影响庭审调查的,一般不宜分案审理。”这明确了涉黑案件分案审理的目的和条件,规定了分案审理的三个“有利于”基本原则及一项“确保”的基本要求,同时指出了不宜分案审理的情形。该纪要为涉黑犯罪乃至其他有组织犯罪案件的分案审理,提供了初步的规范依据。

   2018年“两高两部”《关于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指出,“对于确有重大立功或者对于认定重大犯罪事实或追缴、没收涉黑财产具有重要作用的组织成员,确有必要通过分案审理予以保护的,公安机关可以与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充分沟通的基础上作出另案处理的决定。”这是为了体现分化瓦解有组织犯罪的政策,保护对案件查处有重大贡献的组织成员而作出的补充性意见。

   2019年“两高两部”《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黑恶势力犯罪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指出,对于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的黑恶势力犯罪,认为应当分案审理的,可以分案处理。该意见针对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的新型黑恶势力犯罪,明确了可分案审理的原则。

   (二)司法实践中分案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总体上看,各地认真执行相关规范,对人数众多的有组织犯罪尤其是特大型有组织犯罪分案审理,对准确、有力打击犯罪,保护当事人合法权利,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应当看到,由于这些规范出台不久,具体内容仍需完善,分案审理的标准、方式等尚需进一步明确,加之刑事诉讼法对此缺乏明确规定,有组织犯罪案件的分案在实践中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

   其一,分案标准把握不一,随意性较大,实践中存在过度分案的情况。分案以人数众多,合并审判难以保证庭审质量与效率为基本标准,但何为人数众多,各地法院理解不一,也未设置人数及案情标准,导致了一定程度的分案随意性。尤其是为了降低审理难度,将承办法院具备合并审理条件的案件进行分案审理。有的案件分案过多过细,使得分案后有的案件人员偏少。甚至出现检察阶段分案,起诉指控一案一人或一案两三人的情况,这有悖于共同犯罪同案处理的一般原则。过度分案的情况有一定的普遍性,审理碎片化、庭审走过场的问题较为严重,损害了审判质量和效率。

   出现分案随意性问题,除标准把握外,也和办案单位在分案指导思想上的某种偏差有关。对于上列三个“有利于”,一些法院更注意保证审判平稳顺利进行,包括庭审秩序稳定、便于审判指挥等,而对有利于查明案件事实、有利于公正定罪量刑重视不够,导致过度分案的情况发生。

   其二,分案时未注意有组织犯罪案件的内在逻辑关系,存在分案不合理的情况。首先,未注意按照“2015年纪要”的要求,相对集中地审理组织、领导者和犯罪集团骨干,以准确认定组织框架。相对集中地审理主要案犯,有利于准确认定犯罪集团的组织框架及各主要案犯在有组织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同时防止“不审而判”。但在分案中,经常出现将组织、领导者和集团骨干分散配置于各个分案的情况,从而加剧了分案的负面效应。其次,在分案中,未充分注意犯罪事实与共同被告之间联系的相对紧密性,并以这种相对紧密性作为对诸被告进行分案的重要逻辑标准,而是在分案时对被告的组合问题考虑不周或有一定的随意性,这对分案审理的效果造成了不利影响。

   其三,对被告及辩护人的程序权利包括质证权保障不充分。首先,在分案问题上,未赋予被告及辩护人申请权和抗辩权,使分案完全成为司法机关的职权行为,有悖程序平等和程序公正。其次,对分案审理时辩方的质证权保障不足。分案后通常有更多时间让辩方发表质证和辩论意见,但分案也使本案被告对他案共犯及证人的质证权受到限制。而在实践中,这种质证权受限问题常常未能得到有效弥补。各地法院在分案后,因提讯不便、妨碍庭审效率等原因,他案被告很少到本案接受讯问及与本案被告对质,出庭证人通常仅在分案后的一个法庭作证,如要使用同案被告的供述或证人证言,基本使用其在卷书面供述和书面证言。尤其是分案后非主要案犯的法庭审判,对他案共犯及证人的调查权受到进一步限制,基本依据书面供述和证言以代替人证出庭。因此,既妨碍了辩方行使质证权,也妨碍了庭审实质化。

   其四,对认罪认罚的被告分案审理,妨碍了有效质证和有效辩护。2018年刑事诉讼法要求,对认罪认罚的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刑罚从宽、程序从简。但是,在部分被告认罪认罚的共同犯罪案件中会遭遇如下局面:部分被告不认罪,应当适用普通程序,部分被告认罪,则可适用简易程序或速裁程序;如分别适用程序,不认罪被告及其辩护人的质证权会受到妨碍。如一起涉黑案件,二十多名被告被分为若干案件,在一个中级人民法院所属的三个基层人民法院同时开审;主案有5名被告,首先审4名认罪认罚的被告,不认罪的首犯则单独审理。在这种情况下,不认罪被告及其辩护人的质证权,尤其是对其他被告的质证权,受到了严重限制。而且此种分案可能产生所谓“既判力扩张”问题。分案后的认罪认罚案件虽在形式上适用普通程序,但因缺乏抗辩,对案件性质及共同犯罪中诸被告的地位、作用,均按照公诉主张认定。在这种情况下,后案的基本判决事由已经被前案事先锁定,即受本院已作出判决的效力约束,后案审理已在相当程度上失去实质作用,从而妨碍了后案被告获得公平审判的权利。而有组织犯罪的首犯以及相当一部分主犯往往在后案审判,因此出现了缺乏抗辩、通常针对较轻罪行被告的审判,对重罪被告案件的审判形成预决的情况。有论者就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在对共同犯罪案件以是否认罪认罚为标准进行分案审理,且认罪认罚案件先审的情况下,“适用认罪认罚程序的判决结果有影响后案判决结果之嫌,适用认罪认罚程序的判决既判力存在扩张的情况”。此类做法妨碍了程序公正,也可能损害实体公正。

   此外,分案审理还存在证据规则适用不统一,相关证据问题把握不当等问题,后面将作专题分析。

   五、适当把握分案审理的条件与方式

   依据共同犯罪包括有组织犯罪案件的审判法理,针对司法实践中分案审理存在的问题,就执行和完善相关规范,提出以下意见和建议。

   (一)坚持以同案同审为原则,同案分审为例外

   关联案件的合并审判有利于实现诉讼经济,可以保证有效查清全案事实,同时避免重复审理。有组织犯罪案件因其组织性更有必要合并一案审理。因此,共同犯罪案件尤其是有组织犯罪案件审理,应当坚持同案同审的原则,将分案审理作为例外情况来把握,确有必要时,才予分案审理。为此,相关规范以及地方法院的指导意见,应当尊重审判法理,继续强调共同犯罪包括有组织犯罪案件同案同审的原则。同时注意从条件和程序上限制同案分审,以防止分案审理被滥用。例如,允许将不当分案,妨碍被告受审权利和质证权作为上诉和发回重审的理由等。

   (二)严格把握条件,慎重选择分案审理及其审理方式

   为有效贯彻分案审理相关规范,总结司法实践经验,关于有组织犯罪案件是否分案,需着重斟酌两方面要素。其一,案件要素,即案件中被告数量、罪状数量及案情的复杂性。案件要素中,被告数量是最重要的因素,但对此很难作出全国统一的规定。不过,从司法实践看,超过四五十名被告的有组织犯罪案件,可以结合审理能力考虑是否分案审判。为增强可操作性,各地可根据本地情况,在调研的基础上,提供一些指导性的分案标准。其二,审判能力要素,包括承审法院法官的审判经验和能力,符合审判要求的法庭等硬件条件,被告押送及法庭安保能力等。除本院资源外,也包括可经本院或上级法院借用、调配的资源。一般说来,中级人民法院相对于基层人民法院,审判能力更强,可以承受更大体量的案件审判。

   分案审理方式的选择,可以借鉴域外制度,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和审理需要,在保障当事人合法权利的前提下,有一定的灵活性。如同案起诉,分案审理;分案起诉,分案审理;调查、辩论根据情况适当分离、合并,等等。不过,为防止分案的随意性,需要最高人民法院进一步提供规范指引,建立必要的操作规程。

   (三)遵从案件自身逻辑,降低分案负面影响

   其一,适度分案,不宜过度细分。分案越细,审理碎片化越严重。因此,除某些特殊案件外,百名被告以下的有组织犯罪案件分案,一般不超过二到三个(不含有组织犯罪之外的关联犯罪案件)。

   其二,对于不构成共同犯罪的关联犯罪,视情况分案审理。对于国家工作人员包庇有组织犯罪等犯罪,虽然与有组织犯罪紧密关联,但毕竟与有组织犯罪的构成要件不同,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共同犯罪,因此一般可分案审理。对于犯罪组织成员单独实施的犯罪,可以合并于有组织犯罪进行审理,但如果涉案事实较多或案情重大,则可另行单独审理。组织成员与非组织成员实施共同犯罪,可视情况合并审理或分案审理。

   其三,分案时考虑案件构成逻辑,注意对组织成员及其所实施犯罪的相对集中审理。犯罪组织实施的犯罪个案,参加人员有限,可注意联系较为紧密的组织成员以及犯罪个案的共同实施者,作相对集中的分案处理。可将一个有组织犯罪,根据共同犯罪关系分为若干板块并确定分案,即以犯罪主体及犯罪行为关联的紧密性作为案件划分的重要标准。

   (四)妥当处理对组织、领导者及主犯的同案审理问题

“2015年纪要”指出,“对于被作为组织者、领导者、积极参加者起诉的被告人,以及黑社会性质组织重大犯罪的共同作案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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