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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权:权利滥用、权利边界与比例原则——从《民法典》第132条切入

更新时间:2021-06-17 06:21:57
作者: 刘权  

   禁止权利滥用虽然不属于民法的基本原则,但也并非普通的法律规则,而是行使民事权利的具体原则。虽然禁止权利滥用条款并没有出现在《民法典》第一编“总则”之第一章“基本规定”之中,但并不表明其不再重要。在整个《民法典》体系中,禁止权利滥用条款属于总则的内容,具有统领性地位。“总则编”作为《民法典》整体的思想基础、规则效力基础、法理解读科学性基础,“对全部分则的规定具有统辖作用”。[25]因此,尽管禁止权利滥用不属于民法的基本原则,但并不表明它不具有重要性。在民法典时代,深入探究禁止权利滥用的构成要件与具体判断标准,是更好地保障权利的现实需要。

  

   二、权利滥用的构成要件与判断标准

  

   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具有高度的抽象性与概括性,其内含不确定性法律概念,这导致在很多情形下判断权利行使是否构成权利滥用并非易事。准确识别权利滥用,有效防止执法机构和司法部门滥用“权利滥用”判断标准,保障法定权利的正常行使,是私法和公法共同关注的问题。“有了权利的人也不能对权利肆意放纵,掠夺式的权利不仅会使人丧失尊严,而且也会毁坏秩序的和谐。”[26]确立权利滥用的标准,是艰巨且必须完成的任务。[27]对于究竟如何判断权利行使是否构成权利滥用,学界进行了富有成效的研究,但尚未形成共识。

   梁慧星认为:“权利滥用,是指以损害他人的目的行使权利或者行使权利所得利益微小而使他人遭受重大损害的行为。”[28]据此可知,权利滥用包括故意损害他人和致人损失重大但自己获益微小两种权利行使行为。李敏认为,权利滥用应包括行为人须有权利、权利行使之边界不明、以损害他人为目的或权利行使之获益与他人所受损失严重失衡三个要件。[29]彭诚信提出了四要件标准,认为识别权利滥用应从主观意思、客观行为、对本人无益或获利远小于他人受损、违反权利的客观目的这四个方面判断。[30]陈华彬进行了标准总结,提出各国曾先后以故意损害他人、没有正当利益、以有害的方式行使权利、损害大于获利、不顾权利存在的目的及违反侵权行为法的一般原则等方面予以判定。[31]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提出的判断标准,均有利于较为准确地识别权利滥用行为,但仍需要进一步具体化。

   识别权利滥用,应遵循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具体来说,“权利滥用”的构成要件包括两方面:一为“滥用”要件,即权利行使存在主观过错;二为“损害”要件,即权利行使存在客观损害或潜在损害。权利人行使权利,若在主观上存在过错,同时在客观上给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他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害,就构成权利滥用。若虽无主观过错,但有客观损害或潜在损害,则不构成权利滥用。

   (一)权利滥用的前提:合法享有权利

   合法享有权利,是构成权利滥用的前提。比如,在张菊琴诉毛建强排除妨害案中,被告毛建强在其房屋空调机位和次卧窗外搭建鸽棚、鸽笼,使得信鸽的粪便、羽毛飘散至原告屋内。法院认为,被告有权利为饲养信鸽搭建鸽棚、鸽笼,“法律不能剥夺毛建强饲养信鸽的权利,但应对其为饲养信鸽搭建鸽棚、鸽笼行为予以限制”,故被告的权利行使超出了范围和界限。[32]

   如果行为人根本不具有某项权利,但仍从事某个行为,故意损害他人权利,就完全谈不上滥用权利,其行为可能属于不正当竞争、无权处分等行为,甚至属于犯罪行为。例如,滥用“通知—删除”规则但不具有投诉资格的恶意投诉,就不构成权利滥用。在王垒诉江海不正当竞争案中,法院认为,被告江海主观上明知其从未获得涉案商标的授权使用,没有获得进行侵权投诉的权利,但仍然使用虚假材料进行恶意投诉,导致原告的淘宝店铺被降权,损害了同行业的正当商业利益,不具有正当性,最终判决被告江海赔偿损失210万元。[33]权利滥用是基于合法权利而做出的“错事”。只有在合法享有权利的前提下,不当行使权利才可能构成权利滥用。

   (二)权利滥用的主观要件:行使权利存在主观过错

   在权利滥用的构成要件中,是否必须包括存在主观过错一项?对此,存在一定的争论。我国现行法律对禁止权利滥用“只有抽象标准的设定,但未明确规定主观标准或是客观标准”,在司法实践中,“权利滥用的判定主要视客观要件而定,通常不考虑主观要件”。[34]

   存在主观过错,是构成权利滥用的主观要件。没有权利人的主观过错,就谈不上权利滥用。“滥用”是指胡乱地不正当使用,体现了对行为人主观过错的否定性评价。所谓“权利滥用”,是指权利人胡乱地不正当行使法定权利,违背了权利的本来目的。如果不考虑行为性质和主观意图,纯粹以客观损害后果作为判断标准,则不仅难以将权利滥用行为同侵权行为等行为相区分,而且还会妨碍权利的正常行使。一切权利,不论是公权还是私权,利己权还是利他权,总有一个目的,权利人如果违背该目的,就是滥用权利。在有组织的社会中,个人权利是有任务的权利,“每一种权利的行使,都须合乎其创制的精神”。[35]权利滥用虽然在形式上具有权利行使的外观,但从行为的具体内容以及实际效果来看,已经脱离了权利的本来目的,所以不具有正当性。[36]权利滥用违背权利的本来目的,既可能是出于故意,也可能是由于过失。

   1.权利滥用的故意

   故意以损害公共利益或他人权利为主要目的的权利行使,违反了目的正当性原则,属于权利滥用之主观过错最为常见的表现形式。权利是个人的道德生存条件,不仅具有物质价值,还具有理念价值。[37]法律之所以规定某项权利,就是为了保障个人更好地实现自己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而不是损害国家、社会或他人利益。如果权利行使的目的不正当,违背权利的本来目的,故意损害公共利益或他人权利,则明显属于权利滥用。比如,为了报复邻居而故意修筑高墙以影响邻居通行,夫妻假离婚以躲避共同债务或假结婚以骗取车牌号,这些都属于权利滥用。侵害的意思素来就是权利滥用的标准形式,是权利滥用理论的最初形态。“狞恶不容宽恕”“欺诈毁灭一切”这两句旧谚语,是权利不得滥用理论的骨干。“我们行使权利,必须有合于权利的精神及使命的正当动机,否则我们不是行使权利,而是滥用权利了。”[38]唯有具有损害他人的故意,方构成权利滥用。[39]

   一些国家的法律明确将主观故意作为判断权利滥用的标准,如《德国民法典》《奥地利民法典》。[40]我国法律虽然没有明确规定权利滥用的构成要件必须包括主观故意,但故意应属权利滥用的典型主观过错形态之一。在林东梁诉钜强(广州)机械有限公司商标权纠纷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任何违背立法目的和法律精神,以损害他人正当权益为目的,恶意取得并行使权利、扰乱市场正当竞争秩序的行为均属于权利滥用。”[41]此外,即使行使权利是为了谋取自身正当利益,但如果权利行使方式不正当,违背了权利的本来目的,给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他人权利造成了损害,也可能构成权利滥用。

   2.权利滥用的过错推定:合比例性分析

   如果无法准确判断权利行使是否存在造成损害的主观故意,则可以根据一定的客观标准,推定存在权利滥用的过错。在张娟诉陈燕财产损害赔偿案中,法院认为,对权利滥用“主观恶意”的认定,“除应根据事实判断行为人的主观意思外,还应采用客观判断方法考量利益变迁”。[42]在当代法治国家,合比例性分析是推定权利行使存在过错与否的重要标准。行为者在选择手段实现某个正当目的时,应当选择有助于目的实现的最小损害性手段,并且该手段所造成的损害与所促进的利益应当成比例。比例原则的本质在于调整目的与手段的关系,有助于行为者更好地挑选出理性的手段。[43]在权利滥用案件中,法官可以运用比例原则,识别“滥用”是否存在。

   首先,权利行使应有助于实现设定权利的本来目的,给权利人带来合法利益。如果权利行使的方式同权利的本来目的之间没有实质性关联,那么,此种权利行使就不具有正当性。“损人不利己”“于己无益,于人有害”的权利行使行为,不符合适当性原则,应被推定为权利滥用。

   其次,权利人行使权利时应尽合理的注意义务,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害。“非最小损害便是不必要。”[44]违反合理的注意义务,权利行使方式不当,对他人权利造成过度损害,可以被推定为权利滥用。在董刚诉孙献武排除妨害案中,法院认为,“在行使自己的民事权利的时候也要考虑到他人的合法权益”。[45]权利行使有多种方式,如果权利行使者由于疏忽而未加思考或贸然行事,选择了致人遭受损害或更大损害的一种行为方式,那么,当行为人不具有明显侵害他人的故意时,其行为应被视为过失行为。比如,在高杰诉施雨相邻关系案中,被告将原设计为内开式的进户门改成外开式,法院认为,“在使用相邻不动产时应当承担相应的注意义务”,被告对原告及其家人的正常出行造成了事实上的妨碍,并存在潜在危险,所以,应当将进户门恢复为原来的开启状态。[46]

   最后,如果权利行使确实给权利人带来了利益,但收益与损害明显不成比例,本人的获利远小于对他人的损害,违反了狭义比例原则,则应被推定为权利滥用。在健隆生物科技股份公司诉甄云霞劳动纠纷案中,被告在原告怀孕期间,将原告的工作地点从生活所在地北京变更为几百公里外的呼和浩特。法院认为,“当员工因调动所蒙受的不利益程度明显大于企业调动员工的业务必要性时”,该工作调动构成了权利滥用。[47]我国台湾地区通过利益衡量的判断基准,推定权利行使是否存在主观过错,如果权利人所得利益极少,但对他人、社会及国家造成的损害很大,就应当被视为以损害他人为主要目的。[48]此种利益衡量实际上是狭义比例原则分析,即认为权利人的权利行使所带来的收益同其所造成的损害不成比例,属于权利滥用。

   因此,通过目的正当性来分析权利行使是否存在致损故意,通过适当性原则、必要性原则与狭义比例原则来分析权利行使是否存在过错,可以更为准确地识别权利滥用。比例原则可以“作为判断是否构成权利滥用的工具”,[49]可以为认定权利滥用“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分析工具和论证理由”。[50]

   权利滥用的过错推定不应被无限扩大化,否则,没有主观过错的权利行使也可能被误认定为属于权利滥用。通过权利行使的客观效果推断主观过错,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例如,权利人在行使权利时没有损害的故意,在行使权利时也无法预见收益很小但损害很大,这种情况就可能不属于权利滥用。反之,如果权利行使收益很大但损害相对较小,也不能表明就一定不存在主观过错。因此,虽然可以运用比例原则从客观效果反推主观过错的存在,但不宜无限扩大。如果泛化权利滥用的判断,则不仅可能会阻碍正常的权利行使,会由于定性错误导致受损者得不到有效的法律救济,而且还会导致司法部门、执法机构徇私枉法。在判断是否存在权利滥用时,应该对行为人的加害意思及与此相类似的主观形态进行慎重考虑。若仅通过对客观利益的比较考量就认定权利滥用,则恐怕会将违法行为所造成的既成事实作为结果予以追认。[51]

   (三)权利滥用的客观要件:行使权利造成损害

违背权利的本来目的,造成客观损害或潜在损害,是构成权利滥用的客观要件。关于权利滥用所损害的权益类型,相关法律条款的表述发生了一定的变化。1986年颁布的《民法通则》7条规定,民事活动“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破坏国家经济计划,扰乱社会经济秩序”。国家经济计划与社会经济秩序实际上属于国家利益。2009年修正的《民法通则》7条规定,民事活动“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此条去掉了“国家经济计划”,这可能是因为计划经济已经被抛弃,逐渐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取代。《民法典》第132条最终规定,民事主体不得滥用权利“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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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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