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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玉平: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疏证(四)

更新时间:2021-06-28 10:34:12
作者: 彭玉平  

   沉酣朝野仍如故,巢燕何曾危幕惧。

  

   君宪徒闻俟九年,庙谟已是争孤注。

  

   此数句言辛亥革命前之朝野情形。清末政坛风雨飘摇,已经十分危殆,而朝野沉酣如故,居然不觉有异。一如燕筑巢于帐幕之上,浑然不知帐幕随时撤去之危险。“巢燕何曾危幕惧”一句本《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所云:“夫子之在此也,犹燕之巢于幕上。”此实指清末政治根基不稳,有釜底抽薪之深忧。陈寅恪素持社会制度与文化乃彼此依存之关系,此二句即写制度之危机。冲击封建制度者即君主立宪制。清廷迫于当时舆论,将当时预备立宪之十年减去一年,故陈寅恪诗中有“俟九年”之说。“庙谟”即清廷对战事的谋划并不周密,而只是孤注一掷而已。“争孤注”用宋人典。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辽军在萧太后与辽圣宗率领下大举南下攻打北宋,进逼都城汴京。宋真宗及不少大臣主张南逃避兵,宰相寇准则力主抵抗,并劝说宋真宗渡过黄河到澶州(今河南濮阳)督战,最终打败辽军。辽国提出议和,宋真宗也急于求和,结果在胜利的情况下与辽国签订了屈辱的“澶渊之盟”,以北宋每年赔付银与绢的方式签订了议和条约。此后寇准政敌王钦若指责寇准以宋真宗为“孤注”,成语“孤注一掷”便由此出。陈寅恪用此典故,意在表明清廷未能未雨绸缪,意識到即将到来的家国崩塌之危险,而是临到事起,匆匆忙忙孤注一掷,结果便也可想而知。故从人才储备而言,虽然清末“京华冠盖萃英贤”,然在上者若不能瞻前顾后、统筹其事,则纵有英贤也难得其用矣。

  

   羽书一夕警江城,仓卒元戎自出征。

  

   初意潢池嬉小盗,遽惊烽燧照神京。

  

   此数句具体言说辛亥革命之时,清廷“争孤注”之情形。“羽书”原指古代插有羽毛的紧急军书,这里是指武昌起义之事起而带来的消息,“江城”乃指武汉。“元戎”即主帅,此处指荫昌(1859—1928),时任清廷陆军部大臣,曾受命率兵至武汉,结果一战而败。这直接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清廷显然没有意识到武昌起义对清王朝的颠覆意义,一开始还以为是地方性的小叛乱而已。“潢池”即水池,典出《汉书·龚遂传》。结果这场从武汉引发的战火,令帝都也为之惊恐不已。

  

   养兵成贼嗟翻覆,孝定临朝空痛哭。

  

   再起妖腰乱领臣,遂倾寡妇孤儿族。

  

   陈寅恪尝语蒋天枢云:“‘养兵下四句全诗纲领,清室之亡可以此四句简括之。”可见此四句在全诗中的纲领地位,乃具体言说清室之亡的过程和原因。诗中“贼”指黎元洪(1864—1928),本应张之洞之命在武昌组织新军,并由管带升为协统,清廷重视、厚待黎元洪可见一斑。然武昌起义时,黎元洪居然被迫出任军政府大都督,则反清者乃是清廷要员。此“养兵成贼嗟翻覆”一句之意也。袁世凯出任总统后,有宋育仁(1857—1931)者著《共和真谛》一书,劳乃宣作序,要旨在说明“共和”二字,乃因为周厉王失位,共伯和暂时摄政,等周宣王年长,再归政周宣王。宋育仁的意思十分明确,从“共和”二字的源头以及当下的现实而言,袁世凯也理当在宣统年长后归政宣统帝。袁世凯则陈述自己出任总统,因“孝定景皇后临朝痛哭”,乃不得已也。宋育仁、劳乃宣等皆主张君主立宪,反对共和,《共和真谛》有此政治背景,故袁世凯一怒之下将宋育仁等递解回籍。昔杜甫《荆南兵马使太常卿赵公大食刀歌》有“魑魅魍魉徒为耳,妖腰乱领敢欣喜”之句。“妖腰乱领”即有应予以腰斩、斩首之罪,“领”即颈也。陈寅恪“再起妖腰乱领臣”句,即如今同样出现了应当痛杀之乱臣贼子,此“臣”即袁世凯。“寡妇孤儿”指隆裕太后(光绪帝后、宣统义母)与宣统,指责袁世凯欺负弱小,巧取豪夺了最高权力。而慈禧在病危时,曾诏袁世凯等人,希望他们共扶宣统幼帝,结果袁世凯后来不是扶持宣统,而是取而代之。故王国维《颐和园词》与陈寅恪此诗,皆极为鄙视、痛恨袁世凯其人。此数句从清廷亡于清臣之手,哀叹清王朝的不幸命运。

  

   大都城阙满悲笳,词客哀时未还家。

  

   自分琴书终寂寞,岂期舟楫伴生涯。

  

   此数句言江山易主初期留居京城之王国维之情形与心态。“大都”乃北京旧称,清朝覆没,京城一片悲声。而王国维并未在这个动荡时刻回到海宁,而是与罗振玉一起留居京城。“词客”指王国维,此时王国维已经有《人间词甲稿》《人间词乙稿》《人间词话》等著述,以词与词话鸣于同仁间,故以“词客”相称。当时王国维正从事戏曲资料的收集、整理与研究,故诗中“琴书”当指戏曲。琴书原本属于中国民间艺术中的曲艺,因主要以扬琴伴奏演唱而得名。王国维留守京城,原本估计自己在整理与研究戏曲文献中,度过人生中的这一段寂寞时光,哪里想到要远渡重洋去经历数年的异国生涯呢?京城悲凉,静安哀伤,原想以学术遣生涯,没想到居然要远渡日本。此数句言东渡日本初非王国维之本心,清廷覆亡,王国维固然哀伤满怀,然尚欲以学术遣有涯之生,未料人生波澜接连而至。

  

   回望觚棱涕泗涟,波涛重泛海东海。

  

   生逢尧舜成何世,去作夷齐各由天。

  

   此数句言东渡日本时居海之思。“觚棱”原指宫阙转角处方角棱行之瓦脊,此处借指京城和故国。离开故国,居海回望,江山易主,不仅涕泗横流。光绪二十八年(1902)春,王国维曾在东京物理学校留学半年,因脚气病发作,而于当年夏回国,故此用“重泛”二字。后两句本其尊人陈三立《无题》“生逢尧舜为何世,微觉夷齐更有山”,而稍加变换字句而成。一方面感叹曾经的安逸时代已经远去,即“依稀廿载忆光宣,犹是开元全盛年。海宇承平娱旦暮,京华冠盖萃英贤”之时代已成记忆;一方面只能自我安慰,像伯夷、叔齐在商亡后以食周粟为耻,隐居在首阳山,采薇而食。现今普天之下莫非民国之山川,只能远赴日本,以明气节和心志。“各由天”三字,意在表明王国维的人生历程,在冥冥之中,好像有天意在安排。此数句不仅可明王国维对清朝覆灭的悲凉之感,也可明王国维对民国的排斥态度。梁启超在《王静安先生墓前悼辞》中也引用孔子“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欤”,认为“伯夷、叔齐的志气,就是王静安先生的志气”(参见《王国维全集》第二十卷,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虽从自杀角度立论,与陈寅恪言说王国维如伯夷、叔齐一般隐遁于日本不同,但伯夷、叔齐与王国维的关系,在当时也确实有不少人从中联想的。

  

   江东博古矜先觉,避地相从勤讲学。

  

   岛国风光换岁时,乡关愁思增绵邈。

  

   此数句言初抵京都时,罗振玉与王国维的学术开始趋同,而异国之感、思乡之情也逐渐萌生。“江东”原指唐代罗隐,自号江东生,此处以“江东”代罗姓,實指罗振玉。罗振玉在小学、金石文字等方面学识渊博,而王国维此前精力多用于研究中西哲学、文学等方面。居东后,罗振玉三复劝说王国维“反经信古”,转治传统经史考证之学,王国维经过慎重考虑后,欣然接受了罗振玉的建议,并从此一步一步走向国学大师的殿堂。诗中“矜先觉”即指罗振玉在学术上对王国维的引导作用。金梁《王忠悫公哀挽录书后》即云:“辛亥冬,从上虞罗氏避居日本,罗氏博古于金石龟甲文字,神悟多创获,每有发端,公辄为会通贯串,成一家言。故世论今之古学日新,发前人所未发,启之者罗氏而成之者公也。”(陈平原、王枫编《追忆王国维》增订本,三联书店2009年版)由此看来,罗振玉的“矜先觉”也确乎是一种事实。罗振玉对文献的敏感与王国维对史实和理论的敏感,使得他们的“古学”研究成就了彼此,并蔚然而成彼一时期新学术之峰峦。作为岛国的日本虽然风光优美,但当旧年将逝,新年将至,还是不断唤起了侨居国外的王国维的故国之思,而且在日本年头越长,这种乡关之思便也越来越强烈。“去作夷齐各由天”,把首阳山换成日本,不免过于理想化了,终究是在他国故土,显然无法享受到当年伯夷、叔齐一般的安心与自在了。

  

   大云书库富收藏,古器奇文日品量。

  

   考释殷书开盛业,钩沉商史发幽光。

  

   此数句言王国维因为得到罗振玉的大力支持,而在国学研究上初具格局和气象。大云书库乃罗振玉在京都所建藏书楼,因内中有北朝《大云经》残本,殊为珍贵,罗振玉因拈以为藏书楼名。书库有各种藏书五十万卷,古器物铭识拓本数千通,另有古彝器、古器物千余品。王国维每天沉浸在对这些藏书、铭识、拓本以及古彝器、古器物的玩赏之中,其学术之灵感渐生,其考释殷墟甲骨文字,创获甚多,并由此勾勒出三代历史模糊或缺失的部分,厥功甚伟。一般来说,“钩沉商史”指王国维所作著名的“两考一论”:《殷卜辞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所见先公先王续考》《殷周制度论》,此三文确大开甲骨文与上古史研究的新格局。但也有认为陈寅恪此处“考释殷书”乃指《殷虚书契考释》一书。陈寅恪早期似也认为《殷虚书契考释》一书乃王国维作,而罗振玉以四百元购得署名权与著作权。这方面的情况,傅斯年多有披露。傅斯年《殷虚书契考释》批语云:“民国十六年夏,余晤陈寅恪于上海,为余言王死故甚详。此书本王氏自作自写,因受罗赀,遂畀之,托词自比于张力臣,盖饰言也。后陈君为王作挽词,再以此等事叩之,不发一言矣。”“今日又询寅恪,此书王所得代价,寅恪云:‘王说罗以四百元为赠。亟记之。十九年七月二七日晚。”(转引自《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卷三,中华书局2010年版)如果傅斯年所记属实,则陈寅恪在撰写挽词前后,都深信《殷虚书契考释》乃王作罗名,故此处隐约其辞,或有为王国维抱屈之意。若果然如此,则“考释”二句便是此诗败笔,因为《殷虚书契考释》初版之1914年,王国维尚初涉古文字学,尚无学力完成此书。而种种材料也说明,此书确为罗振玉著,初成之后,罗振玉回国,曾著有《五十日梦痕录》日记,其中多有对此书的斟酌、修订、增补之记录,而凡王国维有所贡献处,皆在书中已有说明。罗振玉不过付资四百元请王国维代为誊清而已。可能陈寅恪将王国维“四百元”乃抄资之来历误听为获得署名版权之价,并将误听传诸傅斯年,遂致一误再误。罗振玉在接获王国维《殷卜辞所见先公先王考》一文后复信王国维云:“往者写定《考释》,尚未能自慊,固知继我有作者,必在先生,不谓捷悟遂至此也。”(《观堂集林·殷卜辞所见先公先王考》之附录罗振玉书,《王国维全集》第八卷)有此一信,料诸疑亦顿释矣。余旧有《关于〈殷虚书契考释〉的一桩公案》一文梳理其曲折历史,刊《中州学刊》2008年第6期,在在可证乃罗振玉所著、王国维偶有订补并有初版时的抄写之功而已。

  

   当世通人数旧游,外穷瀛渤内神州。

  

   伯沙博士同扬榷,海日尚书互倡酬。

  

此数句言王国维学术交游之广泛。前二句言与王国维有学术联系的旧游与当世通人,包括了国内的一流学人与世界范围内的汉学名家。如法国的沙畹(1865—1918)与伯希和(1878—1945)师徒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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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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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古典文学知识 2021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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