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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宗智:有组织犯罪案件分案审理问题研究

更新时间:2021-06-28 15:46:51
作者: 龙宗智 (进入专栏)  

   以上四个特点中的前两个,即人员众多和罪行多样、相互交织、范围较广,是促使分案以降低审判难度的因素;后两个特点,即犯罪关联性强、须判定犯罪组织形态和框架,则系促使合并审理的因素,因为案件拆分后的审理可能有悖于案件的自然逻辑,且在分案后各审判组织不便把握案件整体,尤其是可能难以确定组织框架。这也说明,有组织犯罪的分案审理,较之一般共同犯罪以及其他关联犯罪的分案审理,矛盾更为突出,尤须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把握利弊,确定适当的处理方案。

   在我国刑事司法活动中,对有组织犯罪案件的处置方式,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过去的有关规定强调了合并审理的重要性。如1984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当前办理集团犯罪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对集团犯罪合并审理的必要性作了说明:“为什么对共同犯罪的案件必须坚持全案审判?办理共同犯罪案件特别是集团犯罪案件,除对其中已逃跑的成员可以另案处理外,一定要把全案的事实查清,然后对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同案人,全案起诉,全案判处。”参照相关规定,且根据一般审判原理,司法实践对共同犯罪包括有组织犯罪案件实行同案审理的一般原则,除非因犯罪嫌疑人在逃等原因不具备同案审理条件。因此,曾经出现过近百名被告同庭受审的情况。

   然而,由于被告过多造成审理难度太大,有的地方法院在政法委的协调下,开始探索有组织犯罪尤其是黑恶势力犯罪案件的分案审理。2011年在青岛审理的聂磊等人涉黑犯罪案件,是第一起有全国影响的有组织犯罪分案审理案件。聂磊团伙涉案二百余人,检察机关起诉指控144名被告,涉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和故意伤害罪、组织卖淫罪、开设赌场罪等十余项罪名。因被告众多,该涉黑案件被划分为多个分案起诉、审判。主案共32名被告,被指控为聂磊黑社会性质团伙的骨干成员。2011年12月20日,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持续审理11天,3月20日宣判。其余一百多名被告,检察机关划分为多个分案,在主案起诉后,向青岛的五个基层人民法院起诉,经开庭审理于3月底前先后公开宣判。

   继聂磊案后,湖北省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及下属基层人民法院于2014年审理的刘汉等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实行的分案审理具有标志性意义。咸宁市人民检察院及下属基层人民检察院对案件进行审查后,将这一起有36名被告的集团犯罪案件,分为7起案件于2014年2月向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及下属基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起诉书认定刘汉、刘维、孙晓东三人为组织、领导者,唐先兵、刘小平等10人为骨干成员,刘岗、李波等20人为一般成员。此外,还有刘学军、刘忠伟、吕斌三名国家工作人员,犯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受贿罪和包庇罪。该宗有组织犯罪案件的分案特点为:(1)涉黑组织成员及涉案单位分为六案审判,三名国家工作人员作为保护伞一案审判;(2)组织、领导者与骨干成员未集中于一案,刘汉、刘维分案审判(孙晓东另案处理),六案均配置有骨干成员和一般成员;(3)主要根据被告及犯罪事实关联的紧密性进行分案。以上7起案件起诉到法院后,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3月31日,在本院法庭及下属四个基层人民法院法庭同时开庭审判,7起案件先后结束一审庭审。刘汉案庭审持续时间最长,审理时间达17天,于2014年4月19日晚结束庭审。2014年5月23日,7起案件分别在各法庭宣判。

   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全国部分法院审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2015年纪要”)指出,“对于被告人人数众多,合并审理难以保证庭审质量和庭审效率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可分案进行审理。”至此,有组织犯罪案件的分案审理有了来自最高人民法院的规范依据,进入了一个普遍适用且探索规范化的新阶段。

   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2021年刑事诉讼法解释”)第220条第1款规定:“对一案起诉的共同犯罪或者关联犯罪案件,被告人人数众多、案情复杂,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分案审理更有利于保障庭审质量和效率的,可以分案审理。分案审理不得影响当事人质证权等诉讼权利的行使。”第2款规定:“对分案起诉的共同犯罪或者关联犯罪案件,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合并审理更有利于查明案件事实、保障诉讼权利、准确定罪量刑的,可以并案审理。”第269条规定:“审理过程中,法庭认为有必要的,可以传唤同案被告人、分案审理的共同犯罪或者关联犯罪案件的被告人等到庭对质。”这些规定总结司法实践经验,吸纳了相关司法文件的精神,以正式司法解释的形式,首次明确了刑事诉讼中分案审理制度的适用原则和基本要求,对于完善分案审理制度及指导司法操作具有积极意义。

   三、有组织犯罪分案审理的利弊分析

   (一)分案审理的积极意义

   其一,有利于行使法庭指挥权和警察权,缓解法院压力,有序组织庭审,有效控制庭审。过多的被告和过于繁杂的犯罪事实,会使法庭承受极大的负担,以致难以充分有效行使诉讼指挥权。首先,审判排期就经常发生困难。被告众多造成辩护人众多,此时法院较难找到法、检、辩护人共同的适当时间确定为审判期日。其次,在法庭审理中,众多被告与辩护人以不同方式、从不同角度提出质证辩论意见,且又举证并参与证人调查,法院均需作出适当安排及必要决定,审理难度大大增加。再次,有组织犯罪数量有限,就各法院而言,有此类案件审判经验的法官相对较少,部分主审法官难以熟练有效地组织和驾驭庭审,进一步加大了审判难度。

   被告众多的有组织犯罪案件审理,承审法院乃至其上级法院需充分调动审判资源,解决被告接送、临时关押与出庭受审等诸多问题。一次受审被告越多,审理时间越长,法院承受的审判资源压力就越大。分案审理,则可能缓解这种压力。而且被告众多,也增加了调度配置法警,保证庭审安全有序的难度。分案审理,则显然有利于法庭警察权的行使与法庭秩序和安全的维护。

   其二,防止审理过于拖延乃至突破审限,有利于实现诉讼经济。在一案审理的情况下,诉讼会持续较长时间,造成审理拖延,还可能造成被告在审判阶段被超期羁押。被告众多造成审判拖延在中外有相似性。不过,在以庭审为中心的国家和地区,诉讼拖延问题更为突出。我国刑事诉讼目前尚未实现庭审中心,出庭人证较少,证据仍然主要以案卷笔录的形式存在并呈现于法庭,诉讼拖延远不如日、美等国严重。但是,审理时间通常也是法院准备审判时需要斟酌处理的一个重要因素。

   虽然有组织犯罪中的个案事实,常常仅与部分被告直接相关,故其他被告不一定到庭,但从总体看,全体被告受审时间长,辩护律师参与庭审时间长,增加了被告和辩护律师的诉讼负担。因此,通常除犯罪集团的组织、领导者和部分骨干及其辩护律师外,其他共犯及其辩护人普遍支持分案审理,以减轻出庭责任。认罪认罚的被告及其辩护人,更是希望能少出庭,尽快审结,获得预期结果,因此通常也支持分案审理。

   其三,质证辩论时间相对充裕,有利于保障辩护权。由于巨大的审判压力和审判资源支持需求,法院普遍要求有组织犯罪案件的审理时间不能过长。在此背景下,合并一案审理时,合议庭往往严格限制质证辩论时间,以保证在预定时间内完成庭审。而分案审理,诉讼时间相对宽裕,被告及辩护人通常能够更充分地发表质证辩论意见。

   其四,降低审理难度,有利于实现较精准审理与个别正义。一案被告越多,罪状越繁杂,有序有效审理的难度就越大,通过审理实现对每一个案事实的准确认定,对每一被告刑事责任的准确判定,其难度也越大。而分案审理,有利于降低审判负担和审判难度,实现精准审理,保障审判质量。

   其五,对于某些有重大立功,或者对于认定重大犯罪事实或追缴、没收有组织犯罪涉案财产起了重要作用的组织成员,分案审理有利于防止对这些成员的打击报复,也有利于体现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有利于分化瓦解有组织犯罪。

   (二)分案审理的弊端

   共同犯罪案件的分案审理,最突出的问题是,可能割裂共同犯罪案件的内在有机联系,造成个案审理不全面乃至某种程度的“不审而判”。因为分案审理,将本应一案一次举证质证辩论的程序,分为多案多次举证质证辩论,而每一法庭的审理程序,通常仅有部分被告及辩护人对所涉犯罪进行质证和辩论。因此,对共同犯罪尤其是有组织犯罪,分案后各法庭的审理均为不全面的审理,只有将分案审理的情况组合起来综合判定,才能形成完整的事实认定和裁判结论。具体而言,分案审理可能导致以下弊端:

   其一,审理碎片化和质证权受限。分案条件下,同一指控需多次审理,每次审理中的举证质证辩论,仅有部分被告及其辩护人为之,由此造成审理的碎片化。除了造成一定程度的诉讼不经济以外,主要问题是被告和辩护人的质证权受到进一步限制。除了在少量案件中,作为共犯的他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到庭作证并接受质证的情况,大多数分案被告及其辩护人,均不能享有对分案后他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质证(包括相互对质)的权利。如有证人、鉴定人、侦查人员等出庭作证,通常也只能在某个法庭出庭,其他法庭被告及其辩护人对直接人证的质证权则难以行使。这种情况妨碍了庭审实质化,加剧了此类案件的法庭审判形式化问题。

   其二,可能造成裁决的行政化,有悖于程序规范和责任机制。有组织犯罪案件的分案审理,在司法实践中采取两种方式:一种是同一合议庭先后对各分案进行审理,再先后或同时宣判;另一种是由不同的合议庭乃至不同的法院同时审理或先后审理。如采取后一种方式,因多个审判组织对同一有组织犯罪进行审判,在裁判中为重建犯罪组织框架,并配置全案各被告的罪责,势必要求在法院的行政框架下,各合议庭之间进行信息沟通和裁判协调。而且通常要求设置案件的主办责任法官,对全案进行阅卷和综合评判,对全案事实及各被告的法律责任进行审定并作为审判监督管理的特殊案件上报审批。其间所贯彻的跨越各分案审理的全案审查、统一协调以及案卷中心,均带有强烈的行政色彩,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法律程序和审理规范,也妨碍了司法责任制的贯彻。

   其三,易出现“无质证认证”及“不审而判”的程序不公。根据刑法第26条的规定,对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其余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因此,分案后的法庭调查经常出现一种情况:组织、领导者与其他主犯对一些并未具体参与的犯罪事实,既无关于具体犯罪事实的供述,又难以在法庭上对公诉举证发表质证意见,而具体参与者并未在本庭出庭,但指控的该项犯罪事实却须在本庭认定并作出判决。即出现“无质证认证”和实际上的“不审而判”的情况。

   另一种较为突出的“不审而判”问题,是有关犯罪集团组织框架的审判。部分组织、领导者或其他主犯不在本案受审,也不能行使防御权,但其在组织框架内的地位和作用却须在本案确认。但在分案的情况下,判定犯罪集团中诸被告,尤其是组织、领导者和骨干成员地位、作用的判决,对其中部分人员可能缺乏审理基础,因为这些涉黑犯罪被告并未在该判决书裁判的案件中接受审判。由此产生的弊端,在分案后各案先后审理并先后宣判的情况下,可能更为突出,甚至可能出现这样一种情况:经后案审理提出新的证据并经质证辩论发现,前案裁判所确定的某一或某些案犯在犯罪组织中的地位、作用并不准确,但为维护司法统一和权威,后案裁判应与前案一致,因此难以纠正前案存在的错误,以致将错就错。

   (三)分案审理利弊的相对性

以上分析可见,分案审理之利即为合并审理之弊;反之亦然。不过,利弊大小及其比较关系,可能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案件的具体情况与审理条件,这一点在学理上有一定共识。我国台湾学者王兆鹏曾指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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