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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星 张铁诚:中国文化的道统重建——以牟宗三为例

更新时间:2021-06-28 15:44:40
作者: 韩星 (进入专栏)   张铁诚  

   三、牟宗三——哲学家道统的领军人物

   牟宗三的道统观在新儒家当中最具有代表性,是“哲学家道统观”即道统论心性派的集大成者。牟宗三的道统观念可以区分为广、狭两种含义。广义的道统如他所说:“此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一线相承之道,其本质内容为仁义,其经典之文为《诗》《书》《易》《春秋》,其表现于客观政治社会之制度为礼乐刑政。此道通过此一线之相承而不断,以见其为中华民族文化之命脉,即名曰‘道统’。”[15]这种意义上的道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命脉,其经典是《诗》《书》《易》《春秋》,其本质内涵是仁义道德,其政治社会制度的客观表现是礼乐刑政。此道一线相承、绵绵不断,就是道统。狭义的道统指儒家的心性之学,也称为成德之教。牟宗三说:“中国本有之学的意义以及基本精神则限于‘道’一面,亦即‘德性之学’”,“中国‘德性之学’之传统即名曰道统”。[16]这是以学统论道统。他又说:“根据实践主体而来的,首先是个人的道德实践,表现而为道德实践,表现而为道德宗教的圣贤人格。其在文化文制上的意义,是树立人间的教化,护持人性人道人伦于不坠。此为一本源形态,亦为一笼罩系统。此是‘道’之统绪,简名曰‘道统’。”[17]可见在牟宗三看来,道统是人道之尊严的总根源,是一切价值的总根源。

   牟宗三的道统观无论广义还是狭义,主要特点是把道统视为“生命的学问”,即以生命的学问发挥道统之说,并通过对宋明理学的阐发来构建儒家的新道统。他认为,“中国的学问以‘生命’为首出,以‘德性’润泽生命”[18]。“生命的学问”指什么?他认为生命的学问可以从两方面讲:一方面是个人主观的,属于个人修养、个人精神生活提升方面的;另一方面是集团客观的,关乎一切人文世界,如国家、政治、法律、经济等方面的事。这显然是对传统儒家内圣外王之道的现代表达:主观方面的个人修养犹内圣,客观方面的人文化成犹外王,而这两方面的结合体现在个体生命上。

   牟宗三之“生命的学问”直承第一代现代新儒家梁漱溟、熊十力等。牟宗三对梁漱溟捍卫孔学正统地位、复兴儒学的努力表示赞叹,指出梁漱溟“独能生命化了孔子,使吾人可以与孔子的真实生命及智慧相照面,而孔子的生命与智慧亦重新活转而披露于人间”[19]。牟宗三对熊十力更为敬佩,认为“业师熊十力先生一生的学问是继承儒圣的仁教而前进的”[20],“儒学之复兴,中国文化生命之昭苏,至先生始真奠其基,造其模,使后来者可以接得上,继之而前进。彼之生命,直是一全幅是理想与光辉之生命”[21]。他认为熊十力对中国文化生命和儒学的复兴厥功甚伟,而其人也是理想与光辉生命的典范。

   牟宗三认为,孔子作为儒家道统承前启后之集大成的人物,其学问便是生命的学问,“孔子直接把住了生命,承当了生命,亦安顿了生命”[22]。孔子之“道”是通过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反省而形成的超越时空的常道:“中国历史,发展至孔子,实为反省时期。此种反省,吾人名曰人类之觉醒。就史实言,亦曰历史发展之点醒。……经此点要,意义乃显。意义显,则可以明朗过去之潜在,并可垂统于来世。此意义即古人所谓‘道’也”;“儒家之道为常道,为时时在实现中,为时时在转进其形态也。……既为常道,又有此普遍性,故可以居于高一层地位而为推动社会之精神原则也”。[23]孔子关于“道”的言说是立足于人性人伦、历史文化的,不是悬空的。因此,此道统型范与孔子的个人生命、生活实践以及他对当时社会政治的批判反省结合在一起,并为后儒确立了道统型范。牟宗三认为孔子的道统是在三代圣王基础上的创造性发展:“自尧舜三代以至于孔子乃至孔子后之孟子,此一系相承之道统,就道之自觉之内容言,至孔子实起一创辟之突进,此即其立仁教以辟精神领域是。……此一创辟之突进,与尧舜三代之政规业绩合而观之,则此相承之道即后来所谓‘内圣外王之道’。……宋儒兴起亦是继承此内圣之学而发展……自孔子立仁教后,此一系之发展是其最顺适而又是最本质之发展,亦是其最有成而亦最有永久价值之发展,此可曰孔子之传统。”[24]牟宗三肯定孔子立仁教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特殊意义。即孔子立仁教既是对尧、舜、三代圣王之道的创造性发展,也为后来思孟学派、宋明理学家对道统的传承发展奠定了基础。

   牟宗三主要是通过对宋明理学的阐发来构建自己的道统说的。他认为宋明儒学之被称为“新儒学”有两大贡献:(1)针对孔子之后先秦儒家“儒分为八”而缺乏确定统系的情况,宋明儒者理出了一个明确的统系,借此来贞定儒家生命智慧的基本方向,即确定了以曾子、子思、孟子及《中庸》《易传》《大学》为代表的儒家传承正宗统系。(2)宋明儒者改变了汉代人以传经为儒的观念,直接以孔子为标准,以孔子的生命智慧为方向,以成德之教为儒学。可以说,宋明儒以孔子为标准,将周孔并称转变为孔孟并称,这是儒学乃至中国文化的一大转折,其主要特征是道统意识的自觉和道统的构建。牟宗三认为,宋儒对孔子之道的传承与发展,“首在重人伦,立人极。亦惟因残唐五代太不成话,重人伦,立人极之心重,故宋学之彰显此道乃为纯反省的: 由主静,主敬,向里收敛,反显此普遍理性之绝对主体性”[25]。牟宗三还通过对宋明理学的深入研究,一反学界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二分的情况,把陆象山与王阳明归为一系,胡宏与刘宗周归为一系,并将他们合并北宋的周敦颐、张载、程颢而为“宋明儒学之大宗”,而判程颐和朱熹为“别子”“继别子为宗”。

   牟宗三的道统重建以经典为基础,他以自己对宋明儒的理解把先秦儒家经典加以重组。他指出,宋明儒主要对《论语》《孟子》《中庸》《易传》《大学》加以诠释,认为它们是儒家内圣之学的代表作。牟宗三还将这几部经典分为两组:“《论》《孟》《中庸》《易传》是孔子成德之教(仁教)中其独特的生命智慧方向之一根而发,此中实见出其师弟相承之生命智慧之存在地相呼应。至于《大学》,则是开端别起,只列出一个综括性的,外部的(形式的)主客观实践之纲领,所谓只说出其当然,而未说出其所以然。”[26]这种重组打破了程朱以“四书”构建起来的理学的正统地位。他进而判教说:“大体以《论》《孟》《中庸》《易传》为主者是宋、明儒之大宗,而亦较合先秦儒家之本质。伊川、朱子之以《大学》为主则是宋、明儒之旁枝,对先秦儒家之本质言则为歧出。”[27]不过在笔者看来,牟宗三实际上未得《大学》深意。因为《大学》中的“明明德”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四者相对应,修养途径都是“修身”份内的事,是属于内圣方面的;“亲民”与“齐家”“治国”“平天下”相对应,都是属于外王方面的;而“止于至善”是总体目标,“明明德于天下”是最终理想,两者为内圣外王一体两面的统一。可见,《大学》的义理方向就是以修身为本,贯通内圣外王;它虽以横向为主,但其“诚意”“正心”也涉及纵向的维度。可以说,《大学》不仅贯通内圣外王,而且贯通先天后天。

   在肯定儒学是生命的学问之基础上,牟宗三进一步阐发了生命人格与文化生命的关系:“你若知文化是人创造的,是人的精神活动的表现,不是脱离人而现成地摆在外面,如是,你把文化收进来而内在于人的生命,内在于人的精神活动……这样综起来了解文化,就是了解创造文化的生命人格之表现方式,即生命人格之精神表现的方式。这种生命人格之精神表现的方式也就是文化生命之表现的方式。”[28]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把文化不是当成一堆死的材料,而是看作古今圣贤伟大人格的精神表现,那么文化就是有生命的了。故而,“中国文化生命之首先把握‘生命’,而讲正德利用厚生以安顿生命,由之以点出仁义之心性,一方客观地开而为礼乐型教化系统,一方主观地开而为心性之学”[29]。中国文化以正德、利用、厚生安顿生命,以仁为核心价值观,进而形成了礼乐教化系统和心性修养系统,体现为内圣外王的理想生命人格境界。

   可见,牟宗三有明确的儒家主体性意识,即以儒家为主流来疏通中国文化生命,以儒家为主体决定中国文化发展方向,不过他并没有独尊儒术,而是以儒为主,融通道佛诸子,接引融汇西学:“吾常言,西方文化生命,自希腊传统言,首先把握‘自然’,以自然为对象而研究之,故顺生命之凸出,才、情、气之奔赴,智之用特彰显……而中国文化生命,则自始即首先把握‘生命’,以生命为对象而期有以润泽调获安顿之。自然之为对象是外在的,生命之为对象是内在的。”[30]他将道统与中国文化生命相结合,视道统为中国文化生命的体现,认为它决定了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和发展方向;同时认为中国文化要向前发展,应该以儒家内圣之学为根本,重建中国人百姓日用的常道,并以这种常道作为中国文化生命的主流,借以发挥文化的创造力。

   为了开出中国文化发展的途径,以充实中国文化生命的内容,牟宗三提出了“新三统”说:(1)通过肯定道统以肯定道德宗教的价值,维护孔孟开辟的人生世界之价值本源;(2)通过学统转出“知性主体”,以吸纳希腊传统,开出学术独立性;(3)通过政统延续,由认识政体发展之历史来肯定民主政治的必然性。

   牟宗三从“怵惕恻隐之仁”这一本源观念展开,发展出三统并建的系统。首先,对道统必须予以深入理解与传承。因为道统是日常生活规范的源头和文化创造的根本。而道统是以仁教为中心的道德政治的教化系统,即礼乐教化系统,所以在中国古代社会这一系统下的道统、政统、学统是一体的。道统就内圣而言,政统就外王而言,学统则是内圣外王之学。可见,道统即道的统绪,我们必须通过了解二帝三王的政教如何演变为西周礼乐文明,孔孟又如何在周代礼乐文明的基础上由天道而立人道,宋明儒者又如何由人道而立天道,才能真正了解什么是道统。这其实就是对中国文化生命的梳理。其次,必须开出知性之学。内圣之道为道统,相应的学统则应该具有“知识之学”的统绪。但在中国文化中,知性的学统始终未能建立起来。原因是内圣之学吸附了人心,使得知性之学始终没有独立出来。故而知性之学必须在内圣之学的发展中开出来,这与中国的内圣之学并没有扞格之处,而且可以相融洽并体现出内圣之学的广大、充实。最后,必须反思传统政统。政统指政治形态的统绪。在反思理解政治形态的统绪过程中,必须了解三代质文互变中如何形成了贵族政治,这种贵族政治又如何在春秋战国的社会变革中形成君主专制;在君主专制中,君、士、民的地位及特性是怎样的;民主政治为什么是更高级的政治形态;中国古代为什么会形成一治一乱的历史循环;等等。人们只有对这些问题有深入的了解,才能有自觉的政治信念,并付诸实践,从而让现实政治趋于优良。

   牟宗三认为在帝王专制之下,政统与学统收缩,儒家只表现为内圣心性之学。近代以来,西学东渐,中国文化面临西方文化的严峻挑战和自身文化的现代转换问题。为此,他提出道统、学统、政统三统并建。在笔者看来,这三统正好是一个社会的三个主要面向:道统相当于价值、道德体系;学统相当于学术体系,包括科学体系;政统相当于政治体制与政治方向。三者之关系是道统统摄政统与学统。牟宗三将道统列为首建,就是想表明当代中国文化重建的首要之务乃是中国道统之重建。他强调以“道统”来接续民族文化生命之大本大源,通过道统重建,由道统开出政统和学统,具体途径是通过“良知坎陷”开出“知性主体”和“政治主体”,从“道德主体”转出“民主”与“科学”。也就是说,现代中国的建设离不开中国传统的民族文化精神作为根基。这是他“为响应时代需求、解决中国文化的现代走向或现代化问题而遥承周、孔、孟、荀之道的精髓,吸纳或生发民族、科学的新内容所形成的理论构想,即道统论者对道统之新时代之社会功用的理论建构和设计,是现代道统论异于唐韩、宋明儒道统论之处,这是从其发展义而言的”[31]。

牟宗三的“三统并建”有别于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代公羊家所提出的“王鲁,新周,故宋,绌夏,《春秋》当新王”的旧“三统”说,因而被称为“新三统”说。牟宗三“三统的同时并建,也确实可以打开华族文化生命的症结,(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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