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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齐勇:从小康到大同:人类命运共同体——以《礼记·礼运》为中心的讨论

更新时间:2021-06-25 09:16:03
作者: 郭齐勇 (进入专栏)  

  

   “人类命运”及其“共同体”是非常复杂的课题。人的类存在、类本质是什么?人自身怎么定位?如何分析人类不同的“共同体”与“非共同体”的存在状况?人之同类中不同种族、民族、语言、性别、宗教、文化、时代、地域的人的生存处境与诉求、命运、信仰、理想,十分复杂,其相接相处之道就更加繁复。人之类的生存与非同类的生存有密切的关联,在地球上共生、并存、互动,要考虑“人类命运”和“人类命运”的“共同体”,当然必须考虑人与动植飞潜、生态环境的关系。而人之所以为人,还有终极性的关怀,人之道必服从于天之道、天之理。

   中国古人在探讨人类现实处境的治理与理想前途的设计方面,众说纷纭,其中有大家熟知的大同、小康之世的说法,无疑与今天我们所说的“人类命运”及其“共同体”的说法有一定关联。

   在《礼记》四十九篇中,《礼运》是第九篇。关于《礼运》的写作时代与作者:任铭善认为是子游记孔子之言,也有后人窜入的文字。[1]杨天宇认为此篇受战国末阴阳五行思想影响,可能是秦、汉时期的作品。[2]王锷认为,《礼运》全篇是孔子与子游探讨礼制的文字,主体部分是子游记录的,大概写于战国初期,在流传过程中约于战国晚期掺入了阴阳五行家言,又经后人整理而成为目前我们看到的样子。[3]我们取任铭善、王锷说。

   如此看来,《礼运》文本大体上定型于战国末期,基本上是儒家关于理想社会(圣王时代理想)与现实的讨论。《礼运》约4千字,主要探讨理想的“大同”社会与现实的“小康”社会,以及因“小康”社会而有了礼与礼制的必要;礼的起源、发展、运行;圣王制礼的根据、原则;礼与仁、义、乐、顺的关系;礼制的运行及以礼来治理人情、社会的意义;批评了违礼的现象;最后,回归到“顺”与“大顺”之世。

   大同理想社会的描述启发了诸多古代思想家。近代以来,廖平、皮锡瑞、康有为、孙中山、毛泽东等都受到“大同之世”的影响。这一篇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描述了“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的社会理想,就是中国的“理想国”,也是历代中国人的“中国梦”。当理想社会不能到达时,现实社会如何治理?这就是《礼运》“小康之世”所讨论的具体内容。邓小平曾论述了中国现实版的小康社会的建设。

   一、面对现实,悬置理想

   《礼运》开篇有关“大同之世”的社会理想是中国人的理想。“大同”理想之世与“小康”现实之世不同。本文作者面对现实,悬置理想,尤其是强调用礼制面对、治理小康之世。

   孔子参加了鲁国于周历十二月举行的合祭百神的蜡(音乍)祭,祭礼结束后,出来在门阙的楼观上游览,不觉发出叹息之声。孔子的慨叹,大概是叹息鲁国。言偃(子游)在旁问道:“先生为什么叹息?”

   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孔子悲叹道:大道通行的时代与夏商周三代精英当政的时代,我都没有赶上。当然,通过文字记载可以看到。孔子描绘了大同之世。这也是儒家所设想的远古时期“天下为公”的时代,也可以说是古代中国人的梦想:天下为人民所公有,选举有贤德与有才能的人来治理社会,人与人之间讲求信用,和睦相处。人们不只爱自己的双亲,不只抚养自己的子女,而使所有老年人都得到赡养,壮年人有工作做,幼儿能得到抚育,年老丧夫或丧妻而孤独无靠的人及残疾人都能得到照顾与优待。男人都有自己的职份,女子都能适时婚嫁。物质数据,担心它被抛弃在地上得不到合理利用,倒不一定收藏在自己家里;智力体力,不能从自己身上发挥出来,倒不一定为了个人利益。爱惜财物、民力,热爱劳动,都出于公心,绝不据为己有。因此,阴谋诡计不能得逞,盗窃和乱臣不会产生,外出不用关门,这就是大同社会。这就是“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的社会理想,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高的政治正义的追求。

   儒家主张满足人民的基本公正合理的要求,强调民生,制民恒产,主张惠民、富民、教民,缩小贫富差距,对社会弱者、老弱病残、鳏寡孤独和灾民予以保护。其推行的文官制度、教育制度,为平民、为农家子弟提供了受教育及参与政治的机会。其天下大同、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与社会正义观、公私义利观是历代儒生的期盼,也是他们批判现实的武器。这一思想的前提是:一、人民是政治的主体;二、人君之居位,必须得到人民之同意;三、保民、养民是人君的最大职务。这即是“王道”“仁政”。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成也)其信,著有过,刑(则也)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何谓小康之世?如果说“大同”是原始共产主义的时代,那么“小康”就是阶级与私有制的时代。这是说,现在,大道已隐没消逝了,天下变成为一家所私有,每个人都只爱自己的父母子女,货物与劳动都是为了自己。君主的子弟世代承袭,认为合于礼,因而修建城、郭、沟、池来保障安全。还用礼义为纲纪,以礼来端正君臣名分,笃厚父子关系,和睦兄弟情谊,调和夫妇感情。用礼来设置制度,建立田里,尊敬勇士智者,一切事功都是为了个人。所以,权谋由此而生,战事由此兴起。夏禹、商汤、周文王、武王、成王、周公,就是以礼义治国的杰出人物。这六位君子,没有不谨慎地实行礼制的,用以显明道义,成就信用,明察过失,倡导仁爱而讲求谦让,向民众表示有治国的常道。如有不遵行礼义的,做君主的将被废黜,民众把他视为祸殃。这就叫做小康社会,即现实的社会,充斥有欲望、有私利的人的社会。

   二、小康之世要靠礼来治理

   既然小康才是现实社会,那么《礼运》作者集中讨论的是小康社会的治理问题。《礼运》作者的思想逻辑,重在讨论小康社会的治理,即礼治或礼制。要讨论礼与礼治,必须全面理解礼的根源、根据,礼的社会功能及礼之中的道德价值。

   言偃复问曰:“如此乎,礼之急也?”孔子曰:“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是故夫礼必本于天,殽于地,列于鬼神,达于丧、祭、射、御、冠、昏、朝、聘。故圣人以礼示之,故天下国家可得而正也。”

   子游又问孔子:“礼是这样急需的吗?”礼是古代圣王禀承天道,用来治理小康之世中人之情欲的。所以丧失了礼就失去了生路,有了礼才能生成。礼的精神与制度,一定要根据于天,效法于地,取法度于鬼神,而贯穿在丧、祭、射、御、冠、昏、朝、聘等各种活动之中。圣人把礼明示给人民,天下国家能得到正确的治理,小康之世尤要靠礼来治理。

   这里指出,“礼”是前代圣王禀承天之道,用来治理人情的,以“礼”治天下、国家是十分重要的。“礼”根据于“天”,效法于“地”,具有神圣性。这里肯定“礼”的形上根据,比荀子的“礼有三本”说更加重视终极性。[4]关于“礼”的起源、发展、过程的讨论,肯定要追溯到“礼”的根源与根据。关于“礼”的终极根源与根据,《礼运》作者则假孔子之口回答言偃之问,谓“礼必本于天,殽(效)于地”。

   孔子回答了言偃的两问。回答第一问题指出,“礼”是前代圣王禀承天之道,用来调理人情的,以“礼”治天下、国家是十分重要的。“礼”根据于“天”和“天道”,效法于“地”和“地道”,具有神圣性。这里肯定了“礼”的终极根据。礼的精神与制度,根据于天、地的精神,取法度于鬼神,而贯彻在丧、祭、射、御、冠、昏、朝、聘等各种礼仪活动之中。圣人把礼明示给人民,天下国家就能得到健康的治理。

   回答第二问题,事关夏、殷之礼的考察。据《论语?八佾》:“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这里的“文献”,指传统典籍与当时贤者。孔子论夏殷之礼,认为历史文件与贤者两项都不足以证明,不仅古代典籍不充足,而且在夏殷遗民的贤者中也不足以证明古礼。这说明,礼与礼制是与时偕行、不断变化的。

   礼其实是天下财产、权力分配与再分配的秩序。孔子哀叹周礼衰微,批评鲁之郊禘非礼。这里列举了当时统治者的种种违礼行为,说明其危害,反映的主要是周天子式微,诸侯强大,僭越其礼,造成君臣不分,相互戏谑的状况,强调了以礼治国的重要性,认定礼是治理国政、安定君位的。国政不正,君位不保,就会出现陪臣执国命等攘夺现象。

   是故礼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别嫌明微,傧鬼神,考制度,别仁义,所以治政安君也。故政不正则君位危,君位危则大臣倍,小臣窃。刑肃而俗敝,则法无常;法无常而礼无列,礼无列则士不事也。刑肃而俗敝,则民弗归也,是谓疵国。

   这里讲的礼法关系也值得注意。广义的礼包含法在内,这里指出了狭义的礼与法(当时的狭义的法即刑)的张力。作者认为,如一味强调严刑峻法,没有礼俗和礼乐之教的配合,社会秩序就会败坏。礼俗的败坏,法律的动摇,不能安定社会秩序,致使人心涣散,这就是病国。因此,治理小康社会最好的方式是礼治。

   三、礼的终极根据与生态系统

   《礼运》论述了礼的起源、发展、完善的过程。首先强调礼的社会学起源,即起于习俗,礼沿袭了古代饮食,乃至衣食住行、生死葬祭的方式,与之有密切的联系,这是了不起的认识。他又重视人类史上先民学会用火、吃熟食和制造工具与器物的重要性。这里还记载了古人祭祀神灵的方式,特别是通过礼器、礼品的陈列和仪式,通过祝告文辞达到人神交流的整个过程。因为葬礼、祭礼的仪式与意义本身涉及养生送死,事奉天神上帝,与神灵相沟通,相往来。

   《礼运》又指出,规范有序、庄严肃穆的祭祀,用以迎接上天之神与祖宗神灵的降临;祭礼的社会功能可以端正君臣,亲和父子兄弟的恩情,整齐上下关系,夫妇各得其所,这即承受了上天的赐福。可见祭礼的目的还是为了人世间的秩序与和谐。

   《礼运》强调“礼必本于天,殽于地”(上节已讲到);“政必本于天,殽以降命”;“圣人作则,必以天地为本,以阴阳为端”。又说:

   是故夫礼,必本于大一,分而为天地,转而为阴阳,变而为四时,列而为鬼神。其降曰命,其官于天也。夫礼必本于天,动而之地,列而之事,变而从时,协于分艺。其居人也曰养,其行之以货力、辞让、饮食、冠、昏、丧、祭、射、御、朝、聘。

   “大一”即“太一”,指天地未分时混沌的元气,至大无垠。“太一”分离而为天地,转化为阴阳,变动为四时。四时更迭运转,在天地间布列了主管生成万物的种种鬼神。“太一”的气运降临到人世间就叫做“命”,“太一”对万物的主宰在于“天”。其实“大一”就是指上天,即天道、天理纯一不二又为理之至极。此句与“礼必本于天”句,是同一个意思。

这里论礼之本源、运用与表现。礼在总体上必以“天”为根本。礼必根据于“天”、“天道”与“天理”,效法于“地”、“地道”与“地德”,并运用于大地,分布于众事,随四季而变化,配合十二月来制定事功的标准。礼在人叫做义,而礼的实行是通过财物、体力、谦让、饮食、冠礼、婚礼、丧礼、祭礼、射礼、乡饮酒礼、朝觐礼、聘问礼等表现、展示了出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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