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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海建:中学或西学? ——戊戌时期康有为、梁启超学术思想与政治思想之底色

更新时间:2021-06-27 11:17:00
作者: 茅海建 (进入专栏)  

  

   (本文选自茅海建《戊戌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的思想》下编第四章)

  

   一、问题的提出

   光绪二十四年(1898)的戊戌变法,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史上西方化的政治改革。康有为作为这次改革的主要推动者,向光绪皇帝提出的各类建策,看起来也是非常西方化的。这尤其表现在康的《上清帝第三书》《第四书》《第五书》《第六书》之中。但是,如果读一下康有为此期的著作,却会发现,他的学术思想与政治思想不那么西方化;他最为关注并熟练操作的,还是中国传统的思想,相当大的部分属于经学与史学。这尤其表现在康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之中。传统的经、史之学,是那个时代士人们表达政治思想的方式,即康的表达方式也是相当传统的。

   康有为最重要的门生梁启超,在《时务报》《知新报》上发表了大量的政论文章,宣传以西方的样式来改造中国社会,其表达方式也已西方化了;他刊行了《西学书目表》《读西学书法》,显示其对西学的特别兴趣。但他也参与了《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著作的编撰,并有《读〈春秋〉界说》《读〈孟子〉界说》《〈论语〉与〈公羊〉相通论》之类著述存世。在戊戌时期,梁是康的追随者,思想上亦步亦趋。

   学术界许多人称康有为、梁启超深受西方思想的影响,主要的证据是两条:一是“民主”,二是“进化论”。对此,我已用大量的时间加以考辨,并在先前的研究中加以说明:一、关于“民主”思想,我以为,康有为、梁启超所谈的民主,是“大同三世说”的民主,最主要的依据来自中国传统的经典,与西方政治思想中“人民主权说”的民主,是大不相同的。二、关于“进化论”,我以为,康有为、梁启超在戊戌时期虽然接触到严复所译《天演论》,但其本态度是回拒的;康有为戊戌之后接受了“进化论”,并加以自我的理解,与达尔文、赫胥黎学说有着极其明显的区别,不可混同。

   在完成了以上两项考辨工作后,摆在我面前的问题是:戊戌时期康有为、梁启超学术思想与政治思想中,自然存在着“中学”与“西学”两个部分;那么,两者之间孰轻孰重,其比例关系如何?“西学”的概念应如何界定,康、梁“西学”的水准又该如何判断?也就是说,需要对康、梁学术思想与政治思想的“底色”,做一个基本面的判断。

   由此而需要下一个定义,什么是“西学”?虽然从广义上说,一切来自西方的学问都可称作西学,明末西方传教士即已将之传入,主要是天文、历算与地理知识。但若将研究对象定位于戊戌变法,就会产生逻辑性的表述:西方近代政治、经济与社会的巨大变革,起始于欧洲文艺复兴之后的思想变化,催生于西方近代政治、经济与社会诸学说的产生及其影响。据此逻辑而推导出的问题是:戊戌变法作为西方化的政治改革,其发生的原因是否为西方近代政治、经济与社会诸学说之影响?或者说,康有为、梁启超是否受到了西方近代政治、经济与社会诸学说之影响,进而推动戊戌变法?“西学”的概念由此而被缩小,聚焦于因人文主义而催生、因全球扩张而成长的西方近代政治、经济、社会诸学说。

   本章即为此而作,集中注视戊戌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的学术思想与政治思想,特别是“西学”的部分;本章试图说明,康、梁此时还不了解文艺复兴以后西方思想的变化,不熟悉西方近代政治、经济、社会诸学说,对西方的历史与现实存在着许多误读和曲解,尽管康、梁两人的“西学”水准也有程度上的差别。本章据此而再推论,戊戌变法表象上是西方化的政治改革,内核中却缺乏必要的思想与理论的准备。这是一个巨大的落差,与日本明治维新有着根本性质的区别。需要说明的是,我的这项工作仍然是初步的,本章之所言,似还有进一步再探讨的空间。

   二、“宋学义理之体”与“西学政艺之用”

   康有为早年走科举入仕的道路,先后随简凤仪、陈鹤侨、梁健修、陈菶生、杨学华、张公辅、吕拔湖等人学习儒学,但对他影响最大的是其祖父康赞修。光绪二年(1876),入礼山草堂,随广东大儒朱次琦学习,前后大约有两年光景。康曾于同治十年(1872)、十一年参加童试,未中式;同治十二年(1874)、光绪二年、八年、十一年、十四年先后以捐生或荫生的资格,参加广东或顺天府的乡试,皆未中式。光绪十五年底,他参加顺天府乡试后途经上海、杭州等地,回到广州。以此经历来看,他与同时代的士子并无太大的差别。

   光绪二十四年(1898)底,流亡到日本的康有为在东京写自传《我史》(《康南海自编年谱》),宣称自己很早便受到了西学影响:光绪五年(1879),他“薄游香港”,“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开始阅读《海国图志》《瀛环志略》等书,“购地球图,渐收西学之书”。光绪八年,他赴顺天府乡试,“道经上海之繁盛,益知西人治术之有本”,“大购西书以归讲求焉”;“自是大讲西学,始尽释故见”。光绪九年,他“购《万国公报》,大攻西学书”。光绪十年,他“兼为算学,涉猎西学书”。光绪十一年,“得西医书读之,以信西学之故,创试西药,如方为之”。光绪十二年,他“令张延秋(鼎华)编修告之”两广总督张之洞:“中国西书太少,傅兰雅所译西书,皆兵、医不切之学。其政书甚要,西学甚多新理,皆中国所无,宜开局译之,为最要事”。张之洞听从此策,托康与文廷式“任其事”。光绪十三年,他“作《内外篇》,兼涉西学”。光绪二十二年,他“自丙戌年(光绪十二年)编《日本变政记》,披罗事迹,至今十年。至是年所得日本书甚多,乃令长女同薇译之,稿乃具。又撰《日本书目志》”。康有为写作《我史》时,为其人生的低谷,有着许多自我张扬,不可全信之。以上的言论,即多有不实之处。如光绪九年购买《万国公报》,此年恰恰是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1836-1907)因办学事务繁忙而停办《万国公报》,直至光绪十五年(1889)由广学会复刊。又如光绪十二年张之洞托康有为、文廷式开局译西政之书,从现存张之洞、文廷式、康有为的文献来看,无其事。再如康称光绪十年开始编《日本变政记》及搜集日本书诸事,更是需要打个大的折扣。然而,在此张扬言词之下,康已经接触到“西学”,仍是不争的事实。从现存的资料来看,他的“西学”知识来源于上海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来华传教士和京师同文馆所译之西书,主要是“声光化电”之类的著作,涉及到西方近代政治、经济、社会诸学说者仍是相当有限。广学会所办《万国公报》,对康的影响亦大。

   早期著述的检视

   前已叙明,康有为的个人著述大约起始于光绪十一年(1885),由此至光绪十五年,可谓康早期著述阶段。现存的主要著作有《教学通义》《民功篇》《康子内外篇》《实理公法全书》等,可一一检视之。

   《教学通义》《民功篇》两书,没有涉及西学的内容。

   《康子内外篇》现存本不分内外,没有可以被今人认作是“西学”的内容。前引康《我史》称该书“兼涉西学”,若是如此,“西学”将是无比宽泛的概念,引人注目的内容有康的“地顶说”,并言及亚洲、欧洲、地中海区域甚至中南美洲的地理。

   《实理公法全书》被视为“西学”精神光芒放射的著作。该书讨论并“制定”了多重关系的“公法”与“比例”,分为“总论人类门”“夫妇门”“父母子女门”“师弟门”“君臣门”“长幼门”“朋友门”“礼仪门”“刑罚门”“教事门”“治事门”。康有为在“君臣门”“治事门”中制定的“公法”,尤其让人振奋,规定了“议院”“民主”(民选的统治者,即“总统”之意,与君主相对立)和官员“公举”。然而,究其“实理”,并非来源于西方近代政治、经济与社会诸学说,而是出自于“几何公理”:

   凡一门制度,必取其出自几何公理及最有益于人道者为公法,其余则皆作比例,然亦分别比例之次第焉。

   有虚实之实。如出自几何公理之法,则其理较实;出自人立之法,则其理较虚。又几何公理所出之法,称为必然之实,亦称为永远之实。人立之法,称为两可之实。

   有几何公理之公。一、二、四、八、十六、三十二是也,所谓一定之法也。从几何公理所推出一定之法,乃公法之一端,盖几何公理所出之法甚少,不足于用,此所以不能无人立之法。有时转推人立之法为公法,而抑几何公理所出之法为比例,此则或因救时起见,总期有益人道也。

   由此,康有为将“几何公理”作为“实理”,凡出自“几何公理”者,作为“公法”,是最高层级,称为“最精”;他又将不合乎“几何公理”而出自“人立之法”者,作为“比例”,称之“无益人道”,甚至称为“灭绝人道”。康由此再作证明:

   人有自主之权。按:此为几何公理所出之法,与人各分原质以为人,及各具一魂之实理全合,最有益于人道。

   以平等之意,用人立之法。按:人类平等是几何公理。但人立之法,万不能用,惟以平等之意,用之可矣。

   公法:立一议院以行政,并民主亦不立。按:君臣一伦,亦全从人立之法而出,有人立之法,然后有君臣。今此法权归于众,所谓以平等之意用人立之法者也,最有益于人道矣。

   比例:君主威权无限。按:此更大背几何公理。

   “议院”“民主”(即总统)和官员“公举”,一般被视为西方政治、经济诸学说的范畴;然康有为却从“几何公理”中推导而出,恰恰说明康对西方近代政治、经济诸学说的无知。康将民主政治与“几何公理”捆绑在一起,是他的误读,也是他的创造。这也是我要界定“西学”概念的主要原因。而“公法”一词,又是康对丁韪良(William A. P. Martin 1827—1916,美国传教士)所译《万国公法》之误读(后将述及)。从早期思想史的历程来看,在中世纪以来的欧洲大学,数学一直是研习的主要内容;而17世纪西方思想家中亦有多人思考数学、几何学与人类社会法则和思想体系的关系,其中最为著名的有英国的霍布斯(Thomas Hobbes 1588—1679)和法国的笛卡尔(Rene Descartes 1596—1650)。而师事康有为的谭嗣同,正热衷于“以太说”;梁启超不仅吸收了康有为“几何公理”与“公法”的概念,并有所创造发挥(后将详述),还有独特的“热力说”。

   康有为这一时期(光绪十一年即1885至十五年,早期)的其他著述中,西学资料也是比较少的。他在《论时务》中提到在省和县设置议院,但其思想资料却来自于中国的传统经典。他在致曾纪泽信中,询问英国政治制度,提出了30个问题,并称:“生平所念西书,无言及此者。”他这个时期的日记,提到了英国的议会与德国的学校,但在认识上仍有着许多隔膜之处。他又留有各种笔记46篇,大约写于此时或更后的时间,看不出他对西学有较为深入的了解,许多地方仍是以中学知识来解释西学观念。

   光绪十五年(1889)底,康有为参加顺天府乡试后回到广州。次年,陈千秋、梁启超、徐勤来学。光绪十七年起,康在广州正式讲学,万木草堂渐成规模。由此至光绪二十四年(戊戌,1898),是康有为思想的成熟期。在众弟子的帮助下,康在这一时期先后完成《新学伪经考》(刊刻于光绪十七年,1891)和《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日本书目志》(以上三部书刊刻于光绪二十四年)等著作。

《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的主旨是:一、现存的古文经皆是刘歆伪造的,以能为王莽新朝服务;二、现存的今文经皆是孔子本人亲作,孔子通过其思想的传播,以能改造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思想体系。由此形成的“新学伪经学”“孔子改制说”和初步揭示的“大同三世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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