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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星 倪超:熊十力:以经学为基础的新儒家哲学建构——以《读经示要》为中心

更新时间:2021-06-27 11:50:57
作者: 韩星 (进入专栏)   倪超  
即成三代文化之一统相承。此后秦继周,汉继秦,以至唐、宋、元、明、清,中国在政治上,有分有合,但总以大一统为常道。且政治的分合,从未影响到文化学术思想的大归趋,此即所谓道统之相传。”以一本性为道统的核心,为中国文化的大本大源,这是现代新儒家的主流共识。

   学统方面,六经为主,旁及诸子、道佛、西学

   《六经》作为中国文化的本源,历代大儒都是在经典诠释的基础上构建新儒学思想体系,继承往圣绝学,开辟未来学统,所以熊十力非常重视通过解经诠释儒家思想,构建现代新儒学哲学体系。他曾经对儒家思想的来源作出过精辟的概括与总结:“中国学术导源鸿古,至春秋时代,孔子集众圣之大成,巍然为儒学定宏基。春秋、战国之际,诸子百家蜂起,如十日曜天,九州布地,繁赜极矣!而儒学实为正统派,乃任异部争鸣不息,旁行不离,如太阳居中,八纬外绕也,皇矣大哉!可以观宇宙之广博无穷也。”这就明确地申明儒学的集大成、正统性、博大精深等。尽管孔子说自己“信而好古”,“述而不作”,而实际上是“温故知新”,述中有作,以述为作。

   熊十力说:“夫儒学之为正统也,不自汉定一尊而始然。儒学以孔子为宗师,孔子哲学之根本大典,首推《易传》。而《易》则远绍羲皇。《诗》《书》执礼,皆所雅言,《论语》识之。《春秋》因鲁史而立义,孟子称之。《中庸》云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孟子言孔子集尧、舜以来之大成。此皆实录。古代圣帝明王立身行己之至德要道,与其平治天下之大经大法,孔子皆融会贯穿之,以造成伟大之学派。孔子自言‘好古敏求’,又曰‘述而不作’,曰‘温故知新’。盖其所承接者既远且大,其所吸取者既厚且深。故其手定六经,悉因旧籍,而寓以一己之新意。名述而实创。是故儒学渊源,本远自历代圣明。而儒学完成,则又确始于孔子。但孔子既远承圣帝明王之精神遗产,则亦可于儒学而甄明中华民族之特性。何以故?以儒学思想为中夏累世圣明无间传来,非偶然发生故。由此可见儒学在中国思想界,元居正统地位,不自汉始。”这就非常清楚地论证了儒学作为中国文化正统的历史原因,孔子所继承的是远古至他那个时代圣王的精神遗产,吸收了深厚的营养,开创了儒家的学统。由对儒家经典的诠释和普及而形成了经学传统,从西汉武帝开始,儒家的经学便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并逐渐成为主流的文化形态。

   经学与诸子的关系:“晚周群学争鸣,有诸子百家之号,子与家盖有分。子学者,今所云哲学。儒道名法墨农六宗,乃诸子学之最显者。”他把子学界定为相当于今天的哲学。经学与诸子的关系:“诸子之学,皆本六经。名家者流,自《易》《春秋》出……《易》《春秋》二经,深于名理,为后来名家到其源……墨家者流,自《春秋》《尚书》出。墨子尚贤、尚同、兼爱、兼利等思想,皆本《春秋》太平世义,而推演之。其《天志》等篇,则本《尚书》……法家之学,盖通《春秋》升平,与《周官》之旨,将使人类离居乱之陋,而相习于法……道家者流,自《大易》出,老子言一生二,二生三,即本《易》之每卦三画,而疏释之也。老与庄皆言阴阳、变化,其同出于《易》甚明……农家者流,自《诗》出。《三百篇》讽刺社会与乱政之诗甚多,此农家革命思想所由兴。……凡此数大学派,皆出于六经。诸家思想脉络,的然可寻。大哉儒学,诸子之王,百家之母也。”“盖儒学,自孔子承古代圣帝明王展转传授之学脉,而发扬光大之。结集六经,永为宝典。诸子百家,俱从经出。而各有创获,各立宗门。”他之所以这样说,既表达了中国思想史的实际,又试图将孔子六经与先秦诸子加以融会贯通,重新厘清经、子关系,为儒学和中国文化的整体复兴探索道路。

   对于儒学发展史,他认为汉武帝表彰《六经》,重视儒术,自有其合理性,其后帝王重用儒家,多出于维护统治之需要,科举兴起以后,经学成为帝王牢笼儒家士人,禁锢他们思想的工具,所以“自汉迄于清世,天下学术,号为一出于儒,而实则上下相习,皆以尊孔之名,而行侮孔之实。以穷经之力,而蹈侮圣之罪。”于是感叹“儒学之亡也久矣哉!”

   儒学的更新发展要以经学为基础,所以研读经典是前提。因为六经本来就是圣人之言。圣人之言,本来就是圣人之志的发皇。所以我们学习经典,不仅仅背诵经典,要通过研读经典,由圣人之言,通圣人之志,这样才能明圣人之道。所以经学过去也被称为“圣学”,因为经学是经典文本和圣人人格、道统的三位一体,从经典文本角度研究为主称为经学,从圣人人格角度实修为主称为圣学,从道统角度传承为主称为道学。“夫经学者,旧云圣学。其为道也,以见自性为极,以会物归己为本,以反身而诚,乐无不备,为功修之实,以己立立人,己达达人极乎裁成辅相,参赞化育,为功修之盛。圣学广大悉备,未始遗知能,而实超过知能之境。此其所以别于宗教而为哲学之极诣。甚深,难穷哉,圣学也!”圣学是修身之学,是为己之学,是躬行践履之学,与宗教信仰不同,而是具有最高造诣的哲学。他把儒家学问归为哲学,当然是一种现代的讲法,是为了适应近代以来中国学术受西学影响,不得不讲哲学的缘故。这也表明他的主攻方向是儒家哲学,这就是对传统经学(圣学)话语体系的现代转化。

   尽管如此,他还是强调圣学与西方哲学有根本区别:“尽性至命,正是圣学之所以为圣学处,若只说到穷理而止,则圣学与中外古今哲学家言亦无甚区别。西洋哲学家谈本体,只是弛逞知见,弄成一套理论,甚至妄以其理论即是真理,而真理直被他毁弃。须知,哲学不当以真理为身外物而但求了解,正须透悟真理非身外物而努力实现之。圣学归本尽性至命,此是圣学与世间哲学根本处,哲学家不可不勉而企也。”这就揭示了儒家圣学与西方哲学的根本区别在于不是要构建一套理论体系,而在于圣学是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学问,是生命的学问,最终要落实在成就圣人人格上。

   儒家之学统归根结底是仁学,他一言以蔽之曰:“经学者,仁学也。”“六经明仁道”,“孔子之学,归本求仁,盖无疑义。伊川、朱子之学,居敬为先……动静一于敬,即动静皆不违仁体……陆子之学,以先立乎大为宗。大者,谓本心也,仁体也。”熊十力认为,经学实际上就是仁学,六经明仁道,宋明理学、心学立仁体,主线都是以仁贯穿的。

   儒家学统不是排除异己,故步自封,自小天地,在历史上儒学就曾经不断吸收诸子百家,道教佛教,在和而不同,兼容并包中更新发展。今天面临中西文化交涉的时代,还需要吸收西学。熊十力认为,经学包罗万象,经过漫长时间发展演变,到清代逐渐渐分为四科。义理科从两宋以来,已经吸收印度佛学,今日面对西方学术应当学习西洋哲学。经济科明清之际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颜元等掀起实学思潮,重视社会政治、典章制度、国计民生,与西洋政治思想、社会科学可以接榫。考据科注重客观考证,与今天科学方法接近,缺点是沉溺于文献考证,未能发展出近代科学,今天需要扩大研究对象与领域,走上西方科学道路。文学在表现人生方面《诗经》颇为特长,可惜《离骚》之后日见渺然,今天应参究西洋文学,挽救衰世颓废风气。所以吸收西学,在今日以及是理势之必然。可见,在学统上熊十力以经学为本,确立主体性的基础上,可以广泛学习吸收西方一切学术思想。

   治道方面,阐发六经言治之义

   《史记·太史公自序》载孔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形成了儒家人不离道,道器不二,理事不二的思路。熊十力论道不是一种西方意义上的纯哲学的形而上构建,论学不是现代意义上书斋里的纯粹学术,而是常道与治术不可分离,“于宇宙论中,悟得体用不二……推之治化论,则道器为一(器,谓物理世界。道者,万物之本体,故道器不二)。裁成天地,曲成万物,所以发皇器界(器界一词,借用佛典),即所以恢弘大道也。然或知器而不究其原,人生将唯以嗜欲利便之发舒为务,而忽视知性、存性之学,则庄生所为呵惠子逐万物而不返也(不返,谓不返求诸道)。夫惟知道器为一,不舍器而求道,亦不至睹器而昧于其原。如此方是本末不遗.”在熊十力看来 ,道与器不相分离,道是本体,器是道的发用。由此推之治道,强调体道的内圣之学是根本,道体发用的外王之学是内圣之学的推扩。

   在治道方面,熊十力认为治道必以《六经》为本原:在 《原儒 》一书的序中他指出 :“格物之学所以究治化之具,仁义礼乐所以端治化之原……《春秋》崇仁义以通三世之变,《周官经》以礼乐为法制之原,《易大传》以知物、备物、成物、化裁变通乎万物,为大道所由济……夫物理不明,则无由开物成务。《礼运》演《春秋》大道之旨,与《易大传》智周乎万物诸义,须合参始得。圣学,道器一贯,大本大用具备,诚哉万世永赖,无可弃也!”

   熊十力在《读经示要》第一讲开始部分即提出“群经治道九义”问题,“或有问言:六经之言大道者,既得闻矣。若夫群变屡迁,治制泥其旧,则失时宜。六经之言治术也,则先王已陈刍狗,何可执古以御今?然则读经者,宜知慎所择欤?答曰:子不闻大道耳。大道者,常道也。常道无往而不存,治术可离于常道哉!综群经之言治也,无过下述诸义。”“下述诸义”就是他随后阐发的六经言治之义:仁以为体,格物为用,诚恕均平为经,随时更化为权,利用厚生本之正德,道政齐刑归于礼让,始乎以人治人,极于万物各得其所,终之以群龙无首。这是他概括出来的六经言治的核心思想,通经致用,阐明《六经》可为今日治道运用。《六经》广大,无所不包通,同时“群变无常,敷宣治理”。除了群经治道九义外,在《读经示要》中其他部分,如《易》《春秋》《大学》首章及《儒行篇》的论述中也包含有丰富的治道思想。他阐发《尚书》二帝三王之道统治统,指出:“古者书三千二百四十篇,孔子删定,断从《帝典》始,盖以二帝三王,治起衰乱之中,辟草昧而进文明,其行事足为后世法。……则《书经》专纪二帝三王之行事,以明道统治统之传授,其极重要可知。”二帝三王既是儒家道统之源,也是儒家治统之源。

   他认为言治道,必以仁为体。“圣人言治,必根于仁。易言之,即仁是治之体也。本仁以立治体,则宏天地万物一体之量,可以节物竞之私,游互助之宇;塞利害之门,建中和之极。行之一群而群固,行之一国而国治,行之天下而天下大同。若不由此,将顺其欲,因缘利害,同利共害,则合力以争其所欲得,与所欲去。……化民以仁,使之反识自性,兴其物我同体,自然恻怛不容已之几,而后有真治可言。人类前途之希望,实在乎是。”仁体对整个治道具有统御作用,“六经明仁道,显天地万物一体之实,以抑己私而归大公,福利全群,为治道之极。”在这个意义上,儒家治道实质上也是仁术,他说:“制礼作乐,仁术也。政刑之施,与一切利用厚生之计,若皆原于道德礼让之意以为之,则亦莫非仁术也。……经学者,仁学也。其言治,仁术也。”他把具体的制礼作乐的制度建设称为仁术,强调制度建设要以经学为学术基础,以仁学为治化根本。

   熊十力认为,研读经学先要立志,“夫植树者,善培其本;筑室者,先辟其基。为学必有基本。……今之学者,只以博览为务,以闻见之广,知识之富,便足云学问,而不悟学问更有基本,不曾于博览或知识外,更有切实用力处,以如是之态度而为学,虽熟读群经,于名物训诂,无不精究,其于圣人之道,终必茫无入处,可断言也。夫求圣人之道者,必有高尚之志。未有志趣卑污,而可闻大道者也。故学问有基本焉,立志是也。昔者阳明有《示弟子立志说》云:‘夫学莫先于立志。志之不立,犹不种其根,而徒事培拥灌溉,劳苦无成矣。世之所以因循苟且,随俗习非,而卒归于污下者,凡以志之弗立也。故程子曰:有求为圣人之志,然后可与共学。……夫志,气之帅也,人之命也,犹木之根也,水之源也。源不濬则流息,根不植则木枯,命不续则人死,志不立则气昏。是以君子之学,无时无处,而不以立志为事。”他把立志看成是为学的根本,是学问的源头。

   而他所说的立志有二大含义:一是存主,二是向往。存主就是具有主体精神,孟子所说的立大本;向往就是企慕向往圣人的人格境界和道德学问。“夫中有存主,其向高明,自不容已。譬如参天之古木,其根甚深,故挺然植立,以向穹苍,而成参天之势矣。人之有志,盖亦如是。其存主愈纯固者,其向往必高明。”此二大义不可分割,相辅相成,而存主是主要的,其实践途径是由下学而上达,“夫圣学幽远,非仅事知解工夫者,可以契悟。原其入德之门,必由敬畏。且非止入门一段工夫而已。以此下学,即以此上达。由始学以至成圣,盖终其身亹亹焉而无一息可忘敬畏者。”怀着对天道、对圣人的敬畏,扎扎实实地做修身养性功夫,乃圣学的实践途径与方法,正合内圣外王之道的全体大用。

   结语

   《读经示要》是熊十力的最富盛名的代表作之一,是其在重庆北碚勉仁书院任教时为学生讲解六经而作,也是其写作的第一部系统地阐述儒家哲学思想的著作,是融佛入儒、归宗儒学的演进历程中的重要标志。正如他所说本书“融贯中西,平章汉、宋。上下数千年学术源流得失,略加论定。由是寻晚周之遗轨,辟当代之弘基,定将来之趋向”,传承传统经学,以经学为学术基础,返本开新,重建儒家道统、学统、治统,建构新儒家转向体系,直接影响其后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第二代新儒家,推动当代新儒学达到高峰。《读经示要》确立了熊十力作为第一代现代新儒家的历史地位,与其三弟子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和张君劢、梁漱溟、冯友兰、方东美被称为“新儒学八大家”。今天,在新儒学的发展过程中,在传承几千年儒家传统的基础上如何接续现代新儒家的薪火,继续推动儒学和中国文化的伟大复兴,需要我们继往开来,扎实工作,不断努力。

  

   原载于《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第113-119页

   发表时有删减,本文为未删减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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