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宝靖：以古人为师，以质厚为本
至于翁氏之金石学，其人作为一代金石大家，嗜好金石碑版，且考订精审，言之有据，原委递藏，如数家珍，藏家以得其题识为荣，故翁氏金石题跋之巨，罕有匹敌，沈津先生曾裒辑为《翁方纲题跋手札集录》。而他较为重要的金石学著作，一是督学粤东时搜罗金石汇集而成的《粤东金石略》，其中专辟两卷考证学署中的九曜石题刻，阮元纂修《广东通志》即据此书以成金石一门。二是《两汉金石记》，著录两汉金石，“兹所编录，或以地，或以事类，惟以目所亲见为据，不复能依年次矣”（《两汉金石记》卷首），王昶编《金石萃编》汉代部分多采自该书。
五、 翁方纲的诗学与诗文创作
翁方纲以“肌理”诗说闻名后世，并撰有《石洲诗话》（通行本八卷，卷九不存，新见卷十为手稿，现藏上海图书馆）。郭绍虞先生的《肌理说》（《国文月刊》1946年第43、44期合刊）一文最早对“肌理”诗说进行了论述。郭先生认为“清代诗论以神韵、格调、性灵、肌理四说最为流行”，并将“肌理”分为“义理”与“文理条理”二义，前者对应“以质厚为本”，乃是“正本探原”之法，后者对应“以古人为师”，乃是“穷形尽变”之法。此后众多论述皆不出郭先生此文之框架，有的只是细化和深入。唐芸芸把这些研究称为“二元论时代”。
随着新材料的发现，这种二元化的论述越来越显得过于粗疏。唐芸芸已经注意到上海图书馆所藏《苏斋存稿》中的“《石洲诗话》卷第十”在翁方纲“肌理”诗说建构完成中的重要意义，即翁氏所谓“肌理”并非“义理”与“文理条理”的简单剖分，而是诗歌中的“虚实衔接、乘承伸缩之所以然”，这种“乘承转换、开合正变”的细密肌理在杜诗中达到了极致。因此唐芸芸将“肌理”说总结为“以杜诗为典范，着眼于诗歌的‘气骨筋节的‘乘承伸缩的整体观”（参唐芸芸《翁方纲诗学研究》第一章，中华书局2018年版），而倾注了大量心血的《杜诗附记》则是翁方纲以“肌理”诗说进行点评实践的具体体现。
翁方纲的《石洲诗话》不仅是构建“肌理”诗说的关键，也是他传播诗风的见证和结晶。该书通行之八卷本，成于翁方纲视学粤东之时，“与学侣论诗所条记也”（张维屏《石洲诗话跋》），其中“祧唐祢宋”“尊杜崇苏”的倾向非常明显，而翁方纲当时的身份是学政，具有很高的诗学话语权，按试赋诗自是应有之义，唱和也是常有之事，且多是当地学官和学生次和翁氏诗作，如《示嘉应学官弟子用前秋和韩诗韵》（《复初斋集外诗》卷八），和者竟达两千人，翁方纲在其诗歌手稿中逐个记录了这两千人的姓名。正是通过这样主持风雅、推行文教，翁方纲“掀起了岭南诗坛自清初以来的第二个高潮，岭南诗风也由宗唐转向宗宋”（参潘务正《翁方纲督学广东与岭南诗风的演变》，《文学遗产》2013年第2期）。
至于翁方纲的诗文创作，其手稿现藏台湾，《清代稿本百种汇刊》影印收录，编为八千余页。
先说翁诗，袁枚《随园诗话》讥其为“误把抄书当作诗”，洪亮吉《北江诗话》也说“最喜客谈金石例，略嫌公少性情诗”，盖二人关注的乃是翁方纲金石考据诗作，但实际上翁方纲有许多“得诗人之正”的作品，如“竹港湾才远，沙洲尾忽横。水烟冉冉上，几点鹭鸶明”，“微凉千涧合，返照一江纹。近浦初吹浪，前山欲起云”，“浦浦杉榕荫，船船竹苇丛。牛归断霞外，笛起绿云中”（《江行晚景三首》，《复初斋诗集》卷五）。这几首诗所写皆是翁氏按试广东途中之山水风物和宦游情思，读来风味隽永，情思绵长，而又清新自然，深得风人之致。又如赠夫人韩氏的作品“检点归装近廿春，依然四壁长卿贫。鬓添皓雪心相质，膝有条冰味更真。岂好搬姜同黠鼠，不辞补屋用劳薪。东偏为我安书榻，实要三馀敝簏亲”，“晓翠名楼绪不禁，八分题扁当登临。三千里外挑灯话，四十年前听雨心。嘉树孙枝同祝愿，拈花迦叶共追寻。破铛煮饭须何物，邻寺钟来响梵音”（《寄内二首》，《复初斋诗集》卷三十六），这两首寄内诗不仅诗律工稳、用典妥帖，而且感情真挚，写尽夫妻间的悲欢离合，读来极有感染力。
由此可以证明翁方纲是一个合格的诗人，能够写得出风情摇曳、感情真挚的诗作，既如此，则翁氏大量的金石考据诗作就是刻意而为之的创作，他借此要实现的又是“诗可以群”的交际功能。首先是联句，如《汉半两泉范拓本联句》（《复初斋集外诗》卷十五），诗中联句者为翁方纲、桂馥、罗聘等六人，此六人在钱币考据方面具有趋同的志趣和相当的学识，能够通过联句题咏这种高难度的形式来加深同道同好之谊。其次是较为常见的方式，即以金石考据入诗寄赠友朋，如《程易畴得汉印文曰程寿求赋诗》（《复初斋诗集》卷三十六）。再次即翁方纲与朋友们雅集一处，共同研读金石、同赋其诗，如《汪秀峰工部招同笥河编修，鱼门吏部，瘦铜、星桥两舍人，香泾进士，集蜗寄轩分韵所藏古印，方纲分得宋李易安玉印》（《复初斋集外诗》卷九）。翁方纲以金石考据入诗，发挥“诗可以群”的交际功能，可以说是他在题材开拓方面做出的突出贡献。
至于翁文，学殖深厚，經史子集皆有涉猎，体裁多样，尤多金石考订之作，是典型的学者之文，学术价值远大于文学价值，由翁文便颇可窥一代学术之盛。其中的学术主张前文已经论及，而翁氏著文考订金石多以地下金石文字与纸上传世文献相印证，这已是晚出之“二重证据法”的内在理路，而翁氏能以纸上文献证金石文字之误，如《跋朱岱林墓志》云“惟是年例则陈、齐、周皆二月己卯朔，此石刻乃讹为乙卯朔”（《文集》卷二十一）。今人质疑“二重证据法”逻辑缜密性，认为此法“没有设想出土文献的记载有‘伪”（参西山尚志《我们应该如何运用出土文献？——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不可证伪性》，《文史哲》2016年第4期），翁方纲的做法早已很好地回应了这一问题。
此外翁文还具有重要的文献学价值。如《书苏文忠年谱后》（《文集》卷十七）考证“东坡居士”之称当自元丰五年（1082）春始，其依据便是《东坡八首》序云“余至黄州二年”，而苏轼于元丰三年（1080）二月抵达黄州，且苏轼署“东坡居士”皆在元丰五、六年以后，未有署于元丰四年（1081）者。今之整理苏诗者，多系之于元丰四年，恐误，当改。又如《跋秦篆三首》（《文集》卷二十）其三考证泰山刻石与《史记》之异文，云“《史》云‘亲巡远方黎民，而碑作‘亲远黎;《史》云‘大义休明，碑作‘著明;《史》云‘垂于后世，碑作‘陲于后嗣;《史》云‘皇帝躬圣，碑作‘躬听;《史》云‘男女礼顺，碑作‘体顺;《史》云‘施于后嗣，碑作‘昆嗣……皆足以证史氏之误”。按《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2013年版），其异文一如翁文所记，翁文乃据所见刻石拓本撰成，当为可信，故于《史记》仍有校勘之功，学者或愿一顾焉。
总之，翁方纲是乾嘉时期重要的学者之一，在当时他以书法家和金石学家的身份为人熟知和推崇，而现在却是他的诗学最受关注。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翁方纲是一个涉猎非常全面的学者，无论在文学史上还是学术史上都是一个绕不过去的人物。
[山东省社科规划重点项目《翁方纲诗集辑校》，批准号19BWTJ41]
（作者单位：丽水学院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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