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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勇:田野政治学的三代传承

更新时间:2021-06-23 08:24:17
作者: 徐勇(华中师大) (进入专栏)  

  

   2021年6月15日,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深度中国调查——西北区域调查”启动仪式暨第二期田野政治学工作坊在科学会堂301举行。本文是徐勇教授在会上的讲话,经作者充实修订。

  

   今年,我们中农院的核心调查项目——住村调查即将启动。田野政治学是基于田野调查的一种研究路径。在数十年的田野调查中,我们有多个调查项目。其中,住村调查是最为重要,也是最为核心的。

   这一调查是田野政治学作为政治学一种研究路径开启以来,具有代际传承意义的调查。

   田野政治学开启以来的三十多年时间里,经历和正在经历着步步深入、代际接力和传递的过程。它包括三代,三种不同的风格,即现实性、历史性和理论性。

   第一代以我们院的开山鼻祖张厚安先生为代表,标志性方向是“乡政村治与农村政治制度变迁”,是一种制度主义的研究。农村改革后,经济上实行家庭承包,政治上实行的是什么体制呢?张厚安教授提出了“乡政村治”的概念。这一概念是对人民公社“政社合一”概念的替代,一直延续至今。一个学者提出一个能够延续数十年的概念,已是很大贡献。我们当时就是在“乡政村治”的框架下开展研究和调查的,包括我的《中国农村村民自治》等。当时的田野调查主要围绕农村政治制度变迁而展开,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包括典型村调查和“百村观察计划”等。

   第二代的标志性方向是“家户制与农村政治变迁根基”,是一种历史制度主义研究。这一方向是在传承第一代基础上的拓展。通过调查和实验,我们发现当一种规范性的制度落地后,会受到所在地方的历史和社会土壤的制约和影响。由此促使我们将研究视野投向历史,注重发现和挖掘中国乡村和国家治理的传统底色和历史根基,具有很强的历史性。其标志性的成果是将家户制作为理解中国历史和农村的一把钥匙。一家一户本来是中国历史上存在久远的现象,我们对此加以理论概括和提升,形成家户制的概念,并作为中国历史和农村的一项具有基础意义的制度。家户制由此进入政治学领域,成为中国的国家演化的重要因素,也成为政治学的一个重要议题。过几天我们与中国人民大学合作举办的历史政治学会议的主题便是“家-国关系与国家理论再思”。田野调查的主要内容是2015年启动的“深度中国调查”。包括口述史、家户调查和村庄调查等。这一调查还带有抢救历史的特点,主要是对1949年前的农村进行调查。

   第三代的标志性方向是“农村社会形态与国家建构”,是基于田野调查的政治学理论建构。2015年启动的“深度中国调查”确立了村庄调查的主要内容是农村社会形态及时态,但未能形成基于田野调查的政治学理论建构自觉。2020年我们确立了田野政治学的目标是“有学术关怀的田野调查,以田野调查为基础的原创性理论”。由此将田野调查与政治学理论紧密关联起来。这既是对原有学术的传承,也是进一步的深化和创新,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同时,通过前一段时间的调查,我们发现中国各地发展不平衡,在核心地区实行家户制,非核心地区表现为多层次的社会形态。中国正是在这样一个多层次的社会形态基础上进行国家建构的,具有丰富的中国经验,也是一座有待开发的理论富矿。我们希望从田野调查中内生出自己解释中国事实的原创理论,而不是简单的嫁接和照搬。当然,这一努力很难。因为政治学界做住村调查的很少,人们已习惯于用已有理论剪裁和衡量学术。但无论如何,我们的调查和研究也可以作为一种路径的探索吧!今年正式启动的村庄调查便是田野政治学第三代调查的首次开拓。

   村庄调查要在调查村生活相当长时间,是一种扎根性的深度调查。其他调查也要到田野现场,但相对时间较短一些,更多的是外部人的视角。只有住村调查要进入村庄内部,通过长时间的调查,成为其中的一员,以更好的理解田野的特性。

   本次住村调查与前些年的住村调查又有不同。一则地域集中于非核心区域,社会形态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更为突出,同时条件更为艰苦。二则第三代的研究对田野调查的要求更高,除了完成统一的调查任务外,还要为自己的论文做准备,要有理论关怀和在调查中形成问题意识。

   无论是多少代,一脉相承的还是田野调查。中农院姓农,命中注定要做田野。就像地质专业的必须去野外一样,这是“天”理。当年,以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专业为基础的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争取成为教育部的重点基地时,争议很大。有专家认为涉农的基地应该放在涉农的学校。但因为我们长期坚持田野调查,不是“纸上谈农”,得以成为教育部重点基地。我们有四篇博士学位论文获得全国优秀博士学位,一篇获得提名,全部是在田野调查基础上的农村研究。这为我们学校的政治学在全国排名靠前并成为世界一流学科建设学科提供了重要基础。在全国,我们学校是一所第二、三层次的学校,基础较弱。要与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一流大学同时建设世界一流学科,我们要从实际出发,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坦率讲,我们一旦失去特色和优势,我们的政治学很容易就回到第二、三层次学科的地位。

   在一个本来属于二、三层次的学校建设一流学科,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是在做一件明知难为而为之的事情。当年,我们学校几位做农村研究的政治学老师是自由人联合体,为了共同兴趣而做,尽管田野调查很辛苦,但人很轻松,没有什么外在压力。成为教育部重点基地之后就有了些压力,总是希望做点事情,以不辜负当年支持我们成为重点基地的领导和学者。其中的重要工作便是在前辈开辟的道路上推进和深化田野调查。对于中农院来讲,田野调查是基本功,住村调查是核心活。近两年,由于各种因素,住村调查一度中断。我们这次重启,是为了坚守我们的特色,传承我们的优势。正是因为包括住村调查在内的田野调查,使得我们在原创性理论构建方面有了初步的成果。特别是将深度调查作为深度研究的来源和根基。当然,随着时间的流动,对这一调查也有不同的认识。过往更多依靠的是体制性的推动,但出现了压力过大的偏差。经过近两年的总结,我们作了较大调整。一是要坚持村调方向。田野调查和基于田野调查内生原创理论是我们的基本方向。这一方向不能改变。“韧性小农”,这不仅是对农民的定义,也是对研究农民的我们的定义,要有足够的韧性。二是在坚持方向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包括减轻调查工作量,将科学研究、博士生课程、博士学位论文与住村调查结合为一体,老师和学生在村庄调查中教学相长,为调查创造更好的外部条件等。

   今年,在分党委推动下,中农院从建制结构上作了调整,重要目的是延续村庄调查。现在由中国政治研究所的老师和博士生承担住村调查。看起来人是少了,但说明我们还在坚持。我们是在做一件明知难为而为之的事情,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不同认识是正常的。近段时间学习党史,很有收获。对我印象最深的是两件事。一是“三湾改编”。经过改编后的红军数量减少了,但是一支全新的军队,是一支有主义、有信仰的军队,是一支自愿为主义作贡献的军队,其战斗力大大增强了。二是“长征”。长征起点是30万人,最后到达终点不足3万人。路途中除了战斗减员以外,也有掉队,甚至放弃的。但是正是凭借不到3万人的力量,取得了全国政权。这说明,做任何事情,一是自愿,一是坚守,非常重要。中农院的数十年时间,不断有人进,也不断有人出,正在于共识和认同。今年,除了学生以外,还有一位老师。本来是从高原到平原来的,但为了村调,又重返高原补村庄调查的课。这就是认同的力量。

   做明知难为而为之的事情,特别需要支持。分党委书记在前期重启村调中做了大量工作,今天出席启动仪式并专门讲话,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支持清单。重启的村庄调查所获得的支持条件是前所未有的。坦率地讲,前些年的调查员都非常艰苦也特别优秀。我到过安徽的徽州。那个地方出大商人、大才子、大政治家。当地有一句话,大意是六七八九,往外一丢。这是说还未成年的孩子就要离家外出,自谋生路,自闯事业。前些年我们的调查便有这样的特点。入校时便往外一丢,自己去闯。现在的学生和外部环境都发生了变化。我们要尽可能提供充分的支持,使大家的调查更顺利收获更大。我们要感谢来自各方面的支持!

   希望我们即将进入住村调查的老师和同学,努力克服困难,在田野调查的接力行动中跑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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