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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昭根 朱栋铭:后疫情时代“一带一路”的转型与发展

更新时间:2021-06-23 08:03:36
作者: 储昭根 (进入专栏)   朱栋铭  

  

   新冠肺炎疫情作为一场席卷全球的“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极大限制了人员流动和商品交易,使得08年金融危机后复苏疲乏的世界经济雪上加霜,甚至可能成为“压垮经济全球化的最后一根稻草”[1]。

   在后疫情时代,世界经济持续低迷,全球市场日渐萎缩,贸易保护主义兴起成为当今外部环境的新特点,但这并不意味着全球经济就此一蹶不振,各国共同发展成为历史。与之相反,从中长期看,经济全球化仍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各国分工合作、互利共赢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作为国际合作的典范,“一带一路”倡议自提出就是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有力维护了各国的共同利益并促进相关合作,“五通”建设卓有成效,取得的国际经贸合作成果举世瞩目。“一带一路”倡议作为新形势下中国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平台,同时也是陆上国家在海洋文明占据经济优势很长时间后再现繁荣的机会。突如其来的全球性疫情将对共建“一带一路”产生怎样深远的影响?后疫情时代“一带一路”倡议如何实现转型发展成为国内外专家学者探究的热点。

   一、疫情常态化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影响

   新冠肺炎疫情2020年在全球范围内的迅速传播,迫使各国政府采取强制措施限制跨区域的人员往来,阻碍商品交易和资金流通,使得各国的生产停滞,失业率陡增,对世界经济发展的长期影响则更为深远。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绝大多数国家国内生产总值负增长,失业率上升。同时国际直接投资断崖式下降,全球债务水平快速攀升,世界贸易显着萎缩。

   2021年的世界仍在新冠肺炎疫情阴影笼罩之下,但随着各国疫情防控政策的不断深化和多款新冠疫苗的上市,全球经济复苏已现曙光。世界银行预测世界经济在2021年增长4.0%,IMF则预测全球经济在2021年和2022年将分别增长5.5%和4.2%。虽然疫情给全世界,包括共建“一带一路”造成了严重冲击,但“一带一路”合作不仅没有止步,反而逆势前行,又取得了新的进展,展现出强劲韧性。

   1.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

   作为全球性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新冠疫情对公共卫生体系较脆弱的国家和易受疫情影响的国家造成重大挑战,同时对各国公共卫生治理体系造成极大负担,除此之外,还存在以下方面的影响:

   (一)全球产业链受到冲击

   新冠疫情爆发之后,全球数十亿人被禁足,无数企业破产,无数人失业,全球产业链被严重破坏,对产业链和供应链影响之深和之广得到了充分认识。疫情作为一次对经济全球化的压力测试,迫使不少跨国企业重新评估带路国家的产业链,逐步分散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制造业供应链。[2]同时,疫情的冲击使得全球金融市场动荡,加剧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资金短缺,而各国的限制措施阻碍了国家间经贸交流,致使东南亚、日韩、欧盟等境外供应链发生断裂,极大影响了“一带一路”项目的建设。[3]全球供应链受阻导致部分产业链解体,少数国家甚至以供应链安全为藉口,重提“中国威胁论”,谋求去中国化。

   (二)贸易、金融活跃度下降

   2020年,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快速蔓延,大量行业停摆、工厂停产,货物运输不畅,各国为应对疫情陆续采取了贸易限制性措施,全球贸易往来的活跃度大幅下降。WTO于2020年10月预测2020年全球贸易降幅收窄至9.2%,小于4月份预计32%-13%的降幅,全球服务贸易活动指数在2020年从约125跌至95,降幅约达24%,远超2008年金融危机的9%。[4]疫情不仅对贸易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更恶化了全球的投资环境,“一带一路”沿线投资也受到较大的影响。

   随着疫情在全球加速扩散,全球金融市场的股票、利率、汇率等均受到冲击,银行利息净收入及利差持续面临显着下行压力。全球金融稳定遭到前所未有的破坏,世界经济陷入大范围停滞,各国政府为防止经济增长的急剧下滑,采取了紧急货币和财政政策,截至2020年9月,全球范围内的财政支持规模已达11.5万亿美元。IMF在2020年3月至9月为80个国家提供了约910亿美元的融资,同时在其控灾减灾信托下29个国家获得债务减免。[5]实体企业经营面临供需两侧冲击,尤其是出口依存度高、加工贸易占比高的供应型企业受到的影响更为明显,而“一带一路”资产面临质量恶化的风险。据外交部估计,约20%的“一带一路”在建项目受到严重影响,30%-40%的项目受到一定程度影响,企业投资态度更为审慎。[6]

   巴鲁阿(Suborna Barua)指出疫情会改变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和贸易关系,将主要以削弱中国在供应链的地位、新型贸易壁垒及偏向性贸易协定等形式出现。未来可能出现一种非全球化的模式,各国将商品生产的重心转向国内以减少紧急情况下对其他国家的依赖。[7]这无疑对“一带一路”倡议发展而言是一种削弱。

   (三)疫情引发国际社会的焦虑及戒心

   疫情还引发了“一带一路”能否持续的焦虑。世界已经意识到过度依赖中国和全球化经济的风险,此次疫情因而加重人们对于与中国建立联系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谨慎和戒心。[8]相比于“天灾”,影响更为恶劣的是“人祸”。以美国为首的部分西方国家将病毒政治化,将新冠肺炎病毒冠以“中国病毒”之名,煽动民众抵制中国,推动国际负面舆情持续发酵,进一步引发国际社会对“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担忧。

   逆全球化无疑为共建“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增加了难度。理查德·哈斯(Richard N. Haass)指出疫情推动国家朝着选择性的自给自足迈出更大的步伐,降低了世界各国对于解决区域或全球问题(包括气候变化)的意愿或承诺。[9]

   不过,赛弗拉·阿肯(Saifullah Akon)却认为中国通过向受疫情影响的国家提供必要的医疗物资来保持密切联系从而实现“一带一路”倡议长期化的行为并不能帮助中国领导后疫情时代的世界,就姑且认为疫情为中国重构全球秩序提供了机会。[10]

   综上所述,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的不仅仅是全球经济发展,更是对世界政治格局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国内外学者探讨了疫情对“一带一路”建设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从多个维度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但是,随着中国率先控制疫情,率先开展抗疫合作,疫情也为深化“一带一路”合作带来潜在的机遇。

   2.疫情带来的潜在机遇

   (一)以疫情防控合作促进沿线国全方位合作

   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率先控制住疫情,率先复工复产,3月起制造业PMI一直处于扩张区间,率先实现经济增长由负转正,率先开展抗疫合作,为深化“一带一路”沿线国全方位合作提供了基础。

   在严格防疫前提下,“一带一路”项目坚持运行,中国已有81家中央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承担了超过3400个项目,大多数项目在正常开展,特别是“一带一路”的重点项目,没有一例因此而停工。疫情期间,雅万高铁、中老铁路克服疫情影响顺利推进,格鲁吉亚E60高速公路等600多个项目顺利完工。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不断深化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推进产业、经贸、科技创新、公共卫生等领域的务实合作,“一带一路”进而成为沿线国家的合作之路、健康之路、复苏之路、增长之路。

   除了经贸合作,针对此次全球疫情,我们还可充分发挥“一带一路”倡议政策沟通和民心相通的桥梁和平台作用,鼓励民众分享抗疫和心理疏导经验,推动新一轮卫生合作项目。通过致力于疫情下的数字贸易、服务贸易、产业结构转型等国际贸易发展着力点,优化国际市场布局,逐步释放“一带一路”经贸合作的潜能。[11]更进一步地,考虑如何充分利用疫情形成的战略间歇期及时机调整战线,确保重点地区的项目开展,在完善公共卫生治理及基础设施建设的基础上,普及电商、5G等新技术,促进沿线国家产业链转型,同时扩展人民币国际化空间,进一步强化“一带一路”软实力建设。[12]

   (二)加强供应链保障

   “一带一路”合作逆势前行,有力支撑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顺畅运转。中国作为全球供应链的中心,拥有全球规模最大、门类最全、配套最完备的制造业体系,也拥有较为全面的工业产业体系,对于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这让各国更加清晰看到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产业链的重要地位及不可替代性,更加坚定地推进“一带一路”合作。特别是在海运和空运严重受阻的情况下,中欧班列成为疫情期间稳定全球供应链、助力沿线各国抗疫的“钢铁驼队”,开行数和发货量创历史新高,共建“一带一路”展现强劲韧性和旺盛活力。

   因此,我们应加强自贸区和中欧班列的引领和骨干作用,创造全球供应链稳中有进的贸易环境。另外,中国可利用现有的合作机制,通过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统筹协调发行“抗击疫情专题债券”为各国企业提供支持。[13]通过加快构建“一带一路”区域供应链不仅可以降低全球供应链断裂风险,还可削减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推动“去中国化”及带路国家因疫情冲击可能导致的政治经济变动所造成的影响。为此,我们需要加强对合作项目的跟踪指导,针对各国因疫情产生的医疗产业和数字经济的需求,扩大产业合作,加速国内企业“走出去”,形成更多的区域经济循环和联系。[14]促进带路沿线国供应链保障及全方位合作,更为根本在于相关平台及机制的建立。

   (三)推进全球卫生治理体系建设

   面对二战后国际社会遇到的最严重的卫生安全危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完善全球卫生治理体系,打造公正有序、合作共享的全球卫生治理多边机制是当务之急,也是全面推进全球健康治理的首要关键。中国应立足当前实际,以“健康丝路”为载体及重点,以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为首要,以共同发展为长远导向[15],以国际卫生制度建设为核心,有序推进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建设,积极推进全球健康治理。

   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控的角度,我们优先任务是提升自身、境内防治能力,选择综合医院作为哨点医院进行突发卫生事件监测,构建全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快速检测网络;然后,深化与周边国家的信息沟通联动、政策对接和联防联控能力建设,加强边境防治合作,突破“一带一路”沿线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境内、边境、境外三个防控薄弱点。疫情期间中国的对外援助,应妥善处理大量援助需求与中国自身为发展中国家的矛盾,结合实际情况进行医疗物资的援助和专家组的派遣。

   再次,前移境外检测关口,深化与以WTO为代表的国际组织的合作;最后,强化信息和人才支撑力度,完善合作机制,全面提升沿线国家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控能力。[16]“疫情外交”的开展,应以分享疫情防控经验、提供医疗物资援助等多元化形式进行,并通过相关金融机构向重点带路国家(地区)和企业提供资金支持。

针对新冠疫情的全球爆发,世卫组织、G20等国际组织采取多种措施参与疫情防控工作中过程中所暴露出全球治理的困境,及全球性公共问题具有多元化、层次化、复杂性的特点,中国应当加强国际卫生交流与合作,切实发挥“一带一路”公共卫生合作网络的作用,完善沿线国家公共卫生领域治理体系机制,充分利用共建“健康丝路”的外溢效应促成区域及全球卫生合作治理版图的重塑,从而推动全球卫生治理体系的创新和变革,[17]为全球卫生治理提供新理念新方案新机制新平台,进一步完善国际多边治理架构和提升该倡议的机制化水平。同时,疫情发生以来,有力的中国行动、独创的中国倡议和积极的中国方案以事实证明人类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更凸显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极端重要性。[18]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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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评论》2021年6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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