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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建洪:如何理解儒“家”的当代复兴?

更新时间:2021-06-23 08:12:22
作者: 陈建洪 (进入专栏)  
都强调亲子关系的柔软和“家”的温情。这种柔软和温情,的确也就是家的味道、亲近的感觉。他们主要从人的源发存在与伦理角度来阐发这种柔软与温情。在一定程度上,儒“家”之当代复兴显得很温暖、很柔软,可以说存在着温情化和柔软化“家”和“亲”的倾向。

   二、非儒“家”的视角

   儒“家”的复兴将中国传统中“家”与“亲亲”的意义哲学化、温情化和柔软化,基本上忽略了支撑“家”与“亲亲”的制度和社会形式,脱离了“家”的社会、政治、经济和宗教属性。为了更加充分地理解儒“家”当代复兴及其意义,有必要从非儒家视角来对照检视儒“家”之当代复兴。段义孚人文地理学的空间角度、费孝通社会学的社会关系角度、瞿同祖中国法律史的事业组织角度,分别提供了几种不同于儒家的典型视角。非儒之“家”与儒之“家”的理解,一起构成了一个更为完整的“家”。

   首先,家是居所,是一处特别空间。根据《说文?宀部》“家,居也”,可见“家”的本义就是“居所”,由此才引申为共居之人。我们平常说,我在家,我回家。无论在家、出家还是回家,都离不开作为空间原点的“家”。这个意义上的“家”首先都指向一个特别的空间、居所。从空间的角度描述家的意义,少有学者堪比人文地理学家段义孚。段义孚关于家的描述,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熟悉性、亲近性、中心性。

   所谓“家”,就是“老宅、老邻居、故乡或祖国”。这个描述从老宅到祖国,有个逐渐扩大的倾向。这个“家”指向人所从来的熟悉空间。这个空间在人初来乍到这个世界就围绕在周边,从而成为个人生命中最为熟悉、最为信赖、最为依恋的特别空间。这个源初空间在人的成长过程中也时间化了。更为简单地说,这个特别的空间会时间化为生命,成为生命中不可磨灭的组成部分。在这个意义上,段义孚说:“熟悉性是过去的一个特征。因此,家代表了一种过去的象征。”这种源初的生活空间内化为生命记忆,成为生命中不断重现的空间记忆。这种熟悉性,实际上也是支撑人生不断突入陌生领域的一个安全港湾。人之为人,需要不断面对新生事物,不断冒险进入陌生空间,然后把这种陌生空间再度熟悉化。“家”是这个熟悉化过程的原点和源头。在每一次陌生空间熟悉化的时候,人在一定程度上都在不断重回源初空间的现场。

   “家”代表熟悉空间的原点。它既表达地理空间的接近,也表达情感空间的亲近。段义孚指出,“家是一个亲切的地方”。这种亲切既是地理空间的熟悉感,也是心理空间的亲切感。家首先是一处熟悉的居所,一个熟悉的地方。这个居所和地方能够唤醒许多熟悉的记忆,即便无法直接触摸。因此,家不仅是房屋和居所,还是在一个屋檐下共同生活的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这也是“家”与“房屋”的不同之处。不然,“家”仍不成其为完整意义上的“家”。这种亲切感,其实就是熟悉感的另一种表达。人不断进入“异乡”并结识陌生人,在异乡思念熟悉的地方和熟悉的亲人,怀想亲切的空间和亲切的情感。没有不断变化莫测的异乡疏离感,就没有永恒稳定的家乡亲切感。所以,“家”不仅是生活空间意义上的身体居所,而且是心理空间意义上的亲切居所。

   家是一种心理依归之处,家在传统上还是宗教意义上的中心。“家”成为每一个家人和族人的归属地、亲人的联络点。在分析古代城邦的时候,库朗热指出,对亲人的爱和对外人的敌意是地方性宗教的共同特征。各家都有代表祖先护佑其家庭的“圣火”。祭坛或者炉火象征着家的稳定性,家庭成员聚集在祭坛或炉火周围。“家”是家庭成员的生活中心,家乡则是世界的中心。段义孚指出,人倾向于认为“自己的故乡是世界的中心”,而且认为这个中心位置“具有无可比拟的价值”。这种倾向把家看作宇宙结构的焦点。段义孚也把这种中心位置称为“天文学上确定的空间系统的中心”。这种天文学空间中心性可以延伸至祖国甚至地球。我们也的确经常将地球称为人类生活的家园。因此,有科学家呼吁,我们要像对待“我们的家庭和部族”那样,强烈地“热爱和尊重地球”,因为“没有一个健康的地球作为我们的家园,我们就无法生存”。总而言之,就其作为居所而言,“家”是一个集地理、情感与宗教意义于一身的特别生命空间。

   其次,家是一种关系,一种人为的特别社会关系。共同居住在“家”这个空间里的人,通常叫作家人。在段义孚那里,“家”的熟悉性、亲近性和中心性,归根结底是着眼于空间和人文地理意义。费孝通从社会学的角度则对“家”作了颇为不同的描述。他关于家的讨论,也可以概括为三点:伸缩性、制度性、绵延性。在这三个方面,由于《乡土中国》中关于差序格局的说法广受关注,“家”的伸缩性受到较多关注,制度性和绵延性则相对较少受到关注。如果结合同年出版的《生育制度》来阅读《乡土中国》,可以比较充分地注意到其讨论“家”的这三个方面。

   费孝通将“家”看作中国乡土社会之可伸缩的基本社群。这个基本社群也可以说是中国社会差序格局的一个缩影。在这一点上,杨联陞也曾强调,中国人的社会关系“以家庭为基础”,家族系统是中国社会的“基本单位”。费孝通从差序格局的视角强调了“家”的范围可大可小,具有很强的伸缩性。通过日常语言,他分析了这种伸缩性:“家里的”指自己的太太;“家门”包含伯叔侄子;“自家人”则可以包罗任何属于自己圈子的人物。具体而言,家的伸缩性主要通过“自家人”这个说法得到阐述:“自家人的范围是因时因地可伸缩的,大到数不清,真是天下可成一家。”这个可伸缩范围也意味着乡土社会同心圆差序格局的可伸缩范围。

   在费孝通那里,家是一种人为制度而不是一个自然产物。在段义孚的描述中,一个单身成年人在广泛意义上也可以有一个家,这个家就是熟悉的居所,是心理栖息地,是他自己生活的神圣中心。从人文地理学角度来看,家是人来到这个世界上的那个最初熟悉的、所属的和神圣的空间。费孝通的描述不从空间而是从社会关系尤其是从夫妇和亲子这两种社会关系或者说社会制度来讨论“家”。从社会关系来看,“家”不是自然而成,而是人为造就。有男有女,结为夫妇,生儿育女,才成为“家”。“家”作为社会制度,其基础是婚姻。“家”之所以是人为制度,其原因主要在于婚姻是“人为的仪式”。这种仪式结合男女为夫妇,这种结合不是一种自然结合,而是一种社会结合,而且就此约定共同担负抚育子女的责任。在这个意义上,“家”就不只是自己与自己所从来之空间的特殊关系,更是一个人与另一个异姓同时也是异性之人的人为结合。

   从两姓男女结为夫妇的仪式来看,“家”的根本意义指向了世代绵延。在这个方面,费孝通的两个区分观点值得注意。一是区分性爱与种族绵续之别,二是阐述夫妇与亲子关系之分。性爱与生育两者虽然相连,但可区分。性爱是生物层面的元素,是生理基础上的冲动;性的关系先于文化,是一种原始关系。这种关系是流动而多元的。生育制度则是种族绵续的人为保障。通过这种保障,人类生活从原始层面进入文化层面,从流动多元的关系转入稳定三角关系。在父母子三角关系中,夫妇关系是家的“横轴”,亲子尤其是父子关系则是“纵轴”。更为关键的是,这个纵轴是横轴的意义。费孝通从人为制度角度强调了,婚姻的意义就在于确立双系抚育,确立抚育孩子的责任,确立父母子三角关系。他指出,夫妇关系是亲子关系的“必要条件”,亲子关系则是夫妇关系的“前提”。前者这个“必要条件”的说法比较容易理解一些,重点在于后者那个“前提”的说法。通过这个“前提”的说法,他想要强调的意思是:夫妇在事实上虽然在先,但男女是因为孩子才结成夫妇。换句话说,社会让男女结成夫妇的目的是为了亲子关系的建立。正是从这个角度,他认为:“夫妇关系是从亲子关系上发生的。”从这点来看,传统婚姻的基础的确不是浪漫的感情,而是神圣的义务。这种义务确保种类繁衍和世代绵续,也体现了中国社会之注重“稳定的历史继承性”和世代传承的“历史连续体”。

   最后,家是一个事业单位,是共同经营长久生活的组织。在费孝通那里,伸缩性、制度性和绵延性三种因素其实共同决定了,“家”是一个事业组织。家不是谈爱情而是谈亲情的地方,不是经营浪漫而是经营事业的组织。他从伸缩性的角度指出:“中国的家是一个事业组织,家的大小是依着事业的大小而决定。”又从绵延性角度指出:“我们的家既是个绵续性的事业社群,它的主轴是在父子之间,在婆媳之间,是纵的,不是横的。夫妇成了配轴。”为了经营绵续的事业,家就不仅只是临时的组合,而且是一个着眼长久的事业组织。在《生育制度》的结尾部分,他简要强调了家庭的双系抚育功能和氏族的单系事务组织角色。在《乡土中国》讨论家族的章节,虽然也还区分家和氏族,但更重视家和族之间的延续性,也特别强调了“家”作为绵续性事业社群的定位。

   颇为巧合的是,与《生育制度》和《乡土社会》一样,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一书也出版于1947年。瞿同祖应该也会同意“家”的伸缩性、人为性和绵延性。不过,家作为事业单位这个观点,在《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通过结合中国法律史的观念演变和丰富例证得到了更为细致的分析和更为丰富的讨论。他将“家”界定为“同居的营共同生活的亲属团体”。从这个界定可以看出,一是同居,也就是住在一起,或者说在一个屋檐下居住。这是生活空间。二是亲属关系,就其范围而言,一般仅仅包括“两个或三个世代的人口。这是同居空间中的社会关系。三是营共同生活,也就是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的亲属团体要一起经营共同生活。这就是家作为事业单位的意思。

   作为共同经营生活的事业组织,“家”首先是一个经济单位。在对“家”和“族”进行区分之时,瞿同祖强调,“家”是一个“经济单位”,是一个“共同生活团体”;“族”则是“血缘单位”,是“家的综合体”。在这个方面,费孝通主要侧重“家”的抚育、世代绵延和制度保障的功能,瞿同祖则主要侧重“家”的经济和经营共同生活的功能。家为家,族为族。小家可能五六口人,强族大至三千余家。经济上,从家内来看,虽然家是经营共同生活的团体,但是作为一家之主的父亲具有毫无疑义的财产管理权和分配权。从家外来看,无论亲疏远近,同宗亲属“在道义上都有患难相助的义务,理当周济”。因此,家是自负盈亏的基本经济单位,族则是同宗之家的互助联合体。

   “家”不仅是经济单位,也是政治法律单位。从家内来说,每一个家,无论大小,都有一位也仅有一位家长作为统治全家的首脑。这就是父权家长制。孩子虽然是父母双重抚育,但是家主是父而不是母。瞿同祖从字义上强调了“父”字本身就“含有统治和权力的意义,并不仅止于指示亲子的生育关系”。“父”作为一家之主,他的意志就是“命令”,全家都在他的“绝对的统治之下”。在这个方面,他也把家和族放在一起来讨论,把家族看作政治法律的基本单位。家推而广之,联合为族。家长是全家的首脑,族长则是全族的统领。家长拥有全家的统治权,族长则是全族之长。家长或族长是家或族的“主权”。可以说,“家族是最初级的司法机构,家族团体以内的纠纷及冲突应先有族长仲裁,不能调解处理,才由国家司法机构处理”。

作为经济和政治法律单位,家也是宗教单位。瞿同祖强调了“家”对于中国人的生活来说具有宗教性。这种宗教性主要是通过婚姻和祭祀而展现。婚姻是以“家族”而不是以“个人”为中心。婚姻不涉成婚男女本身的意志,主要体现双方父母尤其是男方直系尊亲属的意志。婚姻的目的只在于“宗族的延续与祖先的祭祀”。这也是《昏义》中所说婚姻为“合二姓之好”,其目的在于“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从这个角度,他强调,婚姻的宗教性在于子孙对祖先的“神圣义务”。独身或者无嗣因此被看作一种愧对祖先的不孝行为。由于婚姻是家族大事,所以一切仪式在“宗庙或家祠”中举行,且新人父母须请命先祖,卜吉凶于家神,足见其宗教性神圣性。库朗热也强调“家”对于希腊城邦和罗马人民的神圣性,指出古代家庭是一种宗教团体,是宗教的力量而不是其他力量将夫妇结为一体。家庭的断绝就是宗教的毁灭,家庭的最大不幸就是自家香火断绝。(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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