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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瑞阳:再论中国南海主张的代表权问题

更新时间:2021-06-17 06:18:39
作者: 刘瑞阳  
违反“2758号决议”

  

   中国的南海断续线主张系源自1947年国民政府的《南海诸岛位置图》,换言之,中国“历史性所有权”主张的时间跨度自然包含了1949年之前的国民党政府时期。但仲裁庭最终裁定:“中国在断续线内没有主张历史性所有权”,关键系中国没有此类作为。〔62〕仲裁庭将中国的历史性所有权主张以1949年10月1日为界线,分为两段时期处理。

  

   第一,1949年10月1日以后考查的关键性证据是中国政府的作为。见实体裁决书207-214段所列证据,〔63〕均为1949年10月1日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南海的声明和管辖事实,被仲裁庭错误地推测为中国没有主张历史性所有权。〔64〕但2011年7月6日中国外交照会的英文版本,明确写出中国在南海有“历史性所有权”(Historic Title)主张,仲裁庭竟将关键证据认定为“翻译错误”!〔65〕

  

   第二,仲裁庭和菲国讨论马英九2014年9月1日的开幕致辞发言和《南疆史料选辑》的档案后予以采纳,其证据效果正是补充1949年10月1日之前的国民政府也未在南海主张过“历史性所有权”。

  

   事实并非如此。马英九2014年9月1日的“南疆史料特展”开幕致辞曰,“在1947年宣布U形线的时候……那时候的领海的观念是3海里,……,最多到12海里,没有其他的所谓的海域主张”,于2014年10月被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报道,〔66〕菲国遂引用证明中国未主张断续线内的海域历史性权利。〔67〕但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驻英国)负责人刘志攻于2014年11月紧急致函《经济学人杂志》澄清曰:马的发言是指1947年提出南海断续线时,当时的海洋法除领海和毗连区外,尚无其他海洋制度,台湾当局的主张不限于“岛礁”及“3到12海里的领海周遭水域”。〔68〕单纯从字面意思理解,马英九之发言与刘志攻之澄清,两者法律内涵确实天差地别。前者意味着中国直到1947年,尚未在断续线内提出过历史性所有权以及其他历史性权利的主张(因为欠缺历史依据),这是不利于中国的主张。刘的澄清则为:中国提出断续线时,国际海洋法只有领海和毗连区之海域制度,但不妨碍中国对该水域提出超越此类制度的历史性所有权或历史性权利的主张,这是有利于中国的主张。马和刘的言论均同样出自台湾地区,以时间先后,显然,后者的澄清为台湾当局最终、确定的意思表示。

  

  

  

   此外,2015年7月出版的《南疆史料选辑》一书,为台湾当局遴选后的南海档案进行编辑出版。查看此书内容有:(1)1947年含有南海断续线的《南海诸岛位置图》;(2)记载“历史性水域”的《南海政策纲领》也在其中。〔69〕结合刘志攻的澄清函和《南海政策纲领》,可呼应:(1)中国政府2011年7月6日外交照会的“历史性所有权”绝非“翻译错误”;(2)中国在南海地区确有提出“历史性所有权”。故,完全符合构成《公约》第298(1)(a)(i)条之“历史性所有权”内容,排除仲裁庭的管辖权。

  

   奇怪的是:(1)2014年12月16日仲裁庭给菲国的第15个问题,竟无刘志攻的澄清函,菲国也未引用,仲裁庭反断章取义地将“2014年9月1日的马英九发言”视为中国的“违背己方利益证据”,予以采用。(2)仲裁庭审查《南疆史料选辑》,也直接无视了《南海政策纲领》这一关键档案存在。仲裁庭与菲国讨论了“2014年9月1日的马英九发言”和《南疆史料选辑》一书后,在裁决书轻率定论:中国从未在南海提出过历史性所有权,支持了菲国主张。〔70〕可见,仲裁庭对证据做了区别处理,片面采纳不利于中国的证据,忽视对菲国有杀伤力的证据。

  

   仲裁庭将“2014年9月1日的马英九发言”视为“违背己方利益证据”予以采纳,显然不妥:(1)台湾当局非中国合法代表,台湾地区领导人及其行政管理机构人员,也绝非中国政府的高级官员,不能代表中国合法政府意志;(2)纵使退一步,假设中国政府愿意认可台湾当局之言论,但马的发言与中国政府对“祖产”诠释的内容明显不符,不能视为中国南海主张,相反,后续刘志攻的澄清函更接近中国政府的意思表示。换言之,仲裁庭断章取义的采纳证据违反“2758号决议”精神,公然枉法裁判。

  

   六、结论

  

   中国因特殊历史原因导致台湾问题至今未彻底解决,又因“台独”和域外国家因素影响导致台湾地区与中国政府的南海主张逐渐出现差异化情况。“2758号决议”系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作为中国唯一合法代表的完全确认,故台湾当局之南海主张不能代表中国。南海案程序审理中,仲裁庭滥用证据自由裁量权采纳台湾当局证据,步步突破程序审理门槛,构成违反“2758号决议”。

  

   首先,诉求可受理性问题,仲裁庭歪曲解读中国政府声明,使用台湾当局“以太平岛单独主张海域”之主张,捏造了中菲间本不存在的争端事项,蛮横解决菲国相关诉求的可受理性问题,但面临太平岛系“具备完全权利能力岛屿”事实特征的直接证据,又选择性地采纳证明力偏弱的他国历史档案(间接证据),规避“排除管辖权”问题。其次,在审议“历史性所有权”问题上,无视整个证据的完整性,断章取义地采纳看似不利于中国的马英九发言,选择性地忽略后续对中国有利的刘志攻澄清函,以遮盖中国“历史性所有权”主张,枉法突破管辖权门槛。

  

   仲裁庭鱼目混珠、偷梁换柱方式数度操作中国台湾地区证据,使其变为中国政府之主张。显然,都罔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系中国唯一合法代表这一国际事实,违反“2758号决议”,突显了南海案裁决结果的枉法性。

  

   注释: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南海仲裁案后的南海法律问题研究(18AFX026);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全球海洋治理新态势下的中国海洋安全法”(17ZDA146)。

  

   〔1〕中国外交部:《2019年7月12日外交部发言人耿爽主持例行记者会》,2019年7月12日,https://www.fmprc.gov.cn/web/wjdt_674879/fyrbt_674889/t1680672.shtml

  

   〔2〕中国外交部:《2019年11月8日外交部发言人耿爽主持例行记者会》,2019年11月8日,https://www.fmprc.gov.cn/web/wjdt_674879/fyrbt_674889/t1714387.shtml

  

   〔3〕朱文奇:《国际法原理与案例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61页。

  

   〔4〕张宪文,张玉法等:《中华民国专题史:台湾光复研究(第十五卷)》,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3月版,第215页

  

   〔5〕国台办:《一个中国的原则与台湾问题白皮书》,2000年2月1日,www.gwytb.gov.cn/zt/baipishu/201101/t20110118_1700148.htm

  

   〔6〕罗国强:《特殊政府继承中的时际法律冲突及其处理原则——以新视角重读“光华寮案”和联大2758号决议》,《太平洋学报》2017年第3期,第12页。

  

   〔7〕宋杰:《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解释与适用问题研究》,《台湾研究》2015年第4期,第63-64页。

  

   〔8〕王英津:《冲突与合作:海洋主权争端中的两岸关系》,九州出版社2017年版,第114-116页。

  

   〔9〕台湾地区外事主管部门:《对南海问题之立场声明》,第001号,2015年7月7日。

  

   〔10〕Monetary Gold Removed from Rome in 1943 ( Italy v. France,United Kingdom,and United States) , Preliminary Question, Judgment, I.C.J Reports, 1954, p.19.

  

   〔11〕South China Sea Arbitration, Hearing on the Merits and Remaining Issues of Jurisdiction and Admissibility, 25 November 2015, p.6.

  

   〔12〕 South China Sea Arbitration, Award, 12 July 2016, p.31, para.89.

  

   〔13〕Anna Riddell and Brendan Plant. Evidence Before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British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2009, pp.1-2.

  

   〔14〕郑亦君:《国际法院评估与采纳证据的自由裁量模式——以判例为中心展开》,《中山大学法律评论》,2016年第4期,第120-121页。

  

   〔15〕国际法院规约》第五十条,详见:https://www.un.org/zh/documents/statute/chapter3.shtml

  

   〔16〕Anna Riddell and Brendan Plant. Evidence Before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British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2009, p.185.

  

   〔17〕The Corfu Channel Case.Judgment, April 19, 1949, I.C.J.Reports, pp.18-20.

  

〔18〕Anna Riddell and Brendan Plant. Evidence Before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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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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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评论》6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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