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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文钊:中美关系不是新冷战

更新时间:2021-06-26 21:52:45
作者: 陶文钊  

  

   特朗普任内,美国对华政策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中美关系遭到严重破坏,跌入了建交以来从未有过的低谷。于是,一些美国学者便认为,两国关系陷入了“新冷战”,特朗普给拜登新政府留下了一场“新冷战”。也有少数中国学者多少附和这种看法。笔者不认同这种观点。笔者认为,现在的中美关系与当年的美苏冷战有着根本的区别。

   中美相互依存是美苏之间所没有的

   中美两国间的相互依存是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所没有的。这里的依存有两大类,一类是经济上的相互依存,一类是非经济的。

   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又包括双边的和多边的。中美建交四十年来,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全球化加速发展,特别在中国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中国经济真正起飞,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占据重要地位,中美经济上的相互依赖不断加深,你只有我,我中有你,真正到了谁也离不开谁的地步。据美方统计,到2011年中国成为美国第一大货物进口来源地、第二大贸易伙伴、第四大货物出口市场,双边贸易额达5390亿美元。2015年美国对华贸易占美国外贸比重达16%,中国对美贸易占中国外贸比重为14.1%。[1]特朗普当政以后发起了对华贸易战,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加征关税,但这没有能够扼杀双边的贸易关系,2017年双边货物贸易额达到6359.7亿美元(美方统计),比上年增长10.0%。其中,美对华出口1303.7亿美元,占美出口总额的8.4%;美自华进口5056.0亿美元,占美国进口总额的21.6%。[2] 2019年有所下降,2020年虽受疫情影响双边贸易又逆势回升,比上年增长了8.8%,达4.06万亿人民币。[3]特朗普政府一再鼓吹中美“脱钩”,但响应的美商寥寥无几。中国是有14亿人口的大国,其巨大的消费潜力对企业家无疑是十分有吸引力的。“脱钩”说到底是市场行为,而市场的主体是企业,是否“脱钩”是要由企业来做主。上海美国商会2020年发布的年度报告显示,美国企业仍然将中国消费者视为巨大的机会。在华有生产经营活动的200家企业中,超过七成的企业没有撤离中国的计划,只有3.7%的企业表示将部分生产环节由中国转移至美国,而且是些比较小的企业。[4]2021年第一季度中美贸易额同比增长61.3%。[5]这种经济纽带在冷战时期的美苏之间是不存在的,当时两国的贸易额极其微小。

   多边的经济相互依赖最突出的表现是应对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危机由美国的次贷危机引起,在美国爆发,很快波及全球。美国高官直接给中方领导人打电话,希望中方合作,同舟共济成了当时美国高官的口头语。中方积极参与二十国集团的活动,与美方及各国协调宏观经济政策,抵制保护主义,使危机没有演变成上世纪30年代那样的大衰退。中国经济攻坚克难,持续增长,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保持在30%左右,美国也从中国的贡献中获益匪浅。

   当今中美之间的非经济相互依存是常常被忽视的,实际上其重要性并不亚于经济上的相互依赖。中国在实行改革开放过程中逐渐融入国际社会,参与越来越多的全球治理机制,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一句流行语是“与国际接轨”。到了本世纪,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中国对国际社会提供的公共产品越来越多,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历史充分证明了,中国既是现行国际体系的受益者,也是参与者、建设者和贡献者。在联合国安理会、联合国维和行动、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制、合作应对伊朗和朝鲜的核问题、在世界卫生组织和抗击SARS、埃博拉、新冠疫情等流行病、在达成和实施《巴黎气候协定》、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等方面,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单独胜任,也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置身事外。中国与国际社会包括美国都是相互依存的。

   在冷战时期世界分裂成两个阵营,苏联虽然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但美苏在安理会更多是争吵,而不是合作。当然也不能说美苏完全没有合作。双方合作的主要表现在军备控制方面。在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后,美苏双方都感受到了核战争的威胁,在继续进行军备竞赛的同时把军备控制提上了日程,签订了一系列条约,实现了两国之间的“恐怖平衡”(双方都惧怕对方的核武器),这是两国最主要的相互依存了,这与当今中美的相互依存是不能同日而语的。可惜本世纪以来,尤其是特朗普当政以来奉行“美国优先”,已经把这些军控机制破坏得所剩无几了。

   意识形态之争今昔不同

   冷战有两个基本特点:一个是意识形态之争,一个是集团或“阵营”之争。

   从意识形态之争看,首先,美苏之间的意识形态之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是生死之争。美国认为苏联在“扩张共产主义”,苏联认为美国要“消灭社会主义”,几乎是势不两立,水火不容。其次,两国都动员起意识形态的力量来为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服务,美国把苏联看成它实现世界霸权,确保建立自由资本主义为基础的全球体系的最大障碍。美国的政治精英无不认为“苏维埃共产主义是对自由的主要威胁”;[6]丘吉尔在富尔顿演说中就危言耸听地说:共产主义“到处构成对基督教文明的日益严重的挑衅和危险”。杜鲁门利用美国人害怕共产主义的心理,提出了“杜鲁门主义”。从此,任何对西方制度的威胁,都可以被随意说成是共产党鼓动的,而不是制度本身引起的问题。正是这种对意识形态的滥用导致了日后的麦卡锡主义。[7]

   现在中国与美国之间也存在着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但这与冷战时期美苏形同水火的对立关系不同。首先,中国没有“传教士”的使命感,没有以自己的意识形态改造别国的欲望与传统,中国奉行的是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提倡的是:“阳光包含七种色彩,世界也是异彩纷呈。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都有自己的长处和优势,应该相互尊重,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共同进步”。[8]2013年中国在提出新型大国关系时也把“相互尊重”作为一项重要原则。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再次明确,把“坚持以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为基础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坚持以深化外交布局为依托打造全球伙伴关系”,作为新时代外交工作的重要指导思想。其次,中方吸收别国包括美国的长处,但不照搬,而是走出自己的发展道路。中国也决不把自己的经验作为一种“模式”向外输出,而是认为各国都必须走符合自己国情的道路。这一点,美国有识之士也是承认的,如美国前任副国务卿佐利克在2005年9月关于中美关系的一次讲话中就说,中国与前苏联不一样,中国不寻求扩展激进的反美的意识形态。[9]第三,中国从来不干涉别国内政,即使对外援助也不附带政治条件,在实行“一带一路”项目中,中国欢迎所有沿线国家加入进来,与中国一起共商、共建、共享,并努力实行与各国自己的发展规划相对接,完全不以意识形态来区别亲疏远近。至于蓬佩奥之流戴着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观察事物,丑化中国,只能说明他们人到了21世纪,思想却还留在冷战时代。

   当今世界不存在集团和阵营竞争

   美苏冷战的另一个特征是集团竞争,在欧洲是华约和北约,在全球是两个阵营,美苏是两个集团的头。集团的利益高于集团个别成员国的利益,成员国的利益服从集团的利益。双方是全面的对立和对抗,对国际事务的表态也是泾渭分明。现在的情况可不是这样。诚然,美国的同盟体系仍然存在,它是美国全球地位的重要支柱。但现在的盟国已经不是冷战时代的盟国,各国都在寻求自己的国家利益,尤其是经济利益,不再唯美国马首是瞻。当年德国、法国反对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是最好的例子。最近的两件大事也很能说明问题,这就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签订与中欧结束关于《双边投资协定》的谈判。美国的许多盟国都是这两个协定的成员国。通过RCEP, 中国与日本建立了自由贸易关系,中国还将积极努力与日、韩达成三边的自贸协定。《中欧双边投资协定》历经7年谈判达成,是一个全面、平衡、双赢的协定,也是中国加大改革开放力度的一个很好的展示。虽然2021年5月20日,欧洲议会表示已冻结有关批准中欧投资协定的讨论,协定后续进程出现一些波折,但协定符合双方利益是各方共识。据比利时智库布鲁塞尔研究所5月21日公布的一项研究称,2019年至2023年,中国经济将增长超过23%。[10]欧洲经济对中国经济的依赖,只会增强,不会削弱。可见,不论美国哪届政府,要想组织一个所谓“民主联盟”“价值观联盟”来共同对付中国,谈何容易。

   至于中国,从改革开放以来实行的是“从容发展同所有国家的友好关系”的外交政策,[11]是结伴不结盟的政策。新时期中国的伙伴关系外交有如下特点:第一,国家不分大小,平等相待,相互尊重;第二,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作为区分国家关系亲疏远近的标准;第三,照顾彼此的核心利益和重要关切,强调互利双赢,给彼此带来切切实实的利益;第四,坚持开放合作,不是排他的,不针对第三方,一个国家可以是多国的伙伴。中国的伙伴关系外交搞得风生水起,为“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了重要支撑;而“一带一路”项目的实施又充实了伙伴关系外交的内涵。这与冷战时代的集团外交完全不同。

   总之,中美“新冷战”的说法对中美关系和美苏关系进行了不恰当的比附,是误导性的,不利于我们正确认识当前的两国关系。

   相向而行,重建中美关系

   在过去七十年中,中美关系有过两次重建。第一次是从1971年基辛格访华、1972年尼克松的破冰之旅到1979年中美建交。这次重建根本改变了 中美关系的性质,使之从敌对的关系变为正常国家关系。第二次重建是在冷战结束之后,由于国际形势的巨变,由于先前中美两国和解的战略基础消失,在两国关系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颠簸之后,两国重新认定了共同利益,成功地实现了 1997年10月江泽民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和1998年6月克林顿总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重建了两国关系。此后,中美关系得到了二十多年比较健康稳定的发展,帮助营造了对中国现代化建设有利的国际环境,也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繁荣作出了贡献。

   现在提出再次重建中美关系,主要有三个理由。首先,也是最主要的理由是,虽然特朗普政府已经下台,但其错误的对华政策对两国关系造成了全面的严重破坏,中美关系非重建不可了。其次,二十多年来,中国、美国和国际形势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美关系的重建要充分考虑新的形势和现实。第三,毋庸讳言,现在中美关系中的竞争面扩大了,对这些竞争需要进行精细化管理,要有章可循,不能无规则地竞争。现在中美之间也有一些管控的规则,但在许多方面还缺乏规则,双方要就管控分歧进行全面、深入、持久的对话,这是重建两国关系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内容。

   虽然美国民主党也把中国崛起视为对美国全球地位的主要挑战,但民主党与共和党还是有不同的理念,在如何应对中国挑战方面有不同认识,特朗普从民粹主义出发不可能对中美关系得出理性的看法,拜登及其团队认为在与中国竞争的同时,两国仍然可以在双边、地区和全球的相关问题上进行合作;拜登新政府在行事方式上也不会像特朗普政府那样不可预测,翻来覆去。从美国大选结束以来,中方已经多次发出信息,希望新政府重拾理性,美中两国相向而行,重启对话,聚焦合作,使两国关系重回正轨。这是符合中美两国利益并有利于国际社会的唯一正确的选择。

  

   原文载《前线》2021年第6期。

  

   注释:

[1]宋国友:《融合、竞争与中美经贸关系的再锚定》, 吴心伯主编:《 中美战略关系报告 ·2015》, 时事出版社2016年版,第24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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