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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永海:徜徉在佛学与儒学之中

——赖永海教授访谈录

更新时间:2021-06-23 08:26:38
作者: 赖永海  
那么,要系统、深入地研究中国哲学,若不懂得中国佛学,不研究中国佛学,实在无异于隔岸观火。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佛学研究,实是系统、深入研究中国哲学的必由之路。

   当然,我这样说丝毫不否认儒家思想在中国传统思想中的主流地位,也不排斥道家与道教思想在传统哲学中的影响,而只是说,如果就思辨哲学而言,如果就纯哲学层面来谈中国哲学,那么其主干确实在中国佛学。这里有一个问题很值得研究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的人注意,亦即中国古代儒、释、道三家的思想,自六朝开始就经常纠缠在一起,既相互排斥、斗争,又相互浸透、交融,而且越是往后,其相互浸透、交融的一面就越上升为主流。因此,如果说研究儒、道二家者不能不研究中国佛学,那么,研究中国佛学者如果不懂儒、道二家的思想,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不能真正懂得中国佛学的。

   实际上,我原来的学术根柢在儒学,对儒家思想中的天人之学、心性理论,对《周易》、老庄、张载、王夫之的辩证思维,我一直有极大的兴趣。我的老师任继愈先生曾几次谈到我的佛学研究多得益于我的儒学基础,先生所说是一种鼓励的话,但也确实道出了一个客观事实,亦即佛学研究(特别是中国佛学的研究)与儒学功底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其实,要研究中国佛学,有两个基本训练是不可或缺的:一是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训练,二是理论的或者说哲学的训练。上面我曾谈到对于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的看法,这种看法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我以前对哲学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和训练。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对于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兴趣几乎达到入迷的程度,至今还保留着以前读《哲学史讲演录》、《小逻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选集》、《毛泽东选集》的几十本笔记和三本对这些笔记进行整理的索引。这种训练对于我后来的佛学研究实在是助益良多。

   问:您有一本专著叫《佛学与儒学》,后来又出了一本《中国佛教文化论》,既研究佛学与儒学的关系,也探讨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相互关系,能否谈谈您对佛教与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相互关系的一些基本看法?

   赖永海:好的。要研究佛教在中国的历史发展,不可避免地要碰到佛教与中国传统学术思想文化的相互关系问题,实际上,这也是我十几年来的研究重心之一。我在《佛道诗禅》、《佛学与儒学》、《中国佛教文化论》这几本书中,着重研究的就是这样两个问题:一是佛教在中国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究竟表现出一些什么样的特点?或者说,相对于印度佛教,中国佛教有哪些特质?二是佛教传入中国后,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究竟产生了哪些根本性的影响?

   对于前一个问题,我在几本书中反复强调这样一个基本观点,即佛教自传入中国后,就走上了中国化的道路,而这种中国化如果从学理层面上说,最主要表现为儒学化。受儒家心性理论和人性理论的影响,中国佛教从隋唐开始就逐渐走上心性化、人性化的道路,宋元之后更进一步伦理化。这一点在禅宗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禅宗之所以能够在唐、五代之后一枝独秀,并且常盛不衰,进而演化为中国佛教的代表,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其儒学化。正如我在《禅宗为什么会成为中国佛教的代表》一文中所指出的:“禅宗独盛的根本原因,从思想层面说,是它深得儒家学说之底蕴和真谛。从社会条件说,则是它适应了中国古代的小农经济。而这二者又是相互统的,因为儒学本来就是植根于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

   既然如此,要回答慧能禅宗为什么能够战胜其他宗派而独盛,为什么能够成为中国佛教的代表,从某种意义上说,首先得回答儒学何以在中国古代几千年能久盛不衰?何以能成为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的主流?考诸中国古代诸子百家,儒家只是其中之一支,其历代之代表人物并不见得比各家高明多少,其思想也不是特别精深博大,体系亦非特别严谨,但是,他们有一个最大的长处,即适应时势,符合国情,所提出的主张,能够适合中国古代小农经济和宗法制度,这也是儒学成功的根本原因所在。禅宗亦然,禅宗的思想不像天台、唯识、华严等宗派那样博大精深,也没有非常严谨的思想体系,但它却能为广大民众乃至士大夫所接受,从而成为中国佛教的代表。这种现象从理论上说,亦即`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程度'(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至于后一个问题,佛教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最根本影响,我认为不宜仅仅停留在现象层面,而应该从根本处入手,这根本处即是思维模式。我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上的一篇题为《试论佛教对中国传统思维模式的影响》的文章,主要阐述了这样一个基本观点,即佛教影响儒家思想乃至中国古代诗书画等传统文化之最大者,是其本体论的思维模式。宋明理学之所以被称为“新儒学”,其“新”就在于吸收了被隋唐佛教本体化了的“心性”理论(宋明理学被称为“心性义理之学”,此中之“心性”在相当大程度上就是那种被佛学本体化了的“心性”),并以本体论的思维模式,建构起整个宋明理学(特别是“心学”)——这一点有别于近现代“新儒学”,其“新”主要在于吸收近现代西方思想。不仅儒学如此,佛教对于中国古代诗书画等传统文化形式的影响,从根本上说,也是其以整体为思维对象所建立起来的“悟”的思维模式,这也是中国古代诗歌乃至书法绘画的最大特点。这正如著名诗论家严羽在《沧浪诗话》里所说的:“唯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

   问:再耽误您几分钟时间,最后提一个问题,请问您或者你们学科今后在学术研究方面有没有什么具体的设想或规划?

   赖永海:两年前,我们学科获得一个“985工程”(二期)项目,建立了“南京大学宗教与文化研究中心”,是财政部、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这几年我们主要围绕这个项目进行学科建设和组织科学研究。这个项目比较大,主题是研究宗教与文化的相互关系,研究中心成立专家委员会,确定了若干个重大课题,各个课题都组织全校乃至全国的有关学者进行集体攻关。其中一个较大的课题,是编纂一部12卷本、总共500万字的《中国佛教通史》,参加这个课题的有全国近十个高校和研究所的近二十位学者,在经过多次研讨会之后,确立了总体框架、大纲和具体分工。此工程进展顺利,现已完成过半,与相关出版社签订了出版合同,并纳入了“十一五”重点出版规划。基地的另一个重大课题是对宗教与各种意识形态的相互关系进行较具理论深度的专门研究,其中涉及到宗教与哲学、宗教与科学、宗教与伦理、宗教与文学、宗教与政治、宗教与逻辑等六个方面,由六位在相关领域有较深入研究的教授承担,从现在的进展看,可望按期完成并出版。还有一个重大课题是组织全国相关学者对世界几大宗教与各大文化系统进行相互关系的研究,其中包括“佛教与中国文化”、“基督教与西方文化”、“伊斯兰教与阿拉伯文化”、“印度教与印度文化”、“犹太教与犹太文化”。如果说前者注重于“点”的研究,那么,这个专题则侧重于“面”的研究,试图从两个侧面或层面较系统、深入地揭示宗教与文化的相互关系。另外,在马克思主义宗教学与无神论研究方面,基地也设立一个重大课题,力求对马克思主义宗教学作一些理论性的探讨,对中西无神论之异同、无神论与政治、无神论与科学等专题进行较系统的探讨。我们希望通过这些重大课题的研究及其标志性成果的推出,把我们学科的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推上一个新的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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