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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广云:全球治理:从承认、对话到协商

更新时间:2021-06-27 00:36:22
作者: 程广云 (进入专栏)  

   哈贝马斯从“交往行为”中引出“协商”。哈贝马斯系统研究言语(交往)行为的目的是为了人们之间相互沟通,以便达成共识。哈贝马斯由此提出了“商谈伦理”(discourse ethics,或译“辩谈伦理”),并且确立了两个充分条件:一是公共论坛或对话场所;二是理想语言或理想语境。哈贝马斯提出了商谈过程中的“可能理解的普遍条件”或“语言的普遍有效性基础”的四种要求:语言表达的可领会性、话语陈述的真实性、话语必须符合社会规范的正当性和言说者的态度的真诚性。哈贝马斯进而提出了商谈伦理的两个核心原则:一条是“商谈或话语原则”(D原则),另一条则是“普遍化原则”(U原则)。哈贝马斯第一次将政治参与的两种模式:公职人员的选举与公共意见的表达区别了开来。在此基础上,哈贝马斯提出“双轨协商政治”(two-track deliberative politics),其中“一条轨道”指通过民主程序来调节以决策为目的的协商(或审议),审议具有宪法制度形式即议会这一类的公共领域;而“另一条轨道”则指不受制度规范的非正式意见形成过程,也就是一般的公共领域。“商议性政治是在意见形成和意志形成过程的不同层次上沿着两个轨道进行的——一个是具有宪法建制形式的,一个是不具有正式形式的”。[29]这一“合理的民主政治进路”在哈贝马斯看来是从西方传统的自由主义(liberalism)和共和主义(republicanism)或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ism)的民主政治模式的张力中诞生的。

   协商民主具有下列三个特点:其一,协商民主计算的单位是意见而非人数;其二,协商民主不是精英的“质量原则”,它是大众的“数量原则”,但不是在人数上,而是在意见上;其三,协商民主不是间接民主,它是直接民主,但不是在公职人员的选举上,而是在公共意见的表达上。协商还有助于民主实现两个目标:一是群体或组织有效获取个人持有的分散信息;二是超越了人数的聚合,达到了意见的聚合,真正凝聚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30]当然,协商民主并无必要也不可能完全取代表决民主。在现有四种决策模式中,统计性群体是典型的表决民主的决策模式,协商群体是典型的协商民主的决策模式、专家群体既包括统计性群体也包括协商群体,把市场机制引入协商即预测市场(prediction market)目前仍然存在争议。而代际协商则仍然是一个困难的理论—实践问题。

   传统国际体系通常是指威斯特伐利亚体系(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定)。传统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具有两个核心特征:一是用法律来维持秩序,即国家有彼此尊重主权的义务;二是行为方式,即国家在内政和外交事务上享有高度自治权。传统国际体系是依照两个基本原则之一构成的:一是等级体制,就是通过霸权(强权)或者权力均势实现国际治理。霸权(强权)是指一个大国或国家集团在政治、经济,尤其军事上占据绝对优势,单独支配世界;权力均势是指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大国或国家集团政治、经济,尤其军事势力相对均衡,共同支配世界。二是无政府状态。每个国家有政府,整个国际体系无政府。国际无政府状态表明,政府治理为国家边界所局限。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以及无数战争的磨难,从国际联盟到联合国,迄今为止,世界政府并未降临人间。全球治理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出现了非政府治理的趋向。全球化(globalization)包括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和世界化(world-ness)两个基本维度:一是民族国家之间的互动和国际体系的演变;二是超越民族国家的整合和世界体系的生成。当今,我们需要解构国际旧秩序,建构世界新秩序,在全球治理上抛弃单边主义,发扬多边主义。我们所提出的善治循环,也就是这样一个构建良序世界的方略。

  

   注释:

   [①]查尔斯·泰勒:《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韩震等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37页。

   [②]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现代晚期的自我与社会》,赵旭东、方文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75页。

   [③]阿克赛尔·霍耐特:《为承认而斗争》,胡继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0页。

   [④]黑格尔:《精神哲学——哲学全书·第三部分》,杨祖陶译,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21~222页。

   [⑤]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79 版,第127页;黑格尔:《精神哲学——哲学全书·第三部分》,杨祖陶译,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30页。

   [⑥]阿克赛尔·霍耐特:《为承认而斗争》,胡继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35页。

   [⑦]查尔斯·泰勒:《承认的政治》,董之林、陈燕谷译,载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296~297页。

   [⑧]查尔斯·泰勒:《承认的政治》,董之林、陈燕谷译,载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第290页。

   [⑨]尤根·哈贝马斯:《民主法治国家的承认斗争》,曹卫东译,载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341页。

   [⑩]查尔斯·泰勒:《承认的政治》,董之林、陈燕谷译,载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305页。

   [11]戴维·伯姆:《论对话》,尼科编,王松涛译,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7页。

   [12]马丁·布伯:《人与人》,张见、韦海英译,作家出版社1992年版,第41页。

   [13]马丁·布伯:《人与人》,张见、韦海英译,作家出版社1992年版,第30-31页。

   [14]巴赫金:《对话一》,载《巴赫金全集》第4卷,钱中文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188页。

   [15]巴赫金:《陀斯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载《巴赫金全集》第5卷,钱中文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335、335~336页。

   [16]巴赫金:《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语言科学中的社会学方法基本问题》,载《巴赫金全集》第2卷,钱中文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427~428页。

   [17]巴赫金:《夹在二号笔记本中的内容提纲》,载《巴赫金全集》第4卷,钱中文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363页。

   [18]戴维·伯姆:《论对话》,尼科编,王松涛译,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8、19-20页。

   [19]戴维·伯姆:《论对话》,尼科编,王松涛译,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9页。

   [20]戴维·伯姆:《论对话》,尼科编,王松涛译,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2、38页。

   [21]戴维·伯姆:《论对话》,尼科编,王松涛译,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3页。

   [22]戴维·伯姆:《论对话》,尼科编,王松涛译,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1页。

   [23]阿克顿:《自由史论》,费尔斯编,胡传胜等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10页。

   [24]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30页。

   [25]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5页。

   [26]俞可平:《协商民主译丛总序》,载詹姆斯·博曼、威廉·雷吉主编《协商民主:论理性与政治》,陈家刚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版,总序第1页。

   [27]詹姆斯·博曼、威廉·雷吉主编《协商民主:论理性与政治》,陈家刚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版,第3-26页。

   [28]桑斯坦:《网络共和国》,黄维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7页。

   [29]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童世骏译,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389页。

   [30]桑斯坦:《网络共和国》,黄维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9-70页。

  

   (原载《天津社会科学》202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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