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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雷泉:缅怀净慧长老——走出围墙的擦边球大师

更新时间:2021-06-27 00:39:11
作者: 王雷泉 (进入专栏)  

  

   2013年4月20日上午,我在南京大学讲学间隙,惊闻雅安地震,净老舍报,当即发出一条微信。天灾接踵而至,佛门老成凋谢,痛楚难以言表,当晚在黄梅四祖寺讣闻下发一条跟帖:“深切怀念净慧长老!与长老交往已经30年,为长老精神感召,每年都赴四祖寺参加夏令营。去年长老身体已经非常衰弱,仍亲切接待禅学会参学团并作开示。长老为中国佛教进入主流社会,开辟了明确的方向路径:将信仰落实于生活,将修行落实于当下,将佛法融化于世间,将个人融化于大众。祈长老乘愿再来!”

   21日晚结束南大二天课程后,我与南京朱伟军居士见面,请他次日去黄梅转达悼念之意。复旦大学禅学会的同学参访过赵州柏林寺,亦多次参加过黄梅四祖寺的禅文化夏令营。23日禅学会与路过上海的包胜勇教授联系,请他转致禅学会和我本人对净老的悼念之意。4月下旬,禅学会组团参访中国佛学院、北京佛教文化研究所、赵州茶馆和龙泉寺。明影法师专程从黄梅赶来,29日上午在赵州茶馆和明杰法师一起为我们举行净慧长老追思会,我也在会上回顾与长老30年的交谊,共同见证30多年佛教复兴的艰难历程。

   我在复旦大学读研究生阶段,在《法音》发表了《日本新编〈大藏经索引〉介绍》(1984.1)和《天台宗止观学说发展的历史过程》(1985.5),开始与主编净慧长老有了文字上的交往。我毕业留校后,从1985年起连续担任三期宗教干部专修科班主任。这个班受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和上海市宗教事务局委托,我去北京联系工作时,就下榻在法源寺或者广济寺,有机会亲近正果法师、传印法师、净慧法师、明哲法师、白光法师等长老,与一些中青年法师和居士也有更多的沟通。中国佛教协会教务部主任王新居士有个供休息的小屋,就在《法音》编辑部窗外,我有时也住在那间小屋,就更有机会与净慧法师长谈。从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佛教从废墟逐渐走向复兴。当时百废待举,无论是中国佛学院所在地法源寺,还是中国佛教协会所在地广济寺,晚上办公室都是灯光通明,那些刚从逆境中解放出来的法师,其为法忘躯的工作热忱,强烈地感染着我。

   当时宗教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性质、地位和作用不明,理论界围绕着宗教是否人民的鸦片有激烈的争论。倒是气功、特异功能在80年代成为显学,佛教的书籍往往借助人体科学的名义才得以公开出版。

   1987年初,气功师张宝胜在北京广济寺作特异功能表演。中国科协主席钱学森也多次致函中国佛协会长赵朴初,要求共同发掘佛教智慧,以探索人体科学的奥秘。对此净慧法师是持保留态度的,他不赞成将气功与佛学相提并论。我在中国佛学院向贾题韬老居士请教时,他也表示了类似的观点。广济寺有浓厚的机关氛围,法师们大多谨言慎行。郭元兴老居士为人豪放不羁,也喜欢探究神秘文化。我80年代初在《人体特异功能研究》连载过三年相关译文,经常与郭元兴先生讨论这类问题。有次郭先生把原国防科工委主任张震寰请到他房间,我们三人谈了整整一上午,认为如果不突出佛教的主体性,仅仅在人体科学层面上,以土法炼钢的方式涉及佛教的修炼内容,民众的信仰需求,很可能被附法外道所利用。1988年11月,中国气功界近500人在青岛举行气功与传统理论研讨会,试图正本清源,以遏制住具有迷信色彩的伪科学。在青岛会议上,我与时任湖南省委统战部副部长吴立民先生同为佛道组召集人,吴老向我介绍建构湖南禅宗祖庭网络的设想,并邀请我带领宗教专修科学员前往考察。

   80年代的宗教理论界,正从鸦片论转入适应论,并顺应当时文化思想界的文化热,于80年代末由赵朴初会长提出“宗教是一种文化”的论断。净慧法师作为《法音》主编,高度关注宗教学理论的发展,对宗教政策也拿捏得非常准。对于我这个后生晚辈不知天高地厚的谈论,他更多的是倾听。我当时谈到许多大德高僧在公开谈话或撰文时,往往提及道安法师“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其实道安最得意的弟子慧远恰恰主张“沙门不敬王者”,应该把二者统一起来才对。法师听了笑笑,不置可否。过了一会,在不经意间提及赵朴老高超的政策水平,在文字工作中对他的指导,往往有点石成金之效。比如当时有个文件提到佛教界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经赵朴老点拨,改为“不违背四项基本原则”。我有时提到寺院收门票和经忏佛事过滥的问题,净慧法师从佛教刚从废墟中缓慢复兴的全局角度,耐心地向我解释,一方面为了顺应民众的宗教需求,另一方面佛教在建设中也需要有经济上的支持,随着佛教事业的发展,这些现象一定会得到改观。

   净慧法师对我指出的佛教“非宗教化、非学术化”时弊非常重视,并不止一次在中佛协的会上提到这个问题。同时,他对学术界有些谈佛教与中国文化的书籍非常失望,说这些书能出版,是中国文化的耻辱。净慧法师对学术的重视,对学者的尊重,是学术界公认的。但是,对于学术与信仰之间的张力,净慧法师有非常清醒的认识,他认为学术研究不能淡化甚至伤害佛教徒的信仰。对于佛教界内有些大德的著作,他也坦诚地说到,这些书对佛教的伤害远远超过无神论者。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净慧法师也亲自撰写学术论文。在如何看待敦煌文献问题上,净慧法师先后发表《关于慧能得法偈初探—兼论〈坛经〉的版本问题》和《关于慧能得法偈再探》,从义理辨析和文献考证的角度,纠正了时人许多混乱的看法。法师认为敦煌文献对佛学研究有重要参考作用,但敦煌本《坛经》也只是传宗本之一,并非最初的原本,若以此否定南宗禅发源地的曹溪本,那就削足适履了。

   1986年10月我到西安参加“隋唐佛教学术研讨会”,路过北京。净慧法师竭力安排我面见赵朴老,当时朴老说可以安排我与几个青年书法家在一起吃饭时见面。因为时间紧张,我最终没有去,法师就约我写篇会议综述,这就是发表在《法音》1987年第2期上的《大雁塔下的沉思》。过了二年后,我在1988年年底参加中国宗教学会第三届全国会议时,净慧法师陪我坐公交车去赵朴老家里,我们有整整一个晚上的谈话,对中国佛教发展谈了一些深层次的问题。赵朴老提到星云法师将于1989年春率团来大陆探亲弘法,问我们复旦大学可否邀请他来演讲?我说既然是朴老出面邀请,我们当然随喜。后来有八个学术单位联合邀请星云法师。星云法师来大陆访问,净慧法师全程陪同。当时的场景和两岸佛教的差距,对于净慧法师提出生活禅理念,应该是很大的触动。

   我曾经提到,近代中国佛教有以圆瑛法师为代表的保守派、以太虚法师为代表的改革派和以虚云法师为代表的清修派。当时海峡两岸佛教会的领袖都是圆瑛系,这与政治和经济环境有关。随着佛教注重修证的主体性诉求涌流,虚云一系将会发挥重要作用。正好1989年3、4月间,我应吴立民先生邀请要去湖南和江西禅宗丛林考察,净慧法师借给我一本《虚云和尚年谱》,告诉我一定要去当今的模范丛林云居山参访,去寺院前要先读有关寺志和人物传记,是谓“卧游”也。这对我受益匪浅。我到了真如寺当晚,就在方丈室向一诚法师借了《云居山志》研读。在湖南考察期间,也根据净慧法师的提示,从他中国佛学院的老同学戒圆法师处借阅了大量方志材料。后来我向净慧法师详细谈了湘赣考察的观感,提及我在湖南省委统战部汇报十天考察结果时,曾经直言不讳地指出:如果说古人尚且有“大唐国内无禅师”的感叹,那么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佛教的主体性和神圣性不足。这引起了吴老的深思,当时就说:“我们造业啊,现在受报应了!”吴老是党政高官中罕见的对佛学有深刻研究的学者型人物,可谓当代的“裴休”。

   净慧法师告诉我,他受河北省党政部门邀请,将去河北主持佛教协会工作,并向我出示了赵朴老为即将创刊的《禅》的题词:“行亦禅,坐亦禅,语默动静体安然。”我说他离开《法音》,将是对中国佛教思想文化建设的损失。他说还会兼顾《法音》的工作,特别强调:我们和尚的本行就是建寺安僧,寺院是佛教的根据地,离开了寺院,做什么都会落空。从法师在河北、湖北修建一系列寺院的事业来看,真是如蛟龙入海,将他当年困厄中对中国佛教的思考,逐一落实到生活禅的实践中,并总结出系统的理论。

   1993年,法师打电话问我,即将创办的禅学研究所起什么名好?我脱口而出:赵州禅学研究所。他在电话中连声说好:既突出了赵州祖庭的禅风,又超越了时空。后来有关方面说赵州是县,而河北是省,故称河北禅学研究所。其实名称只是假名而已,重要的是净慧法师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他当年的理想:“来参真际观音院,何幸国师塔尚存。寂寂禅风千载后,庭前柏子待何人?”过了不久,净慧法师电话邀请我为首届生活禅夏令营授课,对象以大学生为主。我说:“您可真是打擦边球的大师!这在当今中国佛教,是真正进入主流社会的创举。”当年带了选修我“佛教哲学”课的四位复旦同学参加夏令营,并作了《中国佛教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演讲。同年,发表了二篇文章介绍夏令营的理念和意义:《赵州吃茶记——生活禅夏令营散记》(《佛教文化》1993.4),《加强教团建设,提高自身素质——复旦大学哲学系王雷泉先生访谈录》(《法音》1993.10)。第二届夏令营我又带一批复旦同学参加,并推荐社会学专业的本科生汲喆同学深入调研。汲喆后来在法国留学,他的博士论文有相当一部分内容来自生活禅夏令营10多年的田野资料。

   第二届夏令营之后,我对法师说:大学生到寺院,主要是体验宗教生活,接受的是法师的开示,我们教外学者可以淡出了。第四届夏令营是中国佛教协会和河北省佛教协会联合举办,法师来电话邀请我再次参加。那年明海法师赠送我一份“大金沃州三千邑众碑”的拓片,几年后我用电脑数据库对2000余邑众作社会分析,并对碑文做了标点和补阙,撰成《神圣化与世俗化——以“大金沃州三千邑众碑”为例》,发表在《中国禅学》创刊号上。2002年我在第十届生活禅夏令营即以此文演讲,当时营员人手一本定价数十元的《中国禅学》,以至于当时主编吴言生大为咋舌:老和尚真是大手笔,你这一堂课就花费了好几万哪!

   2007年,我应邀参加在黄梅四祖寺举办的禅文化夏令营。当时我们正在筹备成立复旦大学禅学会,我带着几位骨干自备车子前往参学取经。参访黄梅各个禅宗道场之后,作为天台宗的研究者,我很想参访心仪已久的玉泉寺,结果净慧法师亲自带我们驱车6小时参访度门寺和玉泉寺。一路上法师与我谈到南宗与北宗禅法不可偏废,他自己也想闲下来闭关充电。只是为了报效家乡,在自己禅宗道场还没有完工的情况下,接受地方政府力请,承担起玉泉寺的恢复修建工作。净慧法师对中国佛教的复兴有着强烈的使命感,但并无开疆拓土的企图,玉泉寺修复后,完全交付天台宗传人,并没有派去自己的弟子。在这之后,我每年都带着一些学生去黄梅夏令营,2011年8月还应法师之命,连续去二次授课。好几次在老祖寺方丈茶室,面对满目青山,我与老和尚品茗畅谈中国佛教的组织化与社会化的课题。谈及湖北省地方当局“打造大品牌,弘扬禅文化”的口号,老和尚爽朗地笑着说:他们打造他们的大品牌,我们弘扬我们的禅文化!

   去年夏天我带领数十名禅学会会员参访黄梅丛林时,净慧长老留着长须,满脸疲惫,身体已经是很衰弱了。当时我还对长老说,希望有一段时间,准备好录像机,好好地请法师谈一生的坎坷经历,总结这几十年中国佛教发展的经验教训。老和尚笑笑:待缘吧。今年春接到长老最后一条生活禅语,我们已经凛然一惊,正商量着有空去看望长老,没有想到竟成永别。长老的一生与中国佛教同命运,有困顿,有磨难。既承负着不堪回首的共业,又忍辱负重、鞠躬尽瘁,为中国佛教的凤凰涅槃开拓新路。长老发扬光大了虚云老和尚的传统,为使中国佛教进入主流社会并向世界弘扬,贡献了他后半生的全部心力。今年复旦禅学会到北京参学,净慧长老在北京市区内建立的赵州茶馆,是山林佛教与都市佛教结合的典范、佛教走出围墙进入主流社会的创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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