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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怀东:《醉翁亭记》文风“滑稽”论——兼论欧阳修的“太守之乐”

更新时间:2021-06-23 08:30:13
作者: 吴怀东  

  

   摘要:从北宋庆历六年问世至今,《醉翁亭记》所享有的崇高声誉掩盖了其接受史中的异议和批评,文风“滑稽”论便是尚未受到关注和深入阐释的重要观点。此论实包含多重深刻内涵:从文体思想看,揭示了此文“以文为赋”、“以文为记”的结撰手法,且反映了“尊体”与“破体” 两种文体理念的冲突。从主体感受看,欧阳修有意突破“古文”与“时文”的文体界限,融合骈、散,实继承韩愈“以文为戏”传统,寓庄于谐,自我调侃,而刻意突出“乐”之体味,调和人生苦境, “苦中强乐”,表现了政治上的挫折感以及超越人生苦难的努力。文体界限的突破和苦乐感受的交融,根源于欧阳修在北宋党争中的沉痛体验,亦契合中国古代士大夫的普遍遭遇。鲜活的体貌特征和深沉的情感张力,赋予此文文学经典的性质。

   关键词:《醉翁亭记》;欧阳修;古文;破体;滑稽;以文为戏;太守之乐

  

   众所周知,在中国古代散文发展史上,是韩愈最早自觉“矫正”古代散文从汉末建安以来发展的方向———反对“今文”(骈文)、大力倡导“古文”,正如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所云,“文起八代之衰, 而道济天下之溺”,影响至巨。晚唐五代骈文“回潮”,因此,宋初以来,穆修、王禹偁、柳开、石介、尹洙等人以师承韩愈相号召,再次高举反对“时文” (骈文)、提倡“古文”之猎猎大旗。欧阳修生活在穆、柳、石、尹稍后或同时,接续古文改革思想,并依托其杰出政治家、文学家的独特地位和巨大影响力而大力倡导“古文”,最终取得巨大成功,完成了北宋“诗文革新”。在跨度三百多年的“唐宋古文运动”中,就贡献和影响而言,前有韩愈——理论的发起人,后有欧阳修——实践的完成者,欧阳修居“唐宋八大家”中“宋六家”之首当仁不让。作 为欧阳修的弟子与同道,苏轼就高度评价了其老师的实践业绩:“自欧阳子出,天下争自濯磨,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说为忠。长育成就,至嘉祐末,号称多士,欧阳子之功为多。”“欧阳子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六一居士集叙》)

   欧阳修古文创作是其古文理论的实践,名篇佳作甚多,尤为知名的是庆历六年于滁州太守任上创作的《醉翁亭记》。然而,《醉翁亭记》自产生后,一方面影响极大,被争相传阅,不胫而走,如朱弁《曲洧旧闻》载:“《醉翁亭记》初成,天下莫不传诵,家至户到,当时为之纸贵”。此文刻石后,更是被“远近争传,疲于模打”,南宋朱熹引述琅琊寺“山僧”语:“寺库有毡,打碑用尽,至取僧室卧毡给 用。凡商贾来供施者,亦多求其本,僧问作何用,皆云所过关征,以赠监官,可以免税。”此文在今天仍然被视作欧阳修的散文代表作,是当今中学语文教材选文的保留篇目,家弦户诵。另一方面,对此文并非好评如潮。围绕这篇名文写作上的特点,从宋代到现代产生诸多话题甚至争议。当时及后代评论亦非单纯赞美,且与欧阳修关系远、近者之评论亦有差异,其同道如王安石、苏轼就认为此文格调不高,文风“滑稽”。

   《醉翁亭记》只是一篇抒写山水游览之感、区区三百多字的文章,当时何以产生如此巨大反响,而评价之差别又如此之大?所谓“滑稽”的内涵是什么? 虽然当今学界对此訾议现象有所关注,不过,对时人之訾议和《醉翁亭记》之丰富内涵尚需联系具体的历史文化情境、评论者的特定身份角色以及欧阳修守滁心境作深入分梳。质言之,对欧阳修“滑稽”为文之评论,实涉及当时古文派内部观念的差异以及当时文学、学术与政治的密切关联,更涉及欧阳修复杂、隐秘的心路历程。故本人不揣谫陋,试图揭破此文创作及接受之背景,冀加深于此千古名文复杂内涵之理解,亦助益于对欧阳修其人及其时代之认知。

   一、“尊体”与“破体”

   《醉翁亭记》在宋代受到的异议甚多。朱弁《曲洧旧闻》记载:“《醉翁亭记》初成。天下莫不传诵,家至户到,当时为之纸贵。宋子京(按:宋祁,字子京)得其本,读之数过,曰:‘只目为《醉翁亭赋》,有何不可?’”宋祁明确以为《醉翁亭记》属于辞赋体。董弅《闲燕常谈》(叶寘《爱日斋丛钞》卷四引) 记载:“世传欧阳公作《醉翁亭记》成,以示尹师鲁,自谓古无此体。师鲁曰:‘古已有之。’公愕然。师鲁 (按:尹洙,字师鲁) 起取《周易·杂卦》以示公,公无语,果如其说。”尹洙否定了欧阳修自谓独创说,认为他有所师承。尹洙貌似客观描述,显然并不认可。两宋之交的学者朱翌《猗觉寮杂记》(卷上)云:“《醉翁亭记》终始用‘也’字结句,议者或纷纷,不知古有此例。《易·杂卦》一篇,终始用‘也’字;《庄子·大宗师》自‘不自适其适’至‘皆物之情’,皆用也字。以是知前辈文格,不可妄议。”南宋学者张表臣《珊瑚钩诗话》(卷一)云: “近代欧公《醉翁亭记》步骤类《阿房赋》,《昼锦堂记》议论似《盘谷序》。”细究这些议论,从最直观的层面看,学者们关注的是文体问题,即以赋为文、以论为记及其相关的词句问题。以赋为文,最突出的表征就是多个“也”字句的连用以及“若夫日出而林霏开,……而乐亦无穷也”的景物描写。“也”字句的大量使用,加强了语气的贯通和流畅,形成韵律感,正是辞赋体语言技巧的表现。《醉翁亭记》不仅是以赋为文,而且还是以论为记。南宋陈师道则认为:“退之作记,记其事尔;今之记,乃论也。少游谓《醉翁亭记》亦用赋体。”(《后山诗话》)

   宋代及后代学者都注意到《醉翁亭记》以赋为文、以论为记、“破体”为文的特点,但评价并不一致,肯定或否定的两种立场其实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文体观即尊体与破体观。黄庭坚《书王元之竹楼记后》云:“或传王荆公称《竹楼记》胜欧阳公《醉翁亭记》,或曰:此非荆公之言也。某以为荆公出此言未失也。荆公评文章,常先体制而后文之工拙,盖尝观苏子瞻《醉白堂记》,戏曰:‘文词虽极工,然不是《醉白堂记》,乃是韩、白优劣论耳。’以此考之,优《竹楼记》而劣《醉翁亭记》,是荆公之言不疑也。”

   学者们关于《醉翁亭记》的争论,体现了破体与尊体两种对立的文体观,从根本上看是宋人乃至艺术创作上有法与无法两极思维的纠结。

   二、“古文”与“时文”

   欧阳修《醉翁亭记》借鉴辞赋体的骈俪句法, 引起时人以及后代学者的广泛关注和讨论,这固然是尊体与破体这两种文学观念不同或冲突的反映,而尹洙等人的反应则实不仅关联具体文学、文章、文体的优劣高下之争论,还关涉当时更为复杂的具体历史情境中文学思潮乃至学术与政治之脉动,涉及当时“古文”营垒中两种观念的差异或冲突。

   中国古代的文学讨论基本上是基于文学与政治密切关联、在政教的范畴内展开的,宋初更不例外。宋初以来,士大夫群体倡导古文的根本动机,就是希望通过文风的转变以实现学术、思想与社会风气的变革进而推动政治上的改革,“推明治道”。陈寅恪指出:“欧阳永叔少学韩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记,作义儿、冯道诸传,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淳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孰谓空文于治道学术无裨益耶?”当时讨论的核心就是否定骈俪“时文”、倡导传“道”的“古文”。从北宋建国之初,柳开、王禹偁、穆修等就对晚唐五代以来再次兴起的骈俪文风表达强烈不满,大力提倡古文。柳开说: “吾之道,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文也。”“古文者,非在辞涩言苦,使人难读诵之,在于古其理,高其意,随言短长,应变作制,同古人行事,是谓古文也。”(《应责》,《河东先生集》卷一)“文取于古,则实而有华; 文取于今,则华而无实。实有其华,则曰经纬人之文也,政在其中矣;华而无实,则非经纬人之文也, 政亡其中矣。”(《答藏丙并第二书》,《河东先生集》卷六)石介说:“今之为文者,其主者不过句读妍巧,对偶的当而已,极美者不过事实繁多、声律调谐而已。雕锼篆刻伤其本,浮华缘饰丧其真,于教化仁义礼乐刑政,则缺然无仿佛者。”(《上赵先生书》,《徂徕石先生文集》卷十二)以致于他们提出极端的“为文害道”观点。可是,尽管如此,以杨亿为首的“时文”创作仍然十分流行。到了北宋中期,形势才出现根本改变,范仲淹《尹师鲁河南文集序》(《范文正公集》卷六)准确地揭示了这一过程:“五代文体薄弱,皇朝柳仲涂起而麾之。洎杨大年专事藻饰,谓古道不适于用,废而弗学者久之。是由鲁与穆伯长力为古文,欧阳永叔从而振之,由是天下之文一变而古。”欧阳修《记旧本韩文后》说:“(予)官于洛阳,而尹师鲁之徒皆在,遂相与作为古文。”

   一般认为古文运动最后取胜的标志是欧阳修嘉祐二年(1057)知贡举取士,苏轼、苏辙、曾巩以及张载、程颐等人皆在这次考试中脱颖而出,顺利进入仕途。其实,这次取士衡文打击的对象并非“时文”,而是古文中的“太学体”———“先是,进士益相习为奇僻,钩章棘句,寖失浑淳”(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五),这表明古文运动的复杂性,反映出欧阳修的古文观与以尹洙、石介等人极端古文观的差异。欧阳修《与荆南乐秀才书》云: “仆少孤贫,贪禄仕以养亲,不暇就师穷经,以学圣人之遗业。而涉猎书史,姑随世俗作所谓时文者,皆穿蠹经传,移此俪彼,以为浮薄,惟恐不悦于时人,非有卓然自立之言如古人者。”因此,与极端派尹洙等人不同,欧阳修强调文、道兼容,并没有彻底否定骈俪,“夫时文虽曰浮巧,然其为功,亦不易也”。显然,欧阳修的思想认识中,实包含古文与骈文并非决然对立的认识,如论者云,“是知‘古文’作家渐臻完美的艺术探索,并不排斥‘四六’骈辞久已成熟的创作经验;二者从对立走向互补,乃是唐、宋文章艺术转型过程中难以回避的自然选择”。

   《醉翁亭记》采取了古文的基本体式却借鉴赋体骈俪手法,反映出欧阳修对骈俪的宽容。然而,正是这一点,却难免引发了极端反对骈俪四六之文的尹洙等人的敏感甚至反感。换言之,《醉翁亭记》当时影响巨大,原因在于触动了当时极其敏感的古文与骈文“不两立”之大是非——在当时,这既是文学、文化问题,也是十分敏感的现实政策、政治问题。尽管欧阳修此时还不是和范仲淹一个层级的高层政治家,但毕竟也是才华横溢、锋芒毕露的学界、政界新锐,即使身处偏僻的滁州,他的言行举止也极度引人关注,因此,《醉翁亭记》的写作所涉及的,显然不是后代学者所关注的破体或尊体这类单纯的个人文学偏好问题。

   三、庄重与“滑稽”

   作为古文家,欧阳修不惜“破体”为文——以赋为文、以论为记,不惜在庄重的“古文”中借用自己阵营同道所一贯明确反对的“时文”写作手法, 自然物议沸腾。欧阳修如此行动,从他的主观目的来说,虽符合他对骈俪手法的一贯认识,不过, 在创作中真如此大胆借鉴使用之,必然冒犯他所属的“古文”派阵营。欧阳修如此行事到底要达成什么效果?

   除了尹洙等极端派含蓄地否定外,与欧阳修比较亲近的师友圈子——认可“古文”却并不绝对排斥“时文”的王安石、苏轼等以及后代敏感的读者都认为《醉翁亭记》文风格调“滑稽”。滑稽,确实揭示了欧阳修独特的文体感觉以及此文写作过程中刻意破体为文的心理与现实动因。

《桑榆杂录》记载:“或言《醉翁亭记》用‘也’字太多,荆公曰:‘以某观之,尚欠一也字。’坐有范司户者曰:‘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此处欠之’。荆公大喜。”欧阳修弟子苏轼甚至说:“永叔作《醉翁亭记》,其辞玩易,盖戏云耳,又不以为奇特也。而妄庸者亦作永叔语云:‘平生为此文最得意。’又云:‘吾不能为退之《画记》,退之又不能为《醉翁亭记》。’此又大妄也。仆尝谓退之《画记》近似甲名帐耳,了无可观,世人识真者少,可叹亦可愍也。”(《记欧阳论退之文》,《东坡题跋》)南宋学者说得更为明确。陈鹄说:“余谓文忠公此记之作,语意新奇,一时脍炙人口,莫不传诵。盖用杜牧《阿房赋》体,(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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