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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广云:全球治理:从承认、对话到协商

更新时间:2021-06-27 00:36:22
作者: 程广云 (进入专栏)  
因此,告别“我—它”式的“独白”的路径的关键乃是以一种“我—你”式的“对话”来消解主客体二分和唯我独尊的认知—工具理性的世界模式。于是,布伯重新唤醒世人要求一种较之“我—它”更“本真”的“我—你”——突出“你”在世界中的位置,通过皈依“永恒之你”来治疗现代性中日益膨胀的病态“自我”,通过体验“本真”的“我—你”的关系世界,超越异化的“我—它”的经验世界、对象世界,从而在现代性的“独白”危机中获得最终拯救!巴赫金的哲学思想主要表现为伦理学、哲学人类学的建构,贯穿其中的中心思想是交往和对话的思想。巴赫金说:“存在就意味着进行对话的交际。对话结束之时,也是一切终结之日。因此,实际上对话不可能、也不应该结束。”“一切都是手段,对话才是目的。单一的声音,什么也结束不了,什么也解决不了。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对话的基本公式是很简单的:表现为‘我’与‘他人’对立的人与人的对立。”[15]

   巴赫金同时从语言学来研究对话问题,提出超语言学。超语言学其实是研究对话关系的,而其核心概念,则是“表述”。人的语言活动的中心是表述(话语)。人的生活在于交往,交往在于语言。人们一进入交往,就进入对话。表述(话语)生存于两个人中间。巴赫金指出:“实际上话语是一个两面性的行为。它在同等程度上由两面所决定,即无论它是谁,还是它为了谁。它作为一个话语,正是说话者与听话者相互关系的产物。任何话语都是在对‘他人’的关系中来表现一个意义的。在话语中我是相对于他人形成自我的,当然,自我是相对于所处的集体而存在的。话语,是联结我和别人之间的桥梁。如果它一头系在我这里,那么另一头就系在对话者那里,话语是说话者与对话者之间共同的领地。”[16]不仅如此,表述(话语)生存于上下文中间。有了表述(话语),有了语言,也就有了对话。巴赫金的对话理论论证了“人类生活本身的对话本质”。[17]人的生活、思想和语言的本质都是对话、交际。

   除了存在论和语言学两个领域问题之外,对话还有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所谓“伯姆对话”亦即伯姆的对话理论肇始于一个问题意识——“沟通问题(the problem of communication)”。首先,在以信息沟通来界定对话内涵的基础之上,伯姆提出对话具有创新性思想或共识性观念的重要意义。这是一种通过对话共同创新的过程,也是一种通过对话达成共识的过程。必须承认的是,伯姆从创新和共识这两个基点来定义“对话”,确实把握了对话的本质。对话,积极地说,是基于共事(合作)的需要;消极地说,是基于共存(同在)的需要。其次,伯姆认为对话的宗旨正在于悬置思维假定,破除思维定势。最后,伯姆对于如何开展对话,搁置己见,达成共识提出了深刻的洞见,对于对话可能遇到的困难及其解决的办法进行了周密的探讨。伯姆指出,对话应当是一个渐进的长期过程,并认为其主要目的不是解决“个人问题”,不是“心理治疗”,作为“群体对话”“旨在探讨文化层次上的问题”。对话没有“绝对的目的”,只有“相对的目的”,“我们的目的乃是在于真正地、流畅地对真理进行交流。”[18]如果对话者们企图设定某种其他目标,即形成相应的限制自由思考的思维假定和思维定势。伯姆提出,对于对话展开过程中浮现的种种思维假定和思维定势采用一种所谓“搁置”的态度,只有搁置己见,仔细审视,才能熟悉思维的作用方式,还原思维假定和思维定势。与此同时,对话双方在搁置己见中,无疑扮演着彼此思维之镜的角色。对话者们悬置各自的思维假定和思维定势恰恰能够最真切地认清思维的假定和定势,继而更清醒地认识自我——抵达“对自身的感受”——“本体感受”(proprioception)。[19]伯姆提出,思维假定和思维定势导致对话者们发生冲突的根源所在——“必要导致冲动”。这种必要性的冲动,导致对话者的冲突。伯姆期待着在冲突陷入僵局的情况下,对话者对于必要性的质疑和反省。一言以蔽之,伯姆对话思想的独特性就在于将对话置于一个思维或思想过程的检视和反思当中,最终通过集体参与和分享达至“共享性的意识(participatory consciousness)”之境地,这就是“真正的对话”。在这种“对话”中,对话者们处于“一体”(one body)和“一心”(one mind)的状态。[20]伯姆倡导“对话之心(the attitude of dialogue)”,进而描述了“通过对话实现某种超越”的梦想,这是一种精神能量——“‘共有共享’(communion)”。[21]

   伯姆认为,“协商”是“对话的初级阶段”,“协商的目的在于找出进行对话的一条公认之路。”[22]其实,对话和协商是一个循环:协商既是对话的初级阶段,也是对话的高级阶段。因为对话前需要对对话的时间、地点和程序进行协商,对话后需要对落实对话的原则共识和具体共识进行协商。但是归根结底,对话终于协商,协商高于对话。对话停留于言论,目的是创造共识;协商付诸于实践,目的是合作共事。前者是普遍性的(共相),后者是特殊性和个别性的(殊相)。

   三、从表决到协商

   毋庸置疑,协商的前提必然是对话,对话是协商的必要条件。虽然对话包含于协商中,但对话与协商又似乎有着某种可按“理一分殊”理解的张力关系。一般性的可发生于各种领域中的“对话”扮演了“理一”之角色,而特殊性的“协商”则承担了“分殊”之角色。因此,当我们讨论对话和协商时,当然不是针对两种完全不同的主题。相反,此二者具有某种类似于“一般”与“特殊”(“共相”与“殊相”)或“体”与“用”(“本”与“末”)的关系。当对话运用于人们的社会生活,尤其运用于调整集体价值,或者发生于人们的政治生活,尤其发生于民主政治实践时,对话也就成为一种具有公共理性或交往理性的协商。与此同时,“协商的伦理”或“协商的民主”不啻于一种“对话的伦理和民主”,但是相比对话停留在言说层面上,协商进入到了行动层面。对话是交换意见,协商是共同决策。协商是一个治理循环的终点,是承认与对话的完成和必然结果。

   正如对话对应于独白一样,协商对应于表决(选举是人事的表决),亦即由一人、少数人、多数人决策的机制,它们分别对应于君主(独裁)制、贵族(寡头)制和民主制。协商就其本义而言,不可能运用于任何一种独裁之中,对于独裁者而言,其他人聊备咨询而已,除了自己之外,任何他人不得参与决策。因此,协商只有两种可能:少数人之间的协商(贵族协商)、多数人之间的协商(民主协商)。因此,协商并非一定就是民主协商甚或协商民主,协商民主是协商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和层次的产物和表现。由协商到民主协商、协商民主,必须设计一些规范语境,安排一些制度环境,譬如协商群体中的平等原则,尊重言论自由的环境,协商参与者本身的多元性,协商过程中的激励机制,等等。

   “协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或译“审议民主”、“商谈民主”、“商议民主”),是一种有着悠久历史思想渊源且于20世纪末兴起于西方学界和政界的一种新型民主理论范式,是古典传统的复兴,是民主的崭新形式。在西方,很早便有了把民主与协商相结合的传统。阿克顿勋爵把古希腊时期伯里克利的统治描述为:“一切决定都经过公开细致的辩论,一切影响都服从思想的优势。”[23]而伯里克利心中的民主政治则是:“政权是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我们的政治生活是自由而公开的,我们彼此间的日常生活也是这样的。”[24]古罗马时期的著名思想家西塞罗本身就是一个演说家,他心目中理想的演说家和理想的国家管理者几乎是等同的,演说家是具备政治美德之人,公开的演说是共和国治理的主要手段之一。如果说演说诉诸的是公共,那么辩论则诉诸的是理性。从协商民主理念的提出及发展上,可以看出,协商民主与共和理论密切相关。哈林顿和卢梭等共和理论家就强调了基于共同利益、价值或传统的公民协调的可能性。卢梭就划分了众意与公意的界限:“公意只着眼于公共的利益,而众意则着眼于私人的利益,众意只是个别意志的总和。”[25]协商民主强调民主体制的决策是通过公开讨论作出的,每个参与者能够自由表达,参与其中。这实际上属于伯林所说的积极自由的理念(尽管伯林主张消极自由)。积极自由不仅需要公民自身的参与,也需要政府积极地提供条件,从而为政府的一定程度的干涉提供了正当性。而霍尔姆斯和桑斯坦在伯林积极自由的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积极权利”的观念,他们认为“所有权利都是积极权利”,因为所有权利都需要法律提供规定、政府(公共机构)提供保护。从这个思路出发,公民参与公共讨论、贡献智识、改善群体决策也就是理所当然之事了。“协商民主,简单地说,就是公民通过自由而平等的对话、讨论、审议等方式,参与公共决策和政治生活。”[26]

   协商民主作为一种参与式民主,是代议制民主的有益补充。表决民主是人民主权的核心,就其个体形式而言是自由民主,就其集体形式而言是大众民主(这里只讲合程序的民主,不讲非程序的民主)。协商民主必须建立在表决民主基础上,它才真正能够发挥作用。但是,表决民主是一种群体决策的模式,存在诸多弊端,如“多数人暴政”(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乌合之众”(勒庞《乌合之众》)、“群体极化”与“群体盲思”等。以上弊端都可以归结为一点,即激情(或者说偏好)超越了理性,因而需要理性超越激情。从表决民主到协商民主,关键在于理性与激情的区分。表决民主具有激情超越于理性的倾向;相反,协商民主具有理性超越于激情的倾向。因此,协商民主是表决民主的救治方略。协商民主的核心是理性,通过协商的过程校正群体行为的弊端。

   表决民主通常就是集体选择和多数表决的机制。就其自由民主面向而言,它相信理性人假设,追求利益最大化;就其大众民主面向而言,它相信集体决策优于个人决策、多数决策优于少数决策。需要表决民主的基本理论假设是:群体大于一人。但这一假设的前提却存在着内在的矛盾和限制:其一,没有其他人比一个人自己更知道什么最好?但是在许多情况下,屈从于偏好或激情且受制于资本和权力的人们未必知道什么最好;其二,个人偏好并非固定不变,而是经常变动;其三,公共利益并非各种相互冲突的私人利益的加总。启蒙运动的著名思想家孔多塞创立了孔多塞陪审团定理(Condorcet Jury Theorem),试图运用概率计算的理论论证多数决和比例多数制:假定每个人正确的概率超过50%,则群体正确的概率随着群体规模的扩大可增加到100%;但是每个人犯错的概率超过50%,则群体犯错的概率随着群体规模的扩大同样可增加到100%。这个定理揭示了表决民主的风险。

   两种主权——消费者主权和政治主权暨两种身份——消费者身份和公民身份的区分,有助于我们理解表决民主和协商民主。这一区分源于两个领域——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区分。“消费者主权”概念最早见于斯密的《国富论》,奥地利学派和剑桥学派都把“消费者主权”看成市场关系中的最重要原则。哈耶克曾提出“消费者主权理论”(consumer sovereignty)。后来,埃尔斯特区分了政治行为与市场行为。[27]桑斯坦在《网络共和国》中提出了两种主权观念的区分:消费者主权,来自自由市场;政治主权,来自自由国家。前者强调经济自由,后者强调政治自由。这两种主权理念侧重于个体自治、民主社会的层面,而非国家治理的层面,与国家主权中的“主权”不同。这两种主权的观念只有在现代国家主权在民的前提下进行讨论才是有意义的。在专制社会,消费者主权和政治主权都不可能真正存在。与消费者主权和政治主权相对应的是消费者身份与公民身份。正是从消费者主权与消费者身份中剥离出政治主权与公民身份,才能从表决民主中剥离出协商民主。自由主义偏爱市场,共和主义偏爱协商。表决民主就是市场原则在政治上的体现。而协商民主的理念则是营造一个“说理共和国”[28],公共论坛是“说理”的重要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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