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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瑞贺:比较法视角下债权让与中债务人抗辩的类型化考察

更新时间:2021-06-17 05:58:09
作者: 杨瑞贺  

   摘要:在比较法上,债务人可否向受让人主张其对让与人的抗辩,往往取决于债务人对让与人的抗辩是被让与债权的内在抗辩还是外在抗辩。借鉴比较法上的发展趋势,并结合我国《民法典》第549条关于“独立债权间的抵销”与“牵连债权间的抵销”的规定,可以将《民法典》第548条规定的债务人抗辩区分为被让与债权的内在抗辩和外在抗辩。相比前者,债务人向受让人主张被让与债权的内在抗辩不受抗辩发生时间的限制。被让与债权的内在抗辩得以承认的理论基础在于,矫正乃至消除原始合同或者构成相同交易一部分的任何其他合同的预定履行与实际履行之间的分歧,避免一方当事人承担预定履行以外的义务。

  

   关键词:债权让与;外在抗辩;内在抗辩;独立债权间的抵销;牵连债权间的抵销

  

   作者简介:杨瑞贺,法学博士,日本北海道大学法学研究科助理教授。

  

  

   一、问题的提出

  

   在债权被让与的情形,债务人可否以其对让与人的抗辩向受让人主张?此问题是债权让与关于债务人利益保护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受让人基于债权让与受让的债权受制于债务人对让与人享有的抗辩,是世界各国和地区公认的基本原则,而且反映了“债务人不因债权让与陷入不利地位”这一法律思想。我国《民法典》第548条规定,债务人接到债权转让通知后,债务人对让与人的抗辩,可以向受让人主张。该条文完全承袭了《合同法》第82条的规定,但并没有解决《合同法》第82条本身存在的问题。

  

   我国《合同法》框架下关于债务人抗辩的理论分歧延续至《民法典》第548条。如杨立新教授主持编写的法典释义坚持第一种观点,即“债务人接到转让通知时,债务人对让与人原来享有的抗辩及抗辩权,仍然存在,并且可以向受让人主张,对抗债权的受让人履行请求权”。与此相对,黄薇和石宏等主持编写的法典释义采纳第二种观点,即“只要债务人可以对让与人主张的抗辩都可以对受让人主张”。王利明教授主持编写的法典释义基本上赞同该观点并在此基础上限制了债务人的抗辩范围,即由原始合同或者构成相同交易一部分的任何其他合同产生的抗辩,债务人都可以此对抗受让人。在《民法典》框架下,债务人不能通过预先订立限制债权让与特约确保其抗辩主张,《民法典》第548条发挥着更多保护债务人抗辩的作用。如何认定债务人的抗辩范围,是我国民法学不得不面对的理论与实践难题。

  

   在比较法上,债务人可否对受让人主张抗辩往往取决于债务人对让与人的抗辩是被让与债权的外在抗辩还是内在抗辩。对于前者而言,让与通知具有切断债务人抗辩的作用,债务人不得让与通知后对让与人享有的抗辩对抗受让人。而对于后者而言,即便债务人对让与人的抗辩乃至其发生基础存在于让与通知后,债务人也有可能向受让人主张抗辩。这一立法模式对我国《民法典》的编纂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二、我国法的状况及其评价

  

   (一)基于《合同法》框架的分析与探讨

  

   我国《合同法》第82条规定,债务人接到债权转让通知后,债务人对让与人的抗辩,可以向受让人主张。该条规定在法律适用上面临着如何认定债务人抗辩范围的问题。民法学界关于债务人抗辩范围的理解主要形成了以下两种观点:

  

   其一,将债务人可以向受让人主张的抗辩限定在债务人在让与通知前对让与人取得的抗辩。按照这一观点,债务人不得以其在让与通知后对让与人取得的抗辩向受让人主张。本文将这一限制债务人抗辩范围的观点称之为“限制说”。在比较法上,受法国法影响的立法例,如日本《民法典》第468条第1款、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299条第1款、瑞士《债务法》第169条1款、韩国《民法典》第451条第2款等关于债务人的抗辩范围采纳了“限制说”的基本立场。这一限制债务人抗辩范围的学说虽有利于保护受让人,促进以债权让与为理论基础的融资交易的发展,却损害了债务人的利益。鉴于债权让与中债务利益保护的重要性,限制说论者通常并不要求债务人的抗辩现实发生于让与通知前,只要抗辩的发生基础存在于让与通知前,债务人即有可能以让与通知后对让与人取得的抗辩向受让人主张。抗辩的发生基础及其判断标准如何,在法解释学上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我国学者受日本传统民法理论的影响,在解释上通常将具体要件事实的发生评价为抗辩的发生基础(以下简称“限制说I”),比较法上倾向于将产生被让与债权的合同评价为抗辩的发生基础(以下简称“限制说II”)。

  

   其二,债务人所得对抗让与人的一切抗辩,都可以向受让人主张。受让人不能获得优于让与人的地位这一原则为各国和地区法律所承认,该观点也不例外。据此,受让人基于债权让与取得债权时,受制于债务人可以向让与人主张的抗辩,且不问抗辩及其发生基础的存在时间。本文将这一观点称之为“无限制说”。“无限制说”可以追溯至梁慧星教授主持起草的民法典草案学者建议稿第793条,即“债务人可以对抗让与人的事由对抗受让人”。上述“无限制说”的基本观点有利于保护债务人的抗辩利益,但并没有对《合同法》第82条的解释与适用产生实质性影响。

  

   在《合同法》框架下,债务人为确保其对让与人的抗辩可以向受让人主张,可以依《合同法》第79条第2项之规定预先与让与人在基本合同上约定“甲不得转让其基于个别买卖合同对乙取得的价款债权”。我国法院也承认了限制债权让与特约的对外效力,因此有学者认为《合同法》第79条第2项是一项抗辩接续条款,其与第82条一道共同发挥着保护债务人抗辩利益的作用。在《合同法》框架下,限制债权让与特约有其独立存在的价值,承认限制债权让与特约对外效力的裁判例与学说,有利于充分保护债务人的抗辩利益,实值赞同。

  

   (二)《民法典》第548条的分析与探讨

  

   我国《民法典》第548条完全承袭了《合同法》第82条的规定,《合同法》框架下关于债务人抗辩的理论分歧——“限制说”与“无限制说”之争——也因此延续至《民法典》第548条。诚如上文所述,在《合同法》框架下“限制说”处于优势地位,为我国理论界乃至实务界所广泛接受。但在后民法典时代,全国人大法工委有关工作人员及民法学者主持编写的法典释义倾向于采纳“无限制说”的基本观点。

  

   石宏和黄薇分别主持编写的《民法典解释与适用》和《民法典合同编解读》都认为第548条采纳了不限制抗辩产生时间点的立法模式,即“只要是债务人可以对让与人主张的抗辩都可以对受让人主张”。但是,这并不当然意味着债务人向受让人主张抗辩不受任何限制。在比较法上,《欧洲合同法原则》第11:307条第1款和《欧洲示范民法典草案》第5:116条第1款等采纳了“无限制说”的基本观点,但同时又限制了债务人的抗辩范围,即将债务人可以向受让人主张的抗辩限定在债务人基于被让与债权而对让与人享有的抗辩。

  

   王利明教授主持编写的《民法典释评》在“无限制说”的基础上限制了债务人的抗辩范围,即债务人对让与人的抗辩产生于原始合同或者构成相同交易一部分的任何其他合同时,不问抗辩发生的时间,债务人都可以向受让人主张抗辩。本文将这一观点称之为“新无限制说”。该观点无疑受到了《联合国应收账款转让公约》第18条第1款、《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担保交易示范法》第64条第1款和《美国统一商法典》第9-404条第1款等立法例的影响。

  

   我国《民法典》通过后的法典释义之所以倾向于采纳“无限制说”的基本观点、扩大债务人的抗辩范围,与《民法典》第545条第2款第2句就金钱债权的转让否定限制债权让与特约的对外效力,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

  

   (三)小结

  

   我国《合同法》第82条就债务人的抗辩范围仅规定,债务人对让与人的抗辩可以向受让人主张,并未涉及抗辩发生的时间。民法学界关于债务人的抗辩范围形成了“限制说”和“无限制说”两种基本观点。相比后者,“限制说”对我国裁判实务产生了重大影响,且不要求债务人的抗辩现实发生于让与通知前,只要其发生基础存在于让与通知前,债务人就有可能以其在让与通知后对让与人的抗辩向受让人主张。关于“抗辩的发生基础”,在法解释学上主要存在两种可能性:“限制说I”与“限制说II”。前者将具体要件事实的发生评价“抗辩的发生基础”。后者则将合同评价为“抗辩的发生基础”。即使采纳“限制说II”也不足以保护债务人的抗辩利益,因为在将来债权被让与的情形,当事人往往在让与通知后签订产生被让与债权的个别合同,故难以认为债务人基于让与通知前的合同而对让与人取得抗辩,债务人无从对受让人主张抗辩。债务人为确保其抗辩利益,可以预先与让与人在基本合同上作出限制或者禁止转让合同债权的约定。

  

   我国《民法典》第545条就金钱债权的转让否定了限制债权让与特约的对外效力,债务人不得以该特约对抗任何受让人。作为否定限制债权让与特约对外效力的代偿措施,全国人大法工委及民法学者主持编写的法典释义就债务人的抗辩范围倾向于采纳“无限制说”的基本观点。在“无限制说”的基础上又形成了进一步限制债务人抗辩范围的观点,即将债务人可以向受让人主张的抗辩限定在债务人基于原始合同或者构成相同交易一部分的任何其他合同而对让与人享有的抗辩(“新无限制说”)。这一观点主要面临着如何认定“构成相同交易一部分的任何其他合同”的问题,其背后的理论基础也有必要做进一步的探讨。

  

   三、债权让与中债务人的内在抗辩与外在抗辩

  

   (一)《民法典》第548条的解释空间

  

   诚如上文所示,我国《民法典》第548条既未涉及抗辩的发生时间点,也未区分抗辩的类型。何为被让与债权的内在抗辩与外在抗辩,以及为何区分债务人的抗辩,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深入探究的问题。

  

   在我国《民法典》第548条和549条的立法过程中,立法者和民法学者广泛参考《联合国应收账款转让公约》第18条第1款和《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担保交易示范法》第64条第1款等立法例,它们将原始合同或者构成相同交易一部分的任何其他合同产生的抗辩或者抵销权规定为被让与债权的内在抗辩,而债务人同让与人之间的另外交易产生的抵销权等抗辩则被规定为被让与债权的外在抗辩。

  

我国《民法典》第549条关于债权让与中债务人抵销权的规定受上述立法例影响较大,明确区分“牵连债权间的抵销”,即“同一合同”产生之债权间的抵销(第1项)和“独立债权间的抵销”(第2项),分别对应比较法上的内在抗辩和外在抗辩。而对于债权让与中债务人的抗辩,《民法典》第548条完全承袭了《合同法》第82条的规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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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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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外社会科学前沿》202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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