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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存光:“儒者之学”的根本关切与精神特质——二程兄弟性理体认之学及其为学理念与道德信仰

更新时间:2021-06-25 21:20:20
作者: 林存光 (进入专栏)  

  

   二程兄弟是引领和开创儒学第二期发展而且是当时最富独创性的新儒学思想家。他们最主要的思想贡献便在于其对天道性理的根本领悟与深刻洞见,并以性理为中心概念而建构了一套将天、人、性、命、心、德、道、理、仁、诚、圣、学贯通为一的宏大思想体系,提出了诸如体认天理、学为圣人、人性本善、格物致知、穷理尽性等一系列重要儒学命题。当人们在论及到二程及宋明新儒学思潮时,常常把他们构建的思想体系和意义框架,仅仅看作是一种哲学学说,亦即看作是一种纯哲学玄想与思辨的产物,然而,这一看法显然并不完全符合二程所谓“儒者之学”本身的宗旨与义蕴。尽管在今天,对于历史上的所谓“儒者之学”,我们可以从哲学论说的意义上去理解和诠释,但其本身的宗旨和义蕴却绝非仅仅是要以空言立说而已,事实上,对二程而言,“立言”必须以“明道”为宗旨和目的,正所谓“立言,所以明道也”;更进而言之,立言明道又必须落实在“以身任道”的躬行实践上才有意义,否则纯粹的“空言”或“学说”是毫无意义的。因此,在二程所谓“儒者之学”的意义上,对于形上之性理或天道义理的体认和证悟,决非是一种纯哲学的玄想与思辨,其性理之学的根本关切与宗旨乃是要为人的道德修养和精神生活奠立一种形上性理的终极依据,并以此来为“儒者之学”树立一种“学以至圣人”的为学标的和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仁道信仰,反之,只有“学以至圣人”的为学工夫和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仁道实践才能真正证成形上性理作为终极的、具有绝对普遍意义的道德精神实体之真实存在的真理性。而所谓“体认”一词,则最能体现二程性理之学的宗教性的深刻义蕴与精神特质。兹就这一问题论述一二,以就正于方家。

   一、重思“儒者之学”的宗旨与本义

   美国著名汉学家包弼德尝言:

   从一个历史的观点来看,我们认为一个人是否是“儒者”其实并不需要接受关于“儒学”是什么的定义。我们其实只要承认,所谓的“儒学”,不过就是某一个时代,那些自称为“儒者”的人正在从事的事情:“儒学”就是“儒者”的事业。

   这样一种历史的观点,当然是有道理而无可厚非的。不过,当涉及到“儒者”的自我身份认同和儒学形态的历史演进乃至根本性的时代转向时,问题似乎也并不是直接由这样一种历史观点所能够充分解释清楚的。

   正如安乐哲先生所说,也许我们不应该问“什么是儒学”或“儒学是什么”的问题,而更应该对于儒学“持一种叙事性(narrative)而非分析性(analytical)的理解”,因为“是什么”的问题“易于将儒学本质化为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除了‘什么’的问题之外”,我们需要追问的更为重要的问题就是,“在不断演化的中国文化的各种特定条件下,儒学如何历史性地发挥作用,以力图最大限度地利用既有的外部环境”。要而言之,从叙事性的理解视角讲,所谓“儒学”,乃“是一个社群的连续的叙事,是一种进行着的思想与生活之道的中心。切近作为一种连续文化叙事的儒学,呈现给我们的是一种周而复始、连续不断并且始终随机应变的传统,从这一传统中,形成了她自身的价值和理路。对于我们来说,通过在特定的人物和事件之中引发相干的关联,使对于儒学的叙事性理解成为可能。儒学在相当程度上是传记性(biographical)和谱系性(genealogical)的,她是对一种构成性典范(formative models)的叙述。”

   相对于包弼德所说的那种历史的观点,这种叙事性的理解视角也许更具启发性,可以使我们更好地来审视和反思历史上的“儒学”及其历史演进和时代转向的问题。如所周知,儒学的历史并非是一种单线发展的过程,儒家的传统也并非是“一种单一的信念或一套统一的实践”,不仅其内部充满着认识的歧异紧张和思想的分化对立,主流和支流、官方和民间等各种儒学论说的此消彼长,以及彼此竞争的各种儒者的自我身份认同和对于不同类型的儒者的辨分判别,而且在与外部环境进行交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历史过程中,也始终伴随着持续不断的需要加以调适的诸如道与势之间的紧张状况和冲突问题。在这样一种真实而生动的历史演化过程中,一些具有典范意义的特定的人物和事件,特别是儒者对于自我身份的重新界定和儒家事业的重新规划而做出的历史性选择,真正赋予并决定了作为一种叙事性、过程性的儒学的实质内涵和真实面目。

   降至北宋之世,儒家学者所面对的,一是“只是以章句训诂为事”的汉唐经学传统,二是佛老之学“穷高极微”、“弥漫滔天”的严重挑战,另外还有“溺于文章”的文人习气。正是基于对此三大为学趋向和士习流弊的直接反思,激发了宋代儒家学者对儒者身份与“儒者之学”的重新思考、辨分与界定,宋代新儒学思潮的兴起即由此而发端。那么,“儒者之学”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学问呢?程颐如是说:

   今之学者,歧而为三:能文者谓之文士,谈经者泥为讲师,惟知道者乃儒学也。

   古之学者一,今之学者三,异端不与焉。一曰文章之学,二曰训诂之学,三曰儒者之学。欲趋道,舍儒者之学不可。

   今之学者有三弊:一溺于文章,二牵于训诂,三惑于异端。苟无此三者,则将何归?必趋于道矣。

   今之学者有三弊:溺于文章,牵于训诂,惑于异端。苟无是三者,则将安归?必趋于圣人之道矣。

   程颐之所以将“儒者之学”与文章、训诂、异端之学明确地加以辨分判别,意在突出和彰显的正是“儒者之学”的本真含义与儒之为学的宗尚志趣,即知道、趋道或对圣人之道的追求。果如是言,则所谓的章句训诂之学与此便是不相干的,故二程所谓“儒者之学”或“道学”事实上已大为不同于汉唐经师与文儒专以章句训诂、注经说经和著作文章为能事与要务的学问了。

   辟黜异端之迷惑,旨在维护儒家之道在学术思想上的正统地位;摈斥文章之沉溺,意在扭转文人学者以文章为能事的风气习尚;诟病训诂之拘牵,目的在使“儒者之学”的关注重心从滞心于章句训诂之末转向性命义理、心性修养或圣贤学问之本。在当时,显然并非只有二程兄弟认识到一般学者之“溺于文章,牵于训诂,惑于异端”的弊端,但他们由此而对“儒者之学”的根本关切及其为学宗旨与志趣所作的重新思考和界定,却确乎具有独见自得的代表性、创造性的典范意义,诚如英国著名汉学家葛瑞汉所说:“在新儒学复兴儒学的运动中,真正有创见的人物是程伊川。如果衡量一位哲学家伟大的尺度是他的贡献的独创性和他的影响大小的话,毫无疑义,程伊川是两千年来最伟大的儒学思想家!”依程颐之见,“欲趋道,舍儒者之学不可”,或者说“儒者之学”必趋归于“圣人之道”,这使二程“新儒学”的学术关怀和思想关切从根本上区别于老释异端之学以及一般文人学者和儒士经生的文章、训诂之学,从而对开启和引领有宋一代新儒学复兴运动做出了最具独创性的思想贡献。

   虽然程颐一再斥责学者拘牵于章句训诂之末,但他并非简单地拒斥和否定儒者注解经义的经典学问,也并非完全脱离经典和经义来探究和追求圣人之道,他不仅明确承认和充分肯定为学治经、读书穷理以及思索经义之价值和意义的重要性,甚至可以说二程为学求道的根底即在《六经》,尤其是论、孟、学、庸、易诸经传,如史传所谓“颐于书无所不读。其学本于诚,以《大学》、《语》、《孟》、《中庸》为标指,而达于《六经》”(《宋史·道学传》),但他认为,若仅仅是“滞心于章句之末”而不能穷理以致用,或“思索经义”而“不能于简策之外脱然有独见”,又或者为学治经而无所“自得”,那么,章句训诂就只是一种无用之学,“思索经义”因不能资之深、居之安而“非特误己,亦且误人也”,不能“自得”则“尽治《五经》,亦是空言”。事实上,与拘牵于章句训诂之末的汉唐传统经学不同,二程“新儒学”首先重视和强调的是“知道”或“趋道”本身的根本重要性,亦即对于二程“新儒学”来讲,更为重要的是,学者对于道或义理本身首先必须具有深造自得而独立自觉的认知、洞察和领悟,尽管他们认为“道之大原在于经”,学者须读书以求道或“由经穷理”,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读书学经应是为求道穷理而服务的,而不是相反,因此,学经或读《论语》、《孟子》之书而不能“知道”,那就是无益的。而且,对义理的体悟或觉解,不能单纯依靠书册,“若一向靠书册”,便不可能“居之安,资之深”,乃至“不惟自失,兼亦误人”。由此可见,二程兄弟为学治经、读书穷理与思索经义的根本用心,可以说正在于对根本义理的体悟和觉解,或者说意在对经典文本所蕴含的根本义理作一种哲学诠释学意义上的领悟和理解,它是通过与经典文本及其文本作者(特别是孔孟圣贤)进行思想对话的方式来实现的。由于思想家之间的义理对话与对于经典文字、章句、名物、制度方面所做的单纯的注疏训诂工作有着实质性的差别,因此,不同于汉唐学者拘牵于章句训诂之末的纯粹注疏工作,二程兄弟的为学治经、读书穷理以及思索经义可以说重新启动了对经典义理的根本领悟和觉解。与此同时,在二程看来,当时学者无疑面临着古今截然不同的为学境遇,即:

   古之学者,皆有传授。如圣人作经,本欲明道。今人若不先明义理,不可治经,盖不得传授之意云尔。如《系辞》本欲明《易》,若不先求卦义,则看《系辞》不得。

   古之学者,先由经以识义理。盖始学时,尽是传授。后之学者,却先须识义理,方始看得经。(一本云:“古之人得其师传,故因经以明道。后世失其师传,故非明道,不能以知经。”)

   这一古今不同的意识,不仅迫使二程等新儒学家们不得不“先须识义理”,或以“知道”、“明道”为先务,而且也促使他们不得不认真对待并思考造成古今不同的根本原因所在。

   程颐在为其兄程颢所写的“墓表”中说:“周公没,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无善治,士犹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诸人,以传诸后;无真儒,天下贸贸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灭矣。先生生千四百年之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志将以斯道觉斯民。……先生出,倡圣学以示人,辨异端,辟邪说,开历古之沉迷,圣人之道得先生而后明,为功大矣。”据伊川所言,其兄明道先生之所以“倡圣学以示人,辨异端,辟邪说”,是因为在他看来,“道之不明,异端害之也”,以至于“孟子没而圣学不传”,故“以兴起斯文为己任”。然而,反过来讲,异端之炽之所以能够害及“道之不明”,盖亦由孟子之后“千载无真儒”而圣学不得其传所致,正所谓“两汉而下,儒者之论大道,察焉而弗精,语焉而弗详,异端邪说起而乘之,几至大坏”(《宋史·道学传》),或如陆九渊所说:“近日学者无师法,往往被邪说所惑。异端能惑人,自吾儒败绩,故能入”。正惟如此,他们不得不跨越时代而直接上接千载不传之绝学,以便传承延续孔孟圣学儒道之正统。

   二程兄弟于千四百年之后,面对“圣人之学,不传久矣”而“学绝道丧”的儒学困境,自觉以兴起斯文、倡明圣学为己任,而自命为得圣人不传之学于遗经、“以身任道”而超绝千古的“真儒”。不过,明道先生更有名言曰:“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可见,二程之学,又并非仅从遗经而悟得圣人不传之绝学,而更是基于自家对于天理深造自得的直接体贴和深刻领悟,就此而言,我们甚至也可以说,如果不能于经书简策之外对道体性理脱然有其独见自得的领悟体认,那么,他们不可能从根本上摆脱章句之末、训诂之学的牵滞而重新启动五经四书的经典义理,乃至使学者能够通过治经读书来寻求到知道进德的阶梯与门径。不仅如此,也正是基于对道体性理脱然有其独见自得的领悟体认,他们才能对于佛老之学的严重挑战作出真正富有创造性的回应,乃至重新树立“儒者之学”的正统地位。

面对佛老之学“穷高极微”、“诬世界乾坤为幻化”的世界观和遗世绝伦、“以人生为妄见”的人生观以及“因其高明”而产生的深入人心的广泛影响,简单地遵循汉唐经典训诂注疏之学的学术传统已很难对此作出有效而强有力的理论响应。(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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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孔子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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