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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建永:知而能之 知行合一

更新时间:2021-06-23 08:38:24
作者: 赵建永  

  

   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重要讲话中倡导“知行合一”。在G20杭州峰会开幕辞中,他指出二十国集团应“知行合一,采取务实行动”。在北京市八一学校考察时,他强调:“教育要注重以人为本、因材施教,注重学用相长、知行合一,着力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

   “知行合一”是中国传统思想的精华,是中国文化的基本命题,其最早出自宋元之际儒学家金履祥所著《论语集注考证》:“圣贤先觉之人,知而能之,知行合一,后觉所以效之。”这是说,先知先觉的圣贤,知而能行,思想与行为一致,是后知后觉之人效法的榜样。“知行合一”论后由王阳明发扬光大,发展成较完备的哲学体系。古人所谓“知”指道德观念、思想意念和事物之理,“行”指道德践履和实际行动,“知、行”有似今天认识和实践的关系。

   作为哲学命题的“知行合一”虽出现较晚,但“知行合一”的思想实贯穿于儒学之始终,只是各家在具体论证时有所偏重。他们都认为知行必须统一,并看作为人为学的根本,否则就谈不上“善”。汤一介先生认为:儒家特别关切知行关系是因为儒家崇尚入世,要“明明德”于天下,就不能仅是理念,必须见于事功。《尚书》说“非知之艰,行之惟艰”,《左传》说“非知之实难,将在行之”,都论及知行难易问题,认为求知重在运用,这说明中华民族自古就是重视践行的民族。孔子把“言行一致”视为划分君子、小人的重要标准。《大学》三纲领八条目即是知行的统一过程。入宋以后,知行关系的探讨更加深入,程颐提出知先行后、知难行亦难,朱熹主张“知行相须”“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他们都在不同层面肯定知与行的统一关系,故后人称程朱理学是“重知的知行合一说”。

   王阳明集知行学说之大成,作为其哲学核心的“知行合一”主要有三层涵义:首先,知中有行,行中有知,知行一体两面。王阳明认为“知”和“行”的实现过程互为表里,能够深入实相的“知”就是“行”,这样的“知”方不虚妄;能够明觉精察的“行”就是“知”,这样的“行”才不盲目。所以知行必须兼顾,不可偏废。其次,真知必行,不行假知,注重躬行实践。王阳明指出:“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意思是说,真正的“知”必须付诸实行,没有“行”的“知”就不是“真知”。“致良知”就是将良知贯彻到日常生活的各种实践之中,实现知行合一。因此,他常强调在事上磨练、在实学中求知。再次,以知促行,为善去恶,强调自律自觉。王阳明认为“一念发动处便是行”,后人常以此误解他“销行归知”。其实,王阳明并没有混淆“知”“行”,他视起心动念就是“行”,所以应该对善恶有高度自觉,这是慎独、自律的极致,对道德修养极有意义。他提倡“知行合一”是希望在道德规范上防微杜渐,因为道德上的知行问题是和认识上的知行问题分不开的。

   王阳明整合前代知行观,阐明“行”是“知”的源泉,主张历事炼心,反对空谈,对后世进步的思想家和革命家影响深远。明清之际王夫之从唯物论角度阐发知行合一,主张“行可兼知”,“知行相资以为用”。孙中山结合当时革命需要,提出“知难行易”说,成为从传统知行观到科学知行观的过渡环节。毛泽东同志则进一步把实践作为认识的基础,提出“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

   知行合一强调知与行要相互贯通和促进,化知识为德性、化德性为德行,这在今天颇有借鉴意义。倡导“知行合一”,强调的是理论和实践的辩证统一,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根植于中国知行合一的思想沃土中,找到一条更加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道路,这既是对传统知行观的创造性转化,也是对科学实践观的丰富和发展。

   (作者系天津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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