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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必新: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

更新时间:2021-06-25 23:01:09
作者: 江必新 (进入专栏)  
推出食品药品安全、安全生产、防灾减灾、社会治安防控和网络安全等方面的体制机制改革举措。成立了统一权威的食品安全监管机构,建立了严格的覆盖全过程的监管制度,出台了一系列食品药品安全、质量安全的政策措施。持续深化安全生产管理体制改革,建立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和安全预防控制体系,努力遏制重大安全生产事故。健全防灾减灾救灾体制。应急管理体系不断健全,应对危机与风险的能力明显提高。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创新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完善网络和信息化管理领导体制,制定和实施网络安全战略,加强网络市场监管。平安中国建设取得重要新进展。

   (五)以基层为中心,以条线为抓手,加强城乡社会治理

   城乡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也是社会治理体系中的基础部分。近5年来,党和政府更加重视城乡社区治理,各地普遍推行民主化、网络化、网格化、精细化管理,完善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创新城乡居民全面服务管理新模式。畅通民主渠道,开展基层协商,推进城乡社区协商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坚持因地制宜,突出特色,推动各地立足自身资源、条件、人文特色等实际,完善社区治理模式。完善市民公约、乡规民约等行为准则。重视传播优秀传统文化,大力开展乡风、村风、家风建设。加强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和传统村落保护,传承向上向善的正能量,推动中华优秀传统美德与文化的保护和创新发展,促进了平安社会、和谐社会建设。

   (六)以德法兼治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完善社会治理的体制、规则和机制

   习近平同志强调:“必须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使法治和德治在国家治理中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发挥对社会治理的保障作用。“培育和弘扬核心价值观,有效整合社会意识,是社会系统得以正常运转、社会秩序得以有效维护的重要途径”,发挥凝聚社会共识提升社会认同的作用。十八大以来,以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为契机,国家不断加强社会治理的法治化与制度化建设。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日益完备;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对社会治理发挥了重大推动作用。

   道德是社会的隐性制度,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对人的社会行为进行引导与规范,与法律制度等“显性制度”交互影响,共同构建社会秩序。[4]社会诚信是道德的突出内容,是社会有序与社会和谐的基础,既是社会治理的环境要素,也是社会治理的直接目标。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对社会诚信建设做出了一系列重要部署。2014年,《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关于推进诚信建设制度化的意见》先后发布;2016年,《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务院关于加强政务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个人诚信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相继出台。201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中,将推进青年信用体系建设、倡导和培育青年诚信品格纳入青年发展事业总体布局。与此同时,全面加强社会信息基础设施、基础制度、基础能力建设,一系列配套制度快速健全:加快推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建立以公民身份号码为唯一代码、统一共享的国家人口基础信息库,建立公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法人和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等等。

   (七)以体制机制创新为经,以路径方式创新为纬,实现社会治理体系与能力现代化

   十八大以来,社会治理的体制机制创新被放在突出重要的地位。习近平同志指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关键在体制创新。” 以善治为统帅,努力推动系统治理、综合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和专项治理的有机结合,取得了一系列治理的成效和经验。在治理体制方面,我国在探索中逐步确立并致力完善“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在社会治理机制方面,建立健全党委领导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社会利益协调机制、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机制、社会风险评估机制、突发事件监测预警机制,保证社会治理的常态化、长效化、社会化、智能化。按照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要求,积极探索社会治理方式创新。以现代科技为抓手,以社会治理队伍为力量,推动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北京、上海和深圳等特大城市积极探索符合超大城市特点和规律的社会治理新路子,强化网络化、智能化管理,提高城市管理标准,大力推行基层治理信息化,打造“智慧社区”,不断提高城市社会治理精细化、智能化、现代化管理水平。

   三、中国新时代社会治理之前瞻

   党的十九大报告再次强调,“要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明确提出要“坚持人人尽责、人人享有,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保障群众基本生活,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形成有效的社会治理、良好的社会秩序,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并特别就“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进行专门部署,提出要“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这为新时代的社会治理指明了方向,描绘了蓝图。

   随着我国社会进入新时代,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明显变化,社会治理面临的任务、预设的目标也有所变化。随着国家进入全面实现小康目标的冲刺期,社会治理的重心也将发生相应移转。尤其是在国家的总任务将由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转变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之后,今后一个时期社会治理的重要任务,就是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治理之路,以良法善治为目标,以社会协同为路径,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打造人人有责、人人尽责的命运共同体,推进社会治理的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和专业化,从而实现社会治理的现代化。

   社会治理难在整合、重在预防、贵在长效、安在制度、成在文明。上述社会治理发展总目标,至少包含五个重要方面:第一,从合作共治到系统协同,社会治理体系完备体制成熟。第二,从有效治理到长效治理,社会治理源头理顺夯实。第三,从矛盾应对到风险预防,前瞻性治理有效回应社会系统性风险。第四,大批相对稳定的机制模式沉淀为制度上升至法律,社会治理各项活动全面纳入法制轨道。第五,社会治理愿景由社会平安迈向社会文明、从社会秩序升级到社会美好。

   从当前到今后的相当一段时间,社会进入急速变革、高度复杂、全面风险的新阶段。社会治理必须立足于当下社会现实格局与基本生态,抓住主要矛盾和关键难点。有鉴于此,为实现上述总目标和五方面的展开,今后我国社会治理应重视如下具体工作。

   (一)科学配置全社会治理的治权,构建协同治理的格局

   合作治理更强调参与主体的平等地位,但相比而言,协作是较合作更高形态的组织间关系。[5]后者不仅要求多元主体基于共同目标参与行动,而且强调多元主体按照一定的分工发挥各自的特定作用。中国的社会治理应当迈向科学的协同治理。一方面,进一步明确政府主导和社会参与的具体分工与协作模式,基于各自优势科学配置治权,明确各自权责。以社会组织为例,针对自我保护型社会组织,政府可以采取“孵化赋能策略”提升社会组织的自我服务能力。针对专业服务型社会组织,政府可以采取“竞争性购买策略”吸纳此类社会组织的专业服务能力。另一方面,构建政府与社会协作平台,使社会组织在治理中获得合法性、生存资源及活动空间,同步推动国家能力特别是服务能力获得建设性的增长,并促进国家权力与社会自治保持“有机团结”。[6]在此过程中,应当重视责任的同步配置,促使参与治理者规范行使治权。

   (二)深度利益整合,共享和补偿同步推进

   社会治理的根本挑战来自资源稀缺条件下多元主体的利益冲突,社会治理的深层次问题是利益的衡平,其背后是人们对幸福美好生活的追求和我们的社会发展不均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无论是广场舞大妈与附近居民之间的安宁矛盾,[7]还是“暴走团”与司机之间的路权之争,[8]直至垃圾处理站建设中的邻避效应,其背后都是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冲突。社会治理的调整涉及社会群体利益格局的变换,难以自动弥合民众多元的利益诉求。未来,需要进一步推进改革和社会公平,不断打牢和巩固社会和谐稳定的物质基础,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社会矛盾的产生。同时探索对各种利益进行深度整合,创造共赢模式,在各领域推进共建共享。对于必须做出利益调整,切实难以实现利益共赢的改革问题,应当做足做好补偿。这是帕累托改进的基本要求,也是防范社会风险的根本之道。

   (三)着眼于重心下移和系统治理,实现社会治理资源的优化配置

   社会治理重心在基层。习近平同志指出,“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到城乡社区”。[9]基层治理是党中央治国理政和人民群众参与国家治理的基本结合点。基层社会治理精细化、网格化是当前和今后我国基层社会治理建设与完善的目标,是夯实社会治理基础的关键。基层社会治理往往因资源不足而陷入治理困境。尤需进一步下沉治理资源,增强城乡社区服务和管理能力,筑牢基层社会治理。

   加快推进民生领域体制机制创新,促进公共资源向基层延伸、向农村覆盖、向弱势群体倾斜;健全基层公共服务体系,建立更加公平的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维护社会成员的基本福祉,全面解决基层群众面临的就业、住房、医疗、教育等方面的困难。夯实公众参与社会治理所需具备的政治经济社会基础,破除目前仍然存在的公众参与体制机制以及文化观念上的障碍,提升社会成员作为“社会人”的能动力,[10]促使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相一致。

   (四)积极拥抱现代科技,提升社会风险预测预警和防控能力

   习近平同志指出,“社会治理是一门科学”。新技术的运用能够迅速拓展社会治理创新的空间与格局。社会治理是对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事务进行组织、协调、指导、规范、监督的过程。它以掌握治理对象的状况及其外部环境的信息为前提。[11]随着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发展,社会治理模式正在从单向管理转向双向互动,从线下转向线上线下融合转变。大数据技术通过对海量数据的快速收集与挖掘、及时研判与共享,成为支持社会治理科学决策和准确预判的有力手段。云计算对于打造生态绿色、智慧管理的新型社会治理模式能够发挥重要作用。随着EI、AI技术的快速崛起和广泛应用,社会治理要紧密跟踪技术变化所带来的治理方式乃至治理模式改进的机会与空间,与时俱进地创新优化,不断提升社会治理智能化、专业化水平。

   (五)坚持公正司法、便民司法相结合,进一步提高司法公信力

   司法在社会治理中扮演至关重要角色,被称为“微观社会矛盾纠纷的灵敏显示器和社会治理状态的预警机”。[12]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全面深化,越来越多的社会冲突进入司法渠道,为司法裁判社会治理功能的释放提供了广阔舞台。司法对具体矛盾定纷止争的同时,维护公民权利和监督公权力。在此过程中,司法实现了法治价值的传播,促进公众守法习惯的养成,并敏锐捕捉社会变化并对其进行适度回应,为治理规则的完善升级积累经验,促进社会治理在法制轨道上健康发展。

部分社会矛盾因缺乏对应的法律规范的明确规定,难以透过是非对错的裁决模式处理,无法进入司法渠道,被学者称为“法治剩余”。[13]法治剩余问题深刻困扰基层治理。信访制度及其背后的行政体制采用与法院相异的原则对待社会矛盾,践行一套独具特色的矛盾化解机制,能够将法治剩余问题吸纳进入行政体制,激发地方政府积极回应社会矛盾。(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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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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